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画报》专访专访200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Colum McC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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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撰文/钟蓓
像很多“花心”的作家一样,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在过去20年时间里,平均每3年换一个创作主题,完成一部不同的小说。2009年,第7部作品《让伟大世界旋转》(Let the Great world Spin)出版后,麦凯恩获得同年第6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0年1月底,麦凯恩来到不曾谋面的中国。作为中国行的“处子秀”,在“老书虫餐吧”面对一屋子听众,他朗读了《让伟大世界旋转》的段落,读书声也拉开了2010年书虫国际文学节序幕。
“因为小说家和读者相信文字,所以我们必须进入人类经验的隐秘角落,并将它们摆正。”麦凯恩在获奖当晚说。正是这部让他获奖的小说《让伟大世界旋转》探究了纽约人隐秘的情感角落——“9·11”事件。故事从1974年法国杂技狂人菲利普·佩蒂(Philippe Petit)在两幢世贸大厦之间,距离地面442米的高空走钢丝说起。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织变换中,佩蒂走钢丝的事前事后穿插其中。最终,这些看似平行独立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联系的整体。
摄影师为麦凯恩拍照时,他没完全放松,下意识理了几次外套和鸭舌帽。他有点尴尬地对我说:“简单点儿就可以了,我不想摆太花哨的姿势。”
事实上,他把“花哨”的结构形式放进了《让伟大世界旋转》——过去与今天的对照、多人叙述、从6世纪到19世纪再到21世纪的标题延伸……所有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作为一位正经职业是在Hunter College教写作的老师,实践证明麦凯恩至少是合格的。
“每年我们收6个学生,2年12个。我不教他们怎么写作,我更多的是鼓励他们写作。写作是天赋,教不会也逼不成。当然,我们有讨论课,讨论文章的段落,句子甚至字词。”麦凯恩享受今天在曼哈顿的生活。
麦凯恩是移民。那口爱尔兰腔,即使在纽约呆了20年,到今天都没改。这位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布鲁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代表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20岁时,骑自行车横穿北美,巨大的动力来自凯鲁亚克,来自《在路上》。后来他才有了2本护照(一本美国护照,一本爱尔兰护照),以及在曼哈顿的幸福家庭。
“萨缪尔•拉什迪曾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国际混蛋既没有父国也没有母国,但是他们能享受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生活。”麦凯恩否认自己是世界公民,这和他有几本护照无关。可能在他脑袋里,心心念念的还是那点儿爱尔兰文化。就在前一天他和我们热身聊天时,都不忘讲一讲他和乔伊斯的深层联系。
作家的妻子通常是他们的第一读者,艾莉森也不例外。她有很好的直觉,告诉麦凯恩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艾莉森也是老师,平日教5岁~12岁的外国小孩英文。两人现在有3个孩子,最大的姑娘13岁,老二11岁,最小的男孩6岁。
“孩子们很可爱,我的小儿子有时会拿着我的书,嚷嚷着对我说,‘爹地!看!这儿有个脏字。’所以说这会儿还是让我太太做第一读者比较合适。我希望孩子们年长后再看我的书。”麦凯恩说。
MW=周末画报
CM=科伦·麦凯恩
MW:《让世界旋转》几乎是一部有关纽约的小说,它可能发生在世界其他城市吗?比如北京。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普通人”的品质?小说是否需要纽约城也跟着“旋转”?
CM:是的,很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但是这个故事中有一些特殊的纽约的语言、纽约腔。《让世界旋转》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小说,关于生存、关于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发生在北京、都柏林……我是有意识把它设置在了纽约。
MW:为什么?因为纽约是个“旋转”的城市?
CM:纽约是个包容了众多文化的城市,这些文化从外面涌入。虽然城市里有一个个的小群体,但是他们影响了更大的外围环境。这就像是蝴蝶效应——一个人动一动翅膀,结果影响到的是纽约城的生活。
MW:你刚从爱尔兰搬到纽约曼哈顿时,有没有感受到任何文化上的冲突?
CM:纽约是个世界型大都市,混杂了各种人:中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但是纽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让你来后很快能融入当地文化的城市。
MW:小说中大部分情景发生在世贸塔完成的1974年,当时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塑造了Corrigan的认同感,艺术家们都被推到了前线,互联网诞生,当整个国家开始学习处理越战留下的心理创伤。在你的小说中,是不是创造多于毁灭?
