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造就我们
所谓“历史”，无非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因此长期以来传统史观均倾向于认为，著史便意味着对这些事件确切、客观的记述，强调秉笔直书。然而人毕竟有着主观意志，任何“事实”总是受到人们观念和立场的制约，根本没有完全客观的事实“摆在那儿”——电影《罗生门》已经揭示了这一点：每个当事人对事件的回忆都有一套自己的叙述，有着不同的细节和强调，以至于根本无法判断谁说的才是真相。而史学家同样是人，纯粹客观叙述的史学也是不存在的。
这种纷繁多线的历史叙事，在各种彼此歧异的传说中尤其显著，因此以往人们常常感觉对此无从措手，只能将之视为荒诞不经。王明珂则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从社会记忆入手来理解这些看似一团乱麻的故事——与“历史”不同的是，记忆是人们相信发生的事情。因此问题就在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些故事？
记忆是一种需要
在他对羌族的研究中，王明珂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同一条沟的三个村庄，都传说其祖先分别是一起来此开荒的三兄弟。在他看来，“兄弟”这个符号暗示着这几个人群之间既合作、又区分和对抗的关系：他们共同享有和分配当地资源的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为了对应这一社会现实，人们的记忆和历史叙述就被如此设想了。
从这一点推延出去，他意识到这类传说的广泛存在，例如根据布朗族的传说，开天辟地时天上漏下四兄弟，佤族是老大，老二布朗和拉祜是双胞胎，汉族老三，傣族老四——这样的情节在西南各族中广泛流传，虽然细节时有不同。常说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也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这也是它为何能一直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记忆中，几个祖先弟兄的后裔往往涵盖本地“所有的人”，在这种“历史”所造就的社会族群关系中，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外来者，各族群处于对等的共有、区分与竞争关系之中。而对“过去”的记忆、叙述本身又造就和强化了这种群体关系和社会现实——几群人出自同一祖先这一“事实”暗示了所有人，他们本来是联系紧密的一家人，而兄弟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并不是剧烈对抗。它不但将现有社会关系合法化了，事实上也阻止了这种关系的恶化或极端化。
同时，一个所有人共同相信的“起源历史”，对群体的凝聚至关重要——王明珂将之称为“根基历史”。基于此，这种祖先起源的模式便具备一种功能性价值：例如自《史记》的经典书写之后，汉人普遍自视为“炎黄子孙”，英雄祖先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占据一个核心地位。而上古传说中蚩尤等帝王与黄帝的关系，将整个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和部族的祖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记忆网络不断的编织，几千年来中国很难维持一个长期统一的局面，因为这有赖于所有人的认同和记忆；反过来，这种统一局面又促成了相关历史记忆的生成。
自从黄帝被设想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之后，以他为祖源的记忆便开始逐渐向外扩散传播，例如原本是异族的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之后，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其实也源出黄帝。这种宣示本身没有历史依据，但正因此它才耐人寻味：为什么需要构造这样一种联系？答案是：这种历史记忆的改变可以赋予当事人现状以合法性。日本古代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最初辅佐天照大神的神灵，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显得更加理所当然。唐朝时几乎所有姓氏都声称源出上古帝王或大臣，以至于武则天曾幽默地询问：这么说来，难道上古没有百姓吗？
当然，这种扩散本身也有赖于人们的主动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的边缘都出于社会认同感而卷入到这种历史记忆的构造中来——不论是文化边缘（初民、土著）、空间边缘（边疆）、时间边缘（古代），还是社会权力边缘（社会下层）。明清时西南各地的大姓和土司都声称自家源出内地名人，例如广西壮族土司常常攀附说先祖是北宋名将狄青的部属，本是山东青州人。这些模式化的情节普遍存在，正说明了相应的社会情况也普遍存在。通过这样的建构，边缘的历史就被编入和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历史中来，原本的歧异被掩盖，而共有的认同得到了强调。
