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底边的三角形，日本人际关系的一种解释
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写这篇评论。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此前曾经自觉，如果在日本没呆足三年，那么对日本就不要轻言评论，因为很可能除暴露自己的浅薄之外这些评论将一无所是。今天是在日本的第814天，离三年还有一段时间，但犹豫后还是决定写一写。之所以决定写是因为，如果不学习表达，那么时间的层积也许换不成视野的开阔，或者说这种过分的小心除了掩饰见识的短浅之外，也不能更好的促成后者的养成。所以把浅薄和偏见，把这一切都交与时间了吧。
这里我打算陈述我所理解的书里的基本观点，这种陈述基于此前的记忆。我不准备一边查阅书本一边码字，所以可以预见这篇评论将是不完整和不严密的，如果有错误，那很可能是我陈述的错误而不是书本原文的错误，如果要真正理解和评价这本书的话，请亲自去阅读而不要依据更不要轻信这则评论。
这本书是社会人类学范畴的著作，作者中根千枝在书中描述了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书中，中根定义了理解本书的两个关键概念——“资格”与“场所”。按照她的定义，“资格”指具有某种共同的经历、身份或者能力，比如曾经在一个地方一同工作过的人、同一地方出身的人、或拥有同一技能的人，等等。这样一种“资格”的概念构成一种横向的联系，而与此相对的“场所”则构成另外一种相对的纵向的联系。所谓“场所”，指的是个人所处的某种集团，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党之中。
中根认为，“场所”是理解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非常有效的关键词，日本社会是一个“场所”发挥支配性力量而“资格”相对影响有限的社会，一个纵向的人际关系网络。也许看看其它国家的情况，可以更容易的理解日本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中根是研究印度和西藏社会的，在书中她也列举了这些地方与日本的区别。印度虽然也有种姓制度等一些结构特点，但印度社会中横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媳妇如果对婆家不满，那么很可能可以得到娘家人、或者得到附近的其他媳妇的支持。而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嫁人之后，她就成了新的家庭集团这一“场所”中的一份子，她如果心有不满也只能忍耐或者完全脱离这一集团——后者在以前是比较不能想象的，因为日本社会的横向关系处于一种不发达的情况，所以处于这种结构下的日本媳妇只能在“场所”这一纵向社会之下作出相应的选择。
在书中还有另外好几个类似的例子，比如一个日本人如果长时间脱离了农村的家乡，那么他与这个集团的联系也将非常薄弱，要回归到这一集团中也将非常困难。而在印度，一种血缘的横向联系依然是有效的，背井离乡的人，他的几代后人，如果能证明其血缘身份，那么选择回归村落也不会受到当地人感情上的抵制。印度的这种情况，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书中也举了一个中国人的例子，是这么说的：在美国作者经常可以看到不相识的中国人较快的熟悉起来，基于同样的国家身份他们可以作比较轻松顺利的交谈和交往，而同在美国的一些日本人则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即便他们已经到了美国，他们依然带着日本特有的“场所”意识，不是在一个集团的，即便是他乡的同胞，也是冷淡甚至敌视的彼此对待。敌视可能出于彼此熟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也可能出于陌生而导致的互不理解，这里是前边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把“场所”作为关键词，用来考虑日本公司这一重要的社会集团，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依然是有效的。日本公司一直以“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作为其特色。公司曾经是日本人家一般的存在，是日本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他们贡献自己一切以维护的基本单位，是他们的重要归属和基本属性。学过日语的童鞋，对于日本语言中的内外之别大概不会感到陌生。而在这种对本公司的忠诚与拥护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对这一集团、这一场所之外的其它公司的敌视和冷漠，一种内外分明的情感选择。
