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你我点燃一朵雪夜的烛火？
“窗外看不见道路，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风雪在院子里咆哮，空中扬起一片雪尘。可以这样想象，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风在呼啸、哀嚎，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这时，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开篇来得有点凶虐，一个孩子，裹尸布一样的大雪，寒冷、严酷产生一种巨大的裹挟力，让人于茫茫雪原里仿佛已经看到一个悲剧式的未来。
雪，在《日瓦戈医生》里组成了一个特别的世界。小尤拉（日瓦戈）在大雪里为父亲送葬，白雪的世界里留下一个黑色的十字架；青春洋溢的尤拉和冬妮娅在圣彼得堡的雪夜里外出参加圣诞派对，归来的时候满城阗黑，只是看到一栋尖顶的小楼里面，一个窗口还有着暖黄色的光圈——拉拉和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在那个雪夜里聊天。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
多年以后，日瓦戈和拉拉在杜普良卡重新相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这个夜晚，日瓦戈讲到那个烛火，拉拉告诉他当时点蜡烛的情形，两个人的这记忆就这样交融。那个夜晚杜普良卡的风雪更暴虐、嚎叫，火炉里的桦木柴偶尔哔剥作响，她和他相顾一笑泯怨艾，多年的阻隔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两个段落就像电影的交叉蒙太奇和反打镜头一样，在那个瞬间将我们的忧愁抚平。
帕斯捷尔纳克的描写有一种魅力，能够将景物自然地纳入到故事逻辑里来。再看下面这个段落：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不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我尤其喜欢最后描写的这一句，将融化的雪水的留下的泡沫比做啤酒花留下的残迹，非特形似，而且契合当时主人公的心态和身边的氛围。日瓦戈当时正乘火车去往梅留泽耶沃镇，在那里虽然他将在黑色的烂泥里从事劈木柴这样的粗活儿，但他也幸运地再次与拉拉相逢，拉拉和红军军官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好也居留这个镇。
拉拉和日瓦戈的接近是因为两颗脑袋可以碰在一块儿，他俩觉得旧俄时代的一切必须改变，又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他们也阅读民粹派、普列汉诺夫、列宁、托尔斯泰，但他们隐隐然觉得靠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瓦戈的妻子冬妮娅和拉拉的丈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恰恰相反，冬妮娅怀念十月革命前家里舒适的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拉斯科尔尼科夫偏执地觉得一切旧秩序和阻碍革命的人都应该扫除，仿佛那些事物都是臭虫和蟑螂。
拉拉是一位有爱心而有独立的女子，为了保护日瓦戈，她只好忍受科马罗夫斯基对她的爱与虐，这位混进苏维埃新政府的旧俄贵族无耻地宣称，他正在用他的知识帮助布尔什维克。小说写到拉拉的可怕梦境，这个如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场景太可怕了，一种撕裂而荒芜的爱情是那么的让人不安，读到这里的时候，忧愁、心碎、压抑、撕扯这诸般感觉涌上心头，我除了暗自期许拉拉和日瓦戈能够真正相爱相依以外，已经别无所求：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
在苏联红军追剿白军和反击协约国干涉军的战争中，日瓦戈被强征为军医，这对于习惯于正常生活的日瓦戈来说，确实是一件苦差。苏联红军一路追击敌人到了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日瓦戈在这个时候开了小差，他在雪地上爬出了营地：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描写严寒、悲剧的时候，也擅长捕捉这些温柔的瞬间，将一种向往自由的心态和日瓦戈紧张查看哨兵的情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叙述保持了一种良好的舒张度，几乎给人一种坐着爬犁在雪地上缓缓前行的感觉。