CM:世贸塔于1974年建成,之后2001年倒塌,这是一个从建造到毁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冲突,也造成某种平衡。如果你回头看看1974年的纽约,当时有自由解放运动、有越战……你再想想现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所有过去的,在今天都有一一对应的问题。从创作上说,我有意识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写法。
MW:这部小说由4部分构成,前三部分由走钢丝的人串联在一起。可否我们认为书中所有的人都在走钢丝?他们的人生是否也像那些走钢丝的人?
CM: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钢丝,小说里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钢丝,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彼此挨得很近,但是每个人下落时,都有自己的路径。写作是某种形式上的“走钢丝”,区别在于作家可以从“钢丝”上“坠落”,大不了再重写一遍。而真正走钢丝的人,一旦摔下去就完了。
MW:故事里的主人公之一Adelita说,“爱是我们活在不是自己的身体里”。怎么理解这句话?
CM:我们无法成为他人,真爱的可能性在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理解他人,感受他的快乐、痛苦,以及任何极端的、微小的情绪。我们爱某人,不仅仅是在感受自己,也在感受对方。
MW: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好太太和三个孩子。
CM:试着移情。即使在巨大的政治运动中,如果我们试着去感受他人,我想今天我们会过得更好。所以你并不仅仅是你自己,你也是很多人。我把这些不同的体验和感受都放进了书里。
MW:《让世界旋转》要改编成电影,导演是J.J. Abrams,虽然他执导过很多精彩的电视剧和电影,比如《迷失》(Lost)、《星际迷航》(Star Trek),但是很多小说一被改编成影视剧后,整体的内涵会被降低。或者说,改编成电影的故事会降低你的读者的品味。你担心这点吗?
CM:不担心。J.J. Abrams是个非常聪明、极其有创意的家伙。我相信他一定会拍出一部很棒的电影。
MW:写作上你不是快手。
CM:我觉得已经够快了。我认识的作者中有花10年时间写一本书的。朱诺特·迪亚斯(Junot Díaz),我所知的当代美国作家中最棒的一位,我推荐我的学生读他所有的作品。他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我不会允许自己写太快,3年是刚好的时间——1年用在研究素材上,其余2年写作、编辑,然后让整个故事像一曲音乐。
《周末画报》第582/583期合刊,新闻版A26
像很多“花心”的作家一样,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在过去20年时间里,平均每3年换一个创作主题,完成一部不同的小说。2009年,第7部作品《让伟大世界旋转》(Let the Great world Spin)出版后,麦凯恩获得同年第60届美国国家图书奖。
2010年1月底,麦凯恩来到不曾谋面的中国。作为中国行的“处子秀”,在“老书虫餐吧”面对一屋子听众,他朗读了《让伟大世界旋转》的段落,读书声也拉开了2010年书虫国际文学节序幕。
“因为小说家和读者相信文字,所以我们必须进入人类经验的隐秘角落,并将它们摆正。”麦凯恩在获奖当晚说。正是这部让他获奖的小说《让伟大世界旋转》探究了纽约人隐秘的情感角落——“9·11”事件。故事从1974年法国杂技狂人菲利普·佩蒂(Philippe Petit)在两幢世贸大厦之间,距离地面442米的高空走钢丝说起。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交织变换中,佩蒂走钢丝的事前事后穿插其中。最终,这些看似平行独立的故事,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联系的整体。
摄影师为麦凯恩拍照时,他没完全放松,下意识理了几次外套和鸭舌帽。他有点尴尬地对我说:“简单点儿就可以了,我不想摆太花哨的姿势。”
事实上,他把“花哨”的结构形式放进了《让伟大世界旋转》——过去与今天的对照、多人叙述、从6世纪到19世纪再到21世纪的标题延伸……所有的一切让人眼花缭乱。作为一位正经职业是在Hunter College教写作的老师,实践证明麦凯恩至少是合格的。
“每年我们收6个学生,2年12个。我不教他们怎么写作,我更多的是鼓励他们写作。写作是天赋,教不会也逼不成。当然,我们有讨论课,讨论文章的段落,句子甚至字词。”麦凯恩享受今天在曼哈顿的生活。
麦凯恩是移民。那口爱尔兰腔,即使在纽约呆了20年,到今天都没改。这位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布鲁姆”(爱尔兰作家乔伊斯代表作《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20岁时,骑自行车横穿北美,巨大的动力来自凯鲁亚克,来自《在路上》。后来他才有了2本护照(一本美国护照,一本爱尔兰护照),以及在曼哈顿的幸福家庭。
“萨缪尔•拉什迪曾说过,这个世界上的国际混蛋既没有父国也没有母国,但是他们能享受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生活。”麦凯恩否认自己是世界公民,这和他有几本护照无关。可能在他脑袋里,心心念念的还是那点儿爱尔兰文化。就在前一天他和我们热身聊天时,都不忘讲一讲他和乔伊斯的深层联系。
作家的妻子通常是他们的第一读者,艾莉森也不例外。她有很好的直觉,告诉麦凯恩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艾莉森也是老师,平日教5岁~12岁的外国小孩英文。两人现在有3个孩子,最大的姑娘13岁,老二11岁,最小的男孩6岁。
“孩子们很可爱,我的小儿子有时会拿着我的书,嚷嚷着对我说,‘爹地!看!这儿有个脏字。’所以说这会儿还是让我太太做第一读者比较合适。我希望孩子们年长后再看我的书。”麦凯恩说。
MW=周末画报
CM=科伦·麦凯恩
MW:《让世界旋转》几乎是一部有关纽约的小说,它可能发生在世界其他城市吗?比如北京。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普通人”的品质?小说是否需要纽约城也跟着“旋转”?