书中把日本公司描述为为没有底边的三角形。所谓没有底边的三角形，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一个最高的领导人物处于顶点的位置，从这一顶点往下发展出一种纵向的联系，而下一级位置的人员彼此可能是竞争性、或者隔离性的一种关系，总之在权利义务上他们是无法构成完整底边的一种关系。
拿西方公司来对比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一结构。西方的公司是基于一种契约精神而组建的，公司里的人际关系不像日本的无底边的三角形，而是一种围成一圈的彼此联系的圆形结构。按照一种契约的规定，只要符合契约，这一结构中的人是可以彼此更平等自由的发展人际关系和交流的。处于结构之外的人员，只要得到通过许可，按照契约也可以加入这一结构，构成这一彼此联系的组织中的新的一环。（这里所讨论的是一种社会的基本态度，不希望做个别的比较批评，持不同意见者请自行识别。）
如果把先前所说的没有底边的三角形继续扩展下去，就会是沿着最上边的顶点不断纵向发展的结构。同一个顶点派生出的各个次级点，他们是服从于这一共同的顶点而互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上一级的顶点可以发展出不止两个的下级，同样的一个下级也可以发展出多个次下级，而作为根本的这种上下之别，这种平行级别间的无连接性则没有改变。同时，每一个级别只与其上下的级别相联系，跨级别的联系并不常见，而这意味着，某个级点的人员，必须通过他的下一级才能影响到再下一级。下一级虽然原则上服从上级，但当他自己控制影响着较庞大的下级，当他羽翼丰满的时候，他的上级也不得不对他有所顾忌，他也可能据此排斥横向的同一级别的人员而获得上级更多的青睐，甚至与有可能他也能够据此篡夺上级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例子，可能在日本政治之中更经常可以见到。日本采取议会内阁制，议会多数政党组成内阁，政党首领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因此内阁总理所在的党派本身就是议会多数派，与行政与立法分离的美国总统制相比，理论上内阁总理拥有更大的权限。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本的首相往往是非常弱势的。自民党作为曾经的日本最大的党派，其党首也多直接成为日本的总理大臣。因为自民党内派阀争斗，总理大臣虽具有名义上的权力，但受制于现实的政治，往往也是徒唤奈何，在派阀争斗和政治角力之下成为现实的跛脚总理。为了赋予总理大臣更大的权限，以允许其领导能力的良好发挥，日本曾经多次修改法律。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谨慎的下这样一种结论：如果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人的这样一种纵向的联系结构没有改变，那么，强势总理的产生，则依然需要更多时间的积累和准备。（详细可以参照这篇文章http://www.douban.com/note/44689906/）
按照这样一种“场所”的概念，书中也论及日本人qiyue精神的缺乏。书中提及，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一些国家中，频繁出现的更换“场所”——可以以工作场所来理解，但不限于此——的现象，日本人怀有某种BS的心境。也许说BS不合适，但无疑日本人是会基于这样的对比，而感到自身的忠诚和日本的独特，并以此为自豪的。书中对此评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的优点，倒不如说是日本社会这一结构所决定的、适应这样一种结构的没有其它选择项之下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当然也并不是另一种方向上的低等。
正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言，这本书并不在于说明“日本人的特点”，而始终是阐述称作“单一社会的理论”的著作。书既说明了日本人的特点，所讨论的又对其它社会有参考价值。也即是说，与其认为书是在讨论“日本人如何如何”，不如认为在给出一定的同一条件下，哪怕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很有可能也作出同样的反应。作为基本底线我似乎没有必要在此画蛇添足般再次强调，但再说也许也并非如我所认为的真的那么没有必要。