描写科马罗夫斯基这个让人厌恶的伪善者时，帕斯捷尔纳克巧妙地利用了动物的本能反应来鄙视他：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不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
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侏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这个科马罗夫斯基在1930年代遭到排挤，带着细软从西伯利亚逃往蒙古，在逃走前夕她跑到杜普良卡希望拉拉能跟他一块儿逃走，遭到决然拒绝。此人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案，有人说他在半途上被杀害，有人说他平安逃到了蒙古。也有人说他逃到蒙古后遭到苏联契卡的追踪，最终被枪杀。
经历了岁月的艰难，比如雪夜偷木材，黑烂的稀泥里做苦工修铁路，杜普良卡的暴风雪、狼嚎、枪声，日瓦戈回到了莫斯科，没曾想却在某天心脏病突发，死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单是写日瓦戈死在大街上是没有意义的，作者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偶遇：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不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这个偶遇是以静默的方式进行了，日瓦戈不曾和弗列里老小姐打招呼，弗列里小姐也没认出日瓦戈来，而一个瞬间，生死两隔，日瓦戈成为一具尸体成为喧闹的中心。弗列里浑然不觉，穿越时间的波浪飘然而去，这称为小说结尾非常诡异的一笔，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存在与此在之间的无可奈何。
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在拉拉和日瓦戈之间出现过：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不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入口。”
拉拉遭遇到人生最大的悲剧，丈夫被枪毙，情人日瓦戈不幸死在街头，最后她终于愤怒了,愤怒地向询问她下落的人通电话：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认为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拉拉怀着重逢旧识的期待，她走进了卡梅尔格斯基街道上的房子，没曾想看到的是装殓昔日情人日瓦戈的棺材，情人已经躺在棺材里，天人永隔。拉拉当场哭倒在棺材盖子上，而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仿佛时间已经静止：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以前有关这部小说还有一个严重的误读，认为小说写到日瓦戈死在大街上，是对苏联以及十月革命的一种攻击。其实这个说法是武断的，小说在结尾专门写到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苏联的青年男女都踊跃上了战场，在库尔斯克草原某个战斗间隙庆祝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到营地来找一位姑娘，姑娘的名字大约叫冬妮娅·日瓦戈，军官带来了她叔叔的问候，并很热情地活冬妮娅握了手。
斯人已逝，讼争无息，或许只有苏俄同胞之间互相更加理解。
“作为人，作为个人，俄国作家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至今还是屹立在爱的灿烂光辉中，忘我地热爱伟大的生活，热爱文学，热爱困乏的人民，热爱自己凄凉的国土。他们是诚实的战士，为真理而死的伟大殉道者，在劳动中是勇士，在对人民的态度上是稚子，他们有着一颗像泪珠一般晶莹、像俄罗斯苍穹上的群星一般灿烂的童心。”这是高尔基的话，在这里，我把它献给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个时刻，仰望、缅怀一下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把它献给热爱他的读者们。
附言：我最初阅读的是顾亚铃、白春仁两位前辈的译本，但因为当初未抄录原书译文。后来在写毕业论文时引文来自蓝英年、长秉衡的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本，现在重写一篇读书札记，也还是用的这个引文。这两个译本各有所长，顾、白本自然、灵动、抒情，字数略多一些。蓝、张译本精练、严肃、凝重，字数略少一点。
