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精确的书写方式

需找最精确的书写方式
关于史
在书写历史之前，是需要有很多准备的。这种准备不只取于历史学家的学识，更在于他的胸襟与气度。因为常常接触典籍的原因，大多数的史学家在一般人看来是一群只会掉书袋、沉迷于自己的小圈子而不讨人喜欢的清高孤傲之徒。我们经常把史学家的怪癖当做段子在生活中肆无忌惮的调侃。在失去了必要的严肃与恭敬后，我们也就不会把史学家那呕心沥血的思考当一回事啦。试想想，当作者已经把他的读者群体做了严格的划分，当大史学家司马迁的那句“藏之名山”被后人奉为经典之后，我们又会对于那些超越时代的深沉思考怀抱多少亲近感呢？
在葛兆光之前，史学家的准备绝对是被神秘化的。历史的书写思路最多是作为前言的寥寥数语呈现出来，并被当做为一种出版的习惯，毫无情感可言。大多数历史学家在不足万言的字句中所表达出的感叹也常被人看作是故作的姿态。当他们在无数个青灯下面思索出来一种历史的写作规律并且满怀极大地热情投入实践之后，他们所获取的也仅仅是一种来自个人本身的快感。当他们呈现的历史以教科书般规范的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的载体被读者阅读的时候，这种知识的交流也仅仅只是一种生硬的纯物质般的交换。真正的好书应该是可以让人感受到书与读者之外的第三者——作者在引导着读者的思维。从这个角度来说，葛兆光的书达到了人际传播的高度，通过阅读他的三卷本《中国思想史》，我们他精心撰写的导论中品味到一个史学家深沉的思考，我们通过文字，可以在自己的脑海里面还原一下葛兆光提出的思想史的一种新的写法的思考过程。
但是任何历史的重新书写都是需要比较的，因为前人书写的历史已经很多，一个稍稍有抱负的史学家都不愿意永远模仿着前辈的书写方式。特别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上的创新如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口号被无数学人呐喊着。确实是这样，任何体系都有其必然的时代局限性，，史学家永远是站在自己的时代在看待着历史，所以关于历史的写法也是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应该有关于历史不同的书写方式。葛兆光的历史写法正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中提出的，这个时代对于理性的追求达到一种狂热。
关于思想
首先是正本清源，由于他书写的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历史，他书写的是关于思想的历史。思想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说法。思想究竟是关于形而上的多，还是关乎形而下的多，这在东西方看来又有着明确的不同。但是由于在之前中国人自己所书写的关于思想的书籍中，关于技术方法的思想被长时期的忽略。而且中国近代的悲剧就在于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技术的不重视，所以葛兆光在他的前言中明确的提出自己要把技术史作为思想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提出，并且为技术史长时期被低估的地位平反。
其实这也就是葛兆光自己关于思想的名实之辨，很长时间中国的思想是名不副实的，因为由于中国的思想史往往忽略了普罗大众的智慧而最后变成了精英们炫耀自己才智的沙龙里面的玩笑，所以在很时间践里，一本关于思想史的书籍与普通人的生活竟然毫无关系可言。首先他并不记录着普通民众的思想，而且普通民众最最实用的生活技巧也因为思想史的排外而无登大雅之堂，最后遗落民间。这也无外乎鲁迅先生当年的感叹“真正的历史隐藏于民间的野史”获得了中国人一致的认同。
除此之外，葛兆光还强调了一点，那就是论据的重要性。虽然我们知道野史的重要性，但毕竟由于散落民间的口口相传增加了谣传的出现，所以对于收集历史中的证据又成为了史学家的一个新的难题。即使是最现代的书写方法也不能回避这样的一个问题，组成一部史书的材料来自何方。虽然历史选取的角度问题会带来很多过于主观性的东西，但是组成历史的材料相对还是客观的，可以说正是他们构成了一本历史书籍的基础。
所以葛兆光的新写法的另外一点新颖之处是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无意识的史料并不像人们“叙述”，只是给人们“陈列”，叙述有叙述者的意识，而陈列却只是呈现。”这就说明了史学家一定需要清醒，他一定要从容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辨认出叙述与陈列的史料，并按一种科学的方式重新的展现出来。
关于中国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籍，中国这两个字在这儿就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他不是在单纯的叙述一个国家，而是在指明着一种长久以来的地域文化。修饰“史”的两个定语：“中国”与“思想”，“中国”是置于“思想”之前的。葛兆光的另一个突破在于，他用“道”与“终极依据”来解释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如果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来解释这个提法的重要性，我们可以称“道”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公理。公理是什么，不证自明的东西，他是支撑着大象的依据。葛兆光的这种提法在我看来其实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在中国的传统里面似乎一切与道的问话都成为了禁语，所以把思想的源头放在这儿打住倒也是挺符合“中国特色”的。
其实这有未尝不是中国历代的学者的一种共同的矛盾呢，但是这个矛盾却让我们无比自豪着？面对着自己故土上千年如同谜一般的文明，即使外面的月亮再远，他也永远不能明明白白的展现出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