反过来，对不同历史记忆的选择，也与群体心态有着密切互动。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朝鲜的两个起源传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相信朝鲜最初是殷商时代的仁人贤臣箕子东迁后才立国的，朝鲜本国文士也长期因此自称“君子之国”、“小中华”，这深深影响了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政治态度；但近现代的朝鲜民族知识精英则更崇信檀君为开国君主——传说他是天神与熊女所生，这个神话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但它的本地起源色彩更适合于朝鲜人建立起一个摆脱华夏的自我认同的情感需要。
连瑞枝《隐藏的祖先》一书中曾同样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诠释云南大理的历史：在崇信佛教的南诏大理时代，人们发起一连串的寻找佛陀圣迹的活动，佛教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思想；而到元朝在云南建立文庙之后，一个思想上颇为不同的地方社会就被逐渐建立起来，到了明清时代，云南当地墓志中均自称祖先是元明时有功名官职者，祖籍常常是南京或江西。所有这些历史都昭示着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的记忆——记忆不仅仅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客观陈述，更是对现状的认可和解释。
想象的联系
虽然对相关历史记忆的剖析使我们意识到，任何一种集体记忆都不是单纯地保存往事，而往往是根据现在来重构“过去”。但王明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构这一点，并指出那些历史记忆都是虚构的谎言；他仍认为这些是值得尊重且耐人寻味的叙述，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不带自我观念地去回忆，而且，这些看起来互相歧异或不合理的记忆本身，正折射出一个普遍的心态：任何社会秩序的成员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否则他们就无法共享经验。
这正是现在许多族群冲突中最突出的问题，例如中日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叙述分歧很大，这使得两国人民和政治家都无法达成共识，造成严重问题，正因此才要倡导东亚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在现代民族主义冲突中，族群边界在竞争中愈发显得清晰明确，而这又导致了对立双方往往无法采取妥协的立场。在所有现代族群冲突中，无论是巴以还是北爱尔兰，对立双方都有一套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来支持己方的行为。与这些残酷而长期的冲突相比，西南各族的弟兄祖先传说在强调区分、对抗的同时更强调像一家人似的合作，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关系，这种想象的联系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使人们感觉生活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之中。正如王明珂在书中所强调的，反思这种发生在边界的多元、模糊、跨越、漂移的现象，能很好地有助于我们反思各种社会情境和人的处境。
以往经典的人类学理论常常认为个人认同的某些方面是“给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例如血缘、语言、种族联系都是所谓“原始关系”，人们由此发展出自我认知，并成为政治忠诚的基础。王明珂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也并非完全不可更改，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设定，人们跨越这些边界都是可能的，至少使这些边界显得模糊化了，而这反过来倒是更有利于一个共同秩序下和谐共处的族群关系。无独有偶，另一项对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研究也证实：“约鲁巴族人为了更好地配置经济和政治利益，长期以来很有策略地重塑了他们的祖籍城邦认同”（《找回国家》）。这一案例可以有力地佐证中国历史上相似的现象：西南各族明明是土著，却自称祖先是南京、孝感或江西迁移而来的汉人。
哈布瓦赫的经典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曾说：“声名流传下来并为后人记住的祖先，只是那些对他们的记忆已被人们变成了崇拜对象的先辈，他们与这些先辈至少保持着虚构的联系。而其他的祖先，则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大众的一部分。”确实，人们与祖先的联系，往往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符号的联系，这也是群体凝聚的需要。这与其说是事实记忆，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记忆：在这里，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符号性存在。就像康有为自称祖上十三代均是读书士人，从未做过其他行业，虽然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但这反映了他自身的价值认同。