小说里还引用了一首很不错的俄罗斯民歌：
可怜我吧，花楸树枝，美人儿花楸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堤上，杨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仍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俄罗斯民歌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的开篇来得有点凶虐，一个孩子，裹尸布一样的大雪，寒冷、严酷产生一种巨大的裹挟力，让人于茫茫雪原里仿佛已经看到一个悲剧式的未来。
雪，在《日瓦戈医生》里组成了一个特别的世界。小尤拉（日瓦戈）在大雪里为父亲送葬，白雪的世界里留下一个黑色的十字架；青春洋溢的尤拉和冬妮娅在圣彼得堡的雪夜里外出参加圣诞派对，归来的时候满城阗黑，只是看到一栋尖顶的小楼里面，一个窗口还有着暖黄色的光圈——拉拉和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在那个雪夜里聊天。
“拉拉喜欢在烛光下面谈话。帕沙总为她准备着整包没拆封的蜡烛。他把蜡台上的蜡烛头换上一支新的，放在窗台上点着。沾着蜡油的火苗噼啪响了几声，向周围迸出火星，然后像箭头似的直立起来。房间里洒满了柔和的烛光。在窗玻璃上靠近蜡头的地方，窗花慢慢融化出一个圆圈。
他们穿过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尤拉注意到一扇玻璃窗上的窗花被烛火融化出一个圆圈。烛光从那里倾泻出来，几乎是一道有意识地凝视着街道的目光，火苗仿佛在窥探往来的行人，似乎正在等待着谁。
‘桌上点着一根蜡烛。点着一根蜡烛……’尤拉低声念着含混的、尚未构成的一个句子开头的几个词，期待着下面的词会自然而然地涌出。”
多年以后，日瓦戈和拉拉在杜普良卡重新相逢的时候，两个人聊到这个夜晚，日瓦戈讲到那个烛火，拉拉告诉他当时点蜡烛的情形，两个人的这记忆就这样交融。那个夜晚杜普良卡的风雪更暴虐、嚎叫，火炉里的桦木柴偶尔哔剥作响，她和他相顾一笑泯怨艾，多年的阻隔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这两个段落就像电影的交叉蒙太奇和反打镜头一样，在那个瞬间将我们的忧愁抚平。
帕斯捷尔纳克的描写有一种魅力，能够将景物自然地纳入到故事逻辑里来。再看下面这个段落：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不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我尤其喜欢最后描写的这一句，将融化的雪水的留下的泡沫比做啤酒花留下的残迹，非特形似，而且契合当时主人公的心态和身边的氛围。日瓦戈当时正乘火车去往梅留泽耶沃镇，在那里虽然他将在黑色的烂泥里从事劈木柴这样的粗活儿，但他也幸运地再次与拉拉相逢，拉拉和红军军官拉斯科尔尼科夫正好也居留这个镇。
拉拉和日瓦戈的接近是因为两颗脑袋可以碰在一块儿，他俩觉得旧俄时代的一切必须改变，又不是激进的革命者，他们也阅读民粹派、普列汉诺夫、列宁、托尔斯泰，但他们隐隐然觉得靠革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日瓦戈的妻子冬妮娅和拉拉的丈夫拉斯科尔尼科夫恰恰相反，冬妮娅怀念十月革命前家里舒适的贵族-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拉斯科尔尼科夫偏执地觉得一切旧秩序和阻碍革命的人都应该扫除，仿佛那些事物都是臭虫和蟑螂。
拉拉是一位有爱心而有独立的女子，为了保护日瓦戈，她只好忍受科马罗夫斯基对她的爱与虐，这位混进苏维埃新政府的旧俄贵族无耻地宣称，他正在用他的知识帮助布尔什维克。小说写到拉拉的可怕梦境，这个如同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场景太可怕了，一种撕裂而荒芜的爱情是那么的让人不安，读到这里的时候，忧愁、心碎、压抑、撕扯这诸般感觉涌上心头，我除了暗自期许拉拉和日瓦戈能够真正相爱相依以外，已经别无所求：
“可是他继续带着披着长面纱的她到那家可怕的餐馆的单独的房间里去。侍者和顾客目送着她，他们的眼光似乎要把她剥个精光。她只能自问："难道人们相爱，就要受屈辱吗？"
有一次她做了一个梦：她被埋在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她左边的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而人们在地上歌唱着《黑眼睛和白乳房》和《别让玛莎过小溪》。
拉拉并不信奉宗教，也不相信那些教堂仪式。但为了承受生活的重压，有时也需要某种内在音乐的陪伴。这种音乐并不是每一次都能自己谱写的。”