CM:是的,很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城市,但是这个故事中有一些特殊的纽约的语言、纽约腔。《让世界旋转》是一个关于人类的小说,关于生存、关于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发生在北京、都柏林……我是有意识把它设置在了纽约。
MW:为什么?因为纽约是个“旋转”的城市?
CM:纽约是个包容了众多文化的城市,这些文化从外面涌入。虽然城市里有一个个的小群体,但是他们影响了更大的外围环境。这就像是蝴蝶效应——一个人动一动翅膀,结果影响到的是纽约城的生活。
MW:你刚从爱尔兰搬到纽约曼哈顿时,有没有感受到任何文化上的冲突?
CM:纽约是个世界型大都市,混杂了各种人:中国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但是纽约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让你来后很快能融入当地文化的城市。
MW:小说中大部分情景发生在世贸塔完成的1974年,当时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塑造了Corrigan的认同感,艺术家们都被推到了前线,互联网诞生,当整个国家开始学习处理越战留下的心理创伤。在你的小说中,是不是创造多于毁灭?
CM:世贸塔于1974年建成,之后2001年倒塌,这是一个从建造到毁灭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冲突,也造成某种平衡。如果你回头看看1974年的纽约,当时有自由解放运动、有越战……你再想想现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所有过去的,在今天都有一一对应的问题。从创作上说,我有意识地采用了结构主义的写法。
MW:这部小说由4部分构成,前三部分由走钢丝的人串联在一起。可否我们认为书中所有的人都在走钢丝?他们的人生是否也像那些走钢丝的人?
CM: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钢丝,小说里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钢丝,我感兴趣的是,他们彼此挨得很近,但是每个人下落时,都有自己的路径。写作是某种形式上的“走钢丝”,区别在于作家可以从“钢丝”上“坠落”,大不了再重写一遍。而真正走钢丝的人,一旦摔下去就完了。
MW:故事里的主人公之一Adelita说,“爱是我们活在不是自己的身体里”。怎么理解这句话?
CM:我们无法成为他人,真爱的可能性在于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理解他人,感受他的快乐、痛苦,以及任何极端的、微小的情绪。我们爱某人,不仅仅是在感受自己,也在感受对方。
MW:你怎么做到的?我知道你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位好太太和三个孩子。
CM:试着移情。即使在巨大的政治运动中,如果我们试着去感受他人,我想今天我们会过得更好。所以你并不仅仅是你自己,你也是很多人。我把这些不同的体验和感受都放进了书里。
MW:《让世界旋转》要改编成电影,导演是J.J. Abrams,虽然他执导过很多精彩的电视剧和电影,比如《迷失》(Lost)、《星际迷航》(Star Trek),但是很多小说一被改编成影视剧后,整体的内涵会被降低。或者说,改编成电影的故事会降低你的读者的品味。你担心这点吗?
CM:不担心。J.J. Abrams是个非常聪明、极其有创意的家伙。我相信他一定会拍出一部很棒的电影。
MW:写作上你不是快手。
CM:我觉得已经够快了。我认识的作者中有花10年时间写一本书的。朱诺特·迪亚斯(Junot Díaz),我所知的当代美国作家中最棒的一位,我推荐我的学生读他所有的作品。他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奥斯卡·瓦奥短暂而奇妙的一生》(The Brief Wondrous Life of Oscar Wao)。
我不会允许自己写太快,3年是刚好的时间——1年用在研究素材上,其余2年写作、编辑,然后让整个故事像一曲音乐。
《周末画报》第582/583期合刊,新闻版A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