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世界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史”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可能。此前欧洲统一进程也伴随着一种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记忆，这使得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欧洲人”而不仅仅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很快，我们就有必要构造一个属于全人类历史的记忆，“弟兄民族”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倒正暗示着那个人类很久以来的和平梦想——天下一家。
这种纷繁多线的历史叙事，在各种彼此歧异的传说中尤其显著，因此以往人们常常感觉对此无从措手，只能将之视为荒诞不经。王明珂则引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从社会记忆入手来理解这些看似一团乱麻的故事——与“历史”不同的是，记忆是人们相信发生的事情。因此问题就在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些故事？
记忆是一种需要
在他对羌族的研究中，王明珂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叙述模式：同一条沟的三个村庄，都传说其祖先分别是一起来此开荒的三兄弟。在他看来，“兄弟”这个符号暗示着这几个人群之间既合作、又区分和对抗的关系：他们共同享有和分配当地资源的同时，也存在着竞争。为了对应这一社会现实，人们的记忆和历史叙述就被如此设想了。
从这一点推延出去，他意识到这类传说的广泛存在，例如根据布朗族的传说，开天辟地时天上漏下四兄弟，佤族是老大，老二布朗和拉祜是双胞胎，汉族老三，傣族老四——这样的情节在西南各族中广泛流传，虽然细节时有不同。常说的“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当代强调民族团结的口号，它也是“一种古老历史心性与记忆的遗存”，有其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这也是它为何能一直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
在这样的历史记忆中，几个祖先弟兄的后裔往往涵盖本地“所有的人”，在这种“历史”所造就的社会族群关系中，没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老居民与外来者，各族群处于对等的共有、区分与竞争关系之中。而对“过去”的记忆、叙述本身又造就和强化了这种群体关系和社会现实——几群人出自同一祖先这一“事实”暗示了所有人，他们本来是联系紧密的一家人，而兄弟之间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并不是剧烈对抗。它不但将现有社会关系合法化了，事实上也阻止了这种关系的恶化或极端化。
同时，一个所有人共同相信的“起源历史”，对群体的凝聚至关重要——王明珂将之称为“根基历史”。基于此，这种祖先起源的模式便具备一种功能性价值：例如自《史记》的经典书写之后，汉人普遍自视为“炎黄子孙”，英雄祖先在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占据一个核心地位。而上古传说中蚩尤等帝王与黄帝的关系，将整个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和部族的祖先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事实上如果不是通过这样的记忆网络不断的编织，几千年来中国很难维持一个长期统一的局面，因为这有赖于所有人的认同和记忆；反过来，这种统一局面又促成了相关历史记忆的生成。
自从黄帝被设想为华夏族的共同祖先之后，以他为祖源的记忆便开始逐渐向外扩散传播，例如原本是异族的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之后，就宣称自己的祖先其实也源出黄帝。这种宣示本身没有历史依据，但正因此它才耐人寻味：为什么需要构造这样一种联系？答案是：这种历史记忆的改变可以赋予当事人现状以合法性。日本古代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至最初辅佐天照大神的神灵，这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显得更加理所当然。唐朝时几乎所有姓氏都声称源出上古帝王或大臣，以至于武则天曾幽默地询问：这么说来，难道上古没有百姓吗？
当然，这种扩散本身也有赖于人们的主动认同。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的边缘都出于社会认同感而卷入到这种历史记忆的构造中来——不论是文化边缘（初民、土著）、空间边缘（边疆）、时间边缘（古代），还是社会权力边缘（社会下层）。明清时西南各地的大姓和土司都声称自家源出内地名人，例如广西壮族土司常常攀附说先祖是北宋名将狄青的部属，本是山东青州人。这些模式化的情节普遍存在，正说明了相应的社会情况也普遍存在。通过这样的建构，边缘的历史就被编入和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大历史中来，原本的歧异被掩盖，而共有的认同得到了强调。