在苏联红军追剿白军和反击协约国干涉军的战争中，日瓦戈被强征为军医，这对于习惯于正常生活的日瓦戈来说，确实是一件苦差。苏联红军一路追击敌人到了匈牙利的喀尔巴阡山，日瓦戈在这个时候开了小差，他在雪地上爬出了营地：
“现在，在宿营地和树林的出口处，秋天的树叶都脱落了，像一扇打开的门，从树与树之间的空隙能看很远。就在这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揪树。它是所有的树木中唯一没脱落树叶的树，披满赤褐色的叶子。它长在泥洼地中的一个小土丘上，枝叶伸向天空，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揪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
在小鸟和花揪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仿佛花揪树什么都看见了，抗拒了半天，终于可怜起小鸟来，向它们让步了，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唉，拿你们有什么办法？好吧，吃我吧，吃我吧，我养活你们。’它自己也笑了。”
帕斯捷尔纳克在描写严寒、悲剧的时候，也擅长捕捉这些温柔的瞬间，将一种向往自由的心态和日瓦戈紧张查看哨兵的情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叙述保持了一种良好的舒张度，几乎给人一种坐着爬犁在雪地上缓缓前行的感觉。
描写科马罗夫斯基这个让人厌恶的伪善者时，帕斯捷尔纳克巧妙地利用了动物的本能反应来鄙视他：
“礼拜天的散步没有实现。科马罗夫斯基带着杰克只在人行道上走了几步就停住脚步。他想起了库茨涅茨基大街、萨塔尼基开的玩笑和他所遇到的许多熟人。不行，他实在受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向后转了。狗觉得奇怪，用不乐意的眼光从地上向他望着，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
在有阳光照进来的楼梯转弯的楼梯口，他看到叭儿狗的崇敬的目光。杰克从下向上望着他，抬着头，活像一个双颊松弛、流着口水的老年侏儒。
叭儿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长筒袜子，朝她哪牙乱叫。它不高兴主人到拉拉那里去，仿佛怕他从她那儿染上人的气味。”
这个科马罗夫斯基在1930年代遭到排挤，带着细软从西伯利亚逃往蒙古，在逃走前夕她跑到杜普良卡希望拉拉能跟他一块儿逃走，遭到决然拒绝。此人的下落成了一个谜案，有人说他在半途上被杀害，有人说他平安逃到了蒙古。也有人说他逃到蒙古后遭到苏联契卡的追踪，最终被枪杀。
经历了岁月的艰难，比如雪夜偷木材，黑烂的稀泥里做苦工修铁路，杜普良卡的暴风雪、狼嚎、枪声，日瓦戈回到了莫斯科，没曾想却在某天心脏病突发，死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单是写日瓦戈死在大街上是没有意义的，作者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偶遇：
“响起一片喧哗声，乘客纷纷争着出主意。有几个乘客从后门下来，围住摔倒的人。他们很快便断定，他已不再呼吸，心脏停止跳动。人行道上的人也向围着尸体的人群走来，有的人感到安慰，有的人觉得失望，这个人不是轧死的，他的死同电车毫不相干。人越来越多。穿淡紫色连衣裙的女士也走到人群眼前，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死者，听了一会儿旁人的议论，又向前走去。她是个外国人，但听明白了有的人主张把尸体抬上电车，运到前面的医院去，另外一些人说应当叫民警。她没等到他们作出决定便向前走去。
穿紫色连衣裙的女士是从梅留泽耶沃来的瑞士籍的弗列里小姐。她已经非常衰老了。十二年来，她一直在书面申请准许她返回祖国。不久前她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到莫斯科来领取出境护照。那天她到本国大使馆去领取护照，她当扇子扇的东西便是用绸带扎起来的卷成一卷的证件。她向前走去，已经超过电车十次了，但一点都不知道她超过了日瓦戈，而且比他活得长。”
这个偶遇是以静默的方式进行了，日瓦戈不曾和弗列里老小姐打招呼，弗列里小姐也没认出日瓦戈来，而一个瞬间，生死两隔，日瓦戈成为一具尸体成为喧闹的中心。弗列里浑然不觉，穿越时间的波浪飘然而去，这称为小说结尾非常诡异的一笔，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存在与此在之间的无可奈何。
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在拉拉和日瓦戈之间出现过：