至于一种社会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加强这样一种社会，这些则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思考和阐述。也许我们可以如作者所说，她是在描述某种条件下的反应，这种条件是日本社会的条件，这种条件下构成这样的日本文化，这样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下又决定了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说，这种分析无疑对理解日本社会和理解别的社会构成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其它不同文化下的同样的结构，是否必然导致同样的反应，谨慎的说却未必如此。也或许，一种结构与一种文化本身就是比较难被移植的，所以这样生硬的类比也仅仅是一种粗糙的想象。随着不同社会类型和文化的交流，它们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之中，而这又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和要求。
这里我打算陈述我所理解的书里的基本观点，这种陈述基于此前的记忆。我不准备一边查阅书本一边码字，所以可以预见这篇评论将是不完整和不严密的，如果有错误，那很可能是我陈述的错误而不是书本原文的错误，如果要真正理解和评价这本书的话，请亲自去阅读而不要依据更不要轻信这则评论。
这本书是社会人类学范畴的著作，作者中根千枝在书中描述了日本社会的人际关系。书中，中根定义了理解本书的两个关键概念——“资格”与“场所”。按照她的定义，“资格”指具有某种共同的经历、身份或者能力，比如曾经在一个地方一同工作过的人、同一地方出身的人、或拥有同一技能的人，等等。这样一种“资格”的概念构成一种横向的联系，而与此相对的“场所”则构成另外一种相对的纵向的联系。所谓“场所”，指的是个人所处的某种集团，比如一个家庭、一个公司、或者一个政党之中。
中根认为，“场所”是理解日本社会人际关系的非常有效的关键词，日本社会是一个“场所”发挥支配性力量而“资格”相对影响有限的社会，一个纵向的人际关系网络。也许看看其它国家的情况，可以更容易的理解日本社会的这种特殊性。中根是研究印度和西藏社会的，在书中她也列举了这些地方与日本的区别。印度虽然也有种姓制度等一些结构特点，但印度社会中横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媳妇如果对婆家不满，那么很可能可以得到娘家人、或者得到附近的其他媳妇的支持。而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嫁人之后，她就成了新的家庭集团这一“场所”中的一份子，她如果心有不满也只能忍耐或者完全脱离这一集团——后者在以前是比较不能想象的，因为日本社会的横向关系处于一种不发达的情况，所以处于这种结构下的日本媳妇只能在“场所”这一纵向社会之下作出相应的选择。
在书中还有另外好几个类似的例子，比如一个日本人如果长时间脱离了农村的家乡，那么他与这个集团的联系也将非常薄弱，要回归到这一集团中也将非常困难。而在印度，一种血缘的横向联系依然是有效的，背井离乡的人，他的几代后人，如果能证明其血缘身份，那么选择回归村落也不会受到当地人感情上的抵制。印度的这种情况，作为中国人也应该是能够理解的。书中也举了一个中国人的例子，是这么说的：在美国作者经常可以看到不相识的中国人较快的熟悉起来，基于同样的国家身份他们可以作比较轻松顺利的交谈和交往，而同在美国的一些日本人则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即便他们已经到了美国，他们依然带着日本特有的“场所”意识，不是在一个集团的，即便是他乡的同胞，也是冷淡甚至敌视的彼此对待。敌视可能出于彼此熟悉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也可能出于陌生而导致的互不理解，这里是前边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把“场所”作为关键词，用来考虑日本公司这一重要的社会集团，可以发现这一概念依然是有效的。日本公司一直以“终身雇用”和“年功序列”作为其特色。公司曾经是日本人家一般的存在，是日本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他们贡献自己一切以维护的基本单位，是他们的重要归属和基本属性。学过日语的童鞋，对于日本语言中的内外之别大概不会感到陌生。而在这种对本公司的忠诚与拥护的同时，伴随着的是对这一集团、这一场所之外的其它公司的敌视和冷漠，一种内外分明的情感选择。
书中把日本公司描述为为没有底边的三角形。所谓没有底边的三角形，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一个最高的领导人物处于顶点的位置，从这一顶点往下发展出一种纵向的联系，而下一级位置的人员彼此可能是竞争性、或者隔离性的一种关系，总之在权利义务上他们是无法构成完整底边的一种关系。
