朱大可的精神记忆

在《记忆的红皮书》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朱大可关于少年往事的叙述以及若干实验性的短篇小说。作者的暧昧笔触在这类创作型作品中获得了俨然不同于其理论分析的面貌。在题为“记忆的红皮书”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游走于作为回忆中的主角和历史学家之间，同时扮演着充满情感热望的回忆者和保持冷峻视角的批判者。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他从一名孩童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疾病症状。这是德国人齐美尔和法国人普鲁斯特的奇妙结合，在诸多对红色时代的反思性作品中，至今尚没有一部其他作品能够呈现出如此丰富的精神色彩。
    一名已故的学者曾将朱大可称作“文化恐龙”，这一度成为十分著名的譬喻。然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关注这一称谓，发现它同样是一句充满先见的谶语。恐龙的命运是灭绝，在卡尔维诺的小说《恐龙》中，在群体灭绝之后唯一的幸存者最终隐匿在人群中，孤独地坚守着他的记忆和价值。朱大可这头“文化恐龙”如今更像他笔下的仙鹤，他独自伫立，高声独语，而眼中充满着寂寞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