“死去的这个五官残缺不全的人是预备役的士兵吉马泽特金，在树林里吵嚷的那位军官是他的儿子加利乌林少尉，护土就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们都同在一个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没有认出来，其他人更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事永远无法确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机会，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会知道。
眨眼之间，就在上台阶的时候，这个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声，全身一抖，就断了气。
那是他在前线度过的第一个春天。他被派去的那个部队的司令部设在喀尔巴阡山的一个盆地里。部队的任务是封锁从匈牙利方面通往盆地的入口。”
拉拉遭遇到人生最大的悲剧，丈夫被枪毙，情人日瓦戈不幸死在街头，最后她终于愤怒了,愤怒地向询问她下落的人通电话：
“您说有些话您没听明白。这有什么不好明白的。我来到莫斯科，寄存了行李，信步沿着莫斯科大街走去，有一半都不认识了——忘了。走啊，走啊，走下库兹涅茨基桥，进了库兹涅茨基胡同，突然见到熟得不能再熟的卡梅尔格斯基街上那所认为被枪毙的安季波夫，我死去的丈夫，当大学生的时候租的房间，正是我们现在坐在里面的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吧，也许旧主人侥幸还活着呢。至于他们早不在了，这儿的一切都变了样，我是以后才知道的，是第二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您不是也在场吗，我何必还说呢？我仿佛被雷打了一样，朝街的门敞着，屋里有人，还有棺材，棺材里躺着死人。死的人是谁呢？我进了门，走到跟前，我想我真发疯了，在做梦吧，可这一切您都看见了。我说得不对吗，我何必还要给您讲呢？”
拉拉怀着重逢旧识的期待，她走进了卡梅尔格斯基街道上的房子，没曾想看到的是装殓昔日情人日瓦戈的棺材，情人已经躺在棺材里，天人永隔。拉拉当场哭倒在棺材盖子上，而第二天到来的时候，仿佛时间已经静止：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安季波娃，是在储藏室找到她的。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面前摆了一堆已经熨好的衣服。她还在继续熨着。
朝向花园的窗户是敞开的。屋子里闻得到柞树花香，还有那种古老的花园里才有的混合着兰芹干枝的苦味。两只熨斗发出淡淡的炭火气，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轮换用它们熨衣服，一会儿把这一只、一会儿把那一只放到蒸气管子上去加热。”
以前有关这部小说还有一个严重的误读，认为小说写到日瓦戈死在大街上，是对苏联以及十月革命的一种攻击。其实这个说法是武断的，小说在结尾专门写到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苏联的青年男女都踊跃上了战场，在库尔斯克草原某个战斗间隙庆祝的时刻，一位高级军官到营地来找一位姑娘，姑娘的名字大约叫冬妮娅·日瓦戈，军官带来了她叔叔的问候，并很热情地活冬妮娅握了手。
斯人已逝，讼争无息，或许只有苏俄同胞之间互相更加理解。
“作为人，作为个人，俄国作家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至今还是屹立在爱的灿烂光辉中，忘我地热爱伟大的生活，热爱文学，热爱困乏的人民，热爱自己凄凉的国土。他们是诚实的战士，为真理而死的伟大殉道者，在劳动中是勇士，在对人民的态度上是稚子，他们有着一颗像泪珠一般晶莹、像俄罗斯苍穹上的群星一般灿烂的童心。”这是高尔基的话，在这里，我把它献给帕斯捷尔纳克，在这个时刻，仰望、缅怀一下这位伟大的作家，也把它献给热爱他的读者们。
附言：我最初阅读的是顾亚铃、白春仁两位前辈的译本，但因为当初未抄录原书译文。后来在写毕业论文时引文来自蓝英年、长秉衡的外国文学出版社译本，现在重写一篇读书札记，也还是用的这个引文。这两个译本各有所长，顾、白本自然、灵动、抒情，字数略多一些。蓝、张译本精练、严肃、凝重，字数略少一点。
小说里还引用了一首很不错的俄罗斯民歌：
可怜我吧，花楸树枝，美人儿花楸树。
你不要把自己的美丽送给凶狠的敌人，
凶狠的敌人，凶狠的大乌鸦。
你把美丽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堤上，杨散在白雪上，
把它们扔向故土，
扔向村里最后一座茅屋，
仍向最后一扇窗户或者最后一间草屋，
那儿隐藏着一位女修士，
我亲爱的，日夜思念的人儿。
——俄罗斯民歌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