拿西方公司来对比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一结构。西方的公司是基于一种契约精神而组建的，公司里的人际关系不像日本的无底边的三角形，而是一种围成一圈的彼此联系的圆形结构。按照一种契约的规定，只要符合契约，这一结构中的人是可以彼此更平等自由的发展人际关系和交流的。处于结构之外的人员，只要得到通过许可，按照契约也可以加入这一结构，构成这一彼此联系的组织中的新的一环。（这里所讨论的是一种社会的基本态度，不希望做个别的比较批评，持不同意见者请自行识别。）
如果把先前所说的没有底边的三角形继续扩展下去，就会是沿着最上边的顶点不断纵向发展的结构。同一个顶点派生出的各个次级点，他们是服从于这一共同的顶点而互不发生横向联系的。上一级的顶点可以发展出不止两个的下级，同样的一个下级也可以发展出多个次下级，而作为根本的这种上下之别，这种平行级别间的无连接性则没有改变。同时，每一个级别只与其上下的级别相联系，跨级别的联系并不常见，而这意味着，某个级点的人员，必须通过他的下一级才能影响到再下一级。下一级虽然原则上服从上级，但当他自己控制影响着较庞大的下级，当他羽翼丰满的时候，他的上级也不得不对他有所顾忌，他也可能据此排斥横向的同一级别的人员而获得上级更多的青睐，甚至与有可能他也能够据此篡夺上级的领导地位。
这样的例子，可能在日本政治之中更经常可以见到。日本采取议会内阁制，议会多数政党组成内阁，政党首领成为内阁总理大臣。因此内阁总理所在的党派本身就是议会多数派，与行政与立法分离的美国总统制相比，理论上内阁总理拥有更大的权限。但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日本的首相往往是非常弱势的。自民党作为曾经的日本最大的党派，其党首也多直接成为日本的总理大臣。因为自民党内派阀争斗，总理大臣虽具有名义上的权力，但受制于现实的政治，往往也是徒唤奈何，在派阀争斗和政治角力之下成为现实的跛脚总理。为了赋予总理大臣更大的权限，以允许其领导能力的良好发挥，日本曾经多次修改法律。但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谨慎的下这样一种结论：如果日本的社会结构，日本人的这样一种纵向的联系结构没有改变，那么，强势总理的产生，则依然需要更多时间的积累和准备。（详细可以参照这篇文章http://www.douban.com/note/44689906/）
按照这样一种“场所”的概念，书中也论及日本人qiyue精神的缺乏。书中提及，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它一些国家中，频繁出现的更换“场所”——可以以工作场所来理解，但不限于此——的现象，日本人怀有某种BS的心境。也许说BS不合适，但无疑日本人是会基于这样的对比，而感到自身的忠诚和日本的独特，并以此为自豪的。书中对此评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的优点，倒不如说是日本社会这一结构所决定的、适应这样一种结构的没有其它选择项之下的必然结果，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值得自豪之处，当然也并不是另一种方向上的低等。
正如作者在结束语中所言，这本书并不在于说明“日本人的特点”，而始终是阐述称作“单一社会的理论”的著作。书既说明了日本人的特点，所讨论的又对其它社会有参考价值。也即是说，与其认为书是在讨论“日本人如何如何”，不如认为在给出一定的同一条件下，哪怕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很有可能也作出同样的反应。作为基本底线我似乎没有必要在此画蛇添足般再次强调，但再说也许也并非如我所认为的真的那么没有必要。
至于一种社会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一种文化又如何反过来加强这样一种社会，这些则可能需要做更多的思考和阐述。也许我们可以如作者所说，她是在描述某种条件下的反应，这种条件是日本社会的条件，这种条件下构成这样的日本文化，这样的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下又决定了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说，这种分析无疑对理解日本社会和理解别的社会构成了很好的参考价值，但是，其它不同文化下的同样的结构，是否必然导致同样的反应，谨慎的说却未必如此。也或许，一种结构与一种文化本身就是比较难被移植的，所以这样生硬的类比也仅仅是一种粗糙的想象。随着不同社会类型和文化的交流，它们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之中，而这又给了我们更多的想象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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