反过来，对不同历史记忆的选择，也与群体心态有着密切互动。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朝鲜的两个起源传说：在很长时间里，人们都相信朝鲜最初是殷商时代的仁人贤臣箕子东迁后才立国的，朝鲜本国文士也长期因此自称“君子之国”、“小中华”，这深深影响了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政权的政治态度；但近现代的朝鲜民族知识精英则更崇信檀君为开国君主——传说他是天神与熊女所生，这个神话长期被视为荒诞不经，但它的本地起源色彩更适合于朝鲜人建立起一个摆脱华夏的自我认同的情感需要。
连瑞枝《隐藏的祖先》一书中曾同样运用社会记忆理论来诠释云南大理的历史：在崇信佛教的南诏大理时代，人们发起一连串的寻找佛陀圣迹的活动，佛教气氛笼罩整个社会思想；而到元朝在云南建立文庙之后，一个思想上颇为不同的地方社会就被逐渐建立起来，到了明清时代，云南当地墓志中均自称祖先是元明时有功名官职者，祖籍常常是南京或江西。所有这些历史都昭示着一个事实：不同的社会需要不同的记忆——记忆不仅仅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客观陈述，更是对现状的认可和解释。
想象的联系
虽然对相关历史记忆的剖析使我们意识到，任何一种集体记忆都不是单纯地保存往事，而往往是根据现在来重构“过去”。但王明珂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构这一点，并指出那些历史记忆都是虚构的谎言；他仍认为这些是值得尊重且耐人寻味的叙述，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不带自我观念地去回忆，而且，这些看起来互相歧异或不合理的记忆本身，正折射出一个普遍的心态：任何社会秩序的成员必须拥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否则他们就无法共享经验。
这正是现在许多族群冲突中最突出的问题，例如中日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叙述分歧很大，这使得两国人民和政治家都无法达成共识，造成严重问题，正因此才要倡导东亚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在现代民族主义冲突中，族群边界在竞争中愈发显得清晰明确，而这又导致了对立双方往往无法采取妥协的立场。在所有现代族群冲突中，无论是巴以还是北爱尔兰，对立双方都有一套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来支持己方的行为。与这些残酷而长期的冲突相比，西南各族的弟兄祖先传说在强调区分、对抗的同时更强调像一家人似的合作，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族群关系，这种想象的联系能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使人们感觉生活在同一个生活世界之中。正如王明珂在书中所强调的，反思这种发生在边界的多元、模糊、跨越、漂移的现象，能很好地有助于我们反思各种社会情境和人的处境。
以往经典的人类学理论常常认为个人认同的某些方面是“给定的”，不可能轻易改变；例如血缘、语言、种族联系都是所谓“原始关系”，人们由此发展出自我认知，并成为政治忠诚的基础。王明珂的研究已经证实这些也并非完全不可更改，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新设定，人们跨越这些边界都是可能的，至少使这些边界显得模糊化了，而这反过来倒是更有利于一个共同秩序下和谐共处的族群关系。无独有偶，另一项对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研究也证实：“约鲁巴族人为了更好地配置经济和政治利益，长期以来很有策略地重塑了他们的祖籍城邦认同”（《找回国家》）。这一案例可以有力地佐证中国历史上相似的现象：西南各族明明是土著，却自称祖先是南京、孝感或江西迁移而来的汉人。
哈布瓦赫的经典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曾说：“声名流传下来并为后人记住的祖先，只是那些对他们的记忆已被人们变成了崇拜对象的先辈，他们与这些先辈至少保持着虚构的联系。而其他的祖先，则变成了默默无闻的大众的一部分。”确实，人们与祖先的联系，往往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符号的联系，这也是群体凝聚的需要。这与其说是事实记忆，不如说是一种情感记忆：在这里，事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个符号性存在。就像康有为自称祖上十三代均是读书士人，从未做过其他行业，虽然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但这反映了他自身的价值认同。
今天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进行，世界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史”第一次真正成为一种可能。此前欧洲统一进程也伴随着一种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记忆，这使得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将自己视为“欧洲人”而不仅仅是英国人或法国人；很快，我们就有必要构造一个属于全人类历史的记忆，“弟兄民族”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倒正暗示着那个人类很久以来的和平梦想——天下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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