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卫生”书籍的文化史
在我们这代人的求学历程中，每天的生活都伴随着这段耳熟能详音乐与解说词：“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现在开始”，构成了整整一代人关于校园生活的共同记忆。其实自己一直不太明白，革命这一神圣的叙事为何会被和保护视力这样最琐碎平常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后来随着年齿日增，读书略广，便不难留意到将健康的身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泛政治化叙事在清末便已大行其道，这种做法和心态如今早已推广开来无所不在，成为一百余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情结之一，君不见，“东亚病夫”的心魔今日还时不时困扰着国人？自从清季维新人士痛感国运之不振，人民之疲弱，抉出“种战”一说以来，国人的健康与生育便不再仅仅属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样私人关切与家族关怀，而是与强国保种、优生优育这样宏大的国族叙事捆绑在一起。
“卫生”作为一个近代舶来的观念，其现代性意义迅速被时人认知与重视。在时人眼里，它不仅与国民个人的健康有关，更隐藏着一个关于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隐喻：无强健之国民便无强健之民族，无强健之民族便无强大之国家，通过这样的逻辑推衍和建构，国民个人的卫生、健康便与国家的强盛、进步、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叙事从晚清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即使普通城市的清洁工作也会被冠以爱国卫生运动之名，因为一个消灭流行疾疫、建立现代卫生体制的洁净国家，不仅是新中国的重要政绩，也是中国摆脱近代以来虚弱形象，迈入现代、强盛国家行列的重要标尺。既然卫生意义事关国家形象及种族命运，那么我素来疑惑的爱护视力与革命之间的联姻便也不足为奇了。
当然对于这一观念在近代中国如何被发明与接受的过程，我们还存有许多知识的盲点。张仲民博士新出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一书试图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角度入手，梳理晚清生理卫生与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情况，探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国人卫生与生殖观念发生的改变与所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经由对相关西学书籍出版的研究来检讨近代观念、制度引介的取径，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却存在许多实际的困难与问题，就是不太重视考察观念、制度中国化过程中被接受和被使用的情况，比较强调对文本的分析，经常大而化之谈起影响和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却无法体现具体脉络中思想、观念、制度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情况，且忽略了辨析文本背后的东西，特别是文本自身形成的具体脉络与商业因素，还包括文本的编纂、修辞、语言及呈现形式，乃至文本如何被时人获得、获得的途径、具体情形等。这些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都影响到观念、制度的被接受和使用情况。目前正是西方阅读史研究者着力讨论的面相，正像著名的阅读史研究者Roger Chartier所强调的，研究者不能只注意单纯的文本，还要重视具体语境中的读者如何接近和获得这些文本的途径，没有一定物质条件的配合，读者与受众不可能接近或得到文本，解读文本和它被读者得到的途径与方式，紧密相关。
作为一本标榜运用新文化史方法来研究和书写的著作，《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在关注读者如何阅读和使用“卫生”书籍方面可谓是应有之义，该书在导论部分和第四章中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者披沙拣金，从大量晚清民国知识人的日记、笔记之中，尤其是晚清出版的新小说中挖掘时人对此类书籍的阅读和感受，分析时人对“卫生”观念的看法与使用，由此展现的集体心态和文化政治内涵，以及商业因素的影响，卫生、种族在商业广告中的再现，商业广告修辞、叙述和语言的特色。书中大量运用文学类材料，非常关注读者的反应与心态，这在以前传统的出版史、书籍史研究中不多见的，可以明白地看出作者这里所受到的西方阅读史研究影响，难怪其要导论中花费大量篇幅去梳理西方阅读史研究的系谱和现状了。
根据作者的研究，晚清时代虽然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卫生”方面的书籍，但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大多数原书。这主要是由于此类书籍往往随着知识的更新很快失去其“科学”价值，也很少进入公私收藏家的法眼，加之以后的天灾人祸，晚清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太遥远的年代，但很多当时的此类出版物多已难觅。其次，尽管晚清出版史资料总体上丰富异常，但具体到“卫生”书籍，其具体的出版情况并无多少学者关切和整理，我们很难了解到普通读者阅读此类书籍之后的感受及反应。至于读者阅读“卫生”书籍后留下的史料，除了《望山庐日记》中保留比较多外，其余都很零碎地分布在报章杂志、日记、笔记，尤其是小说中。此书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在史料的开掘上下了很多的功夫。作者系统翻检了近百种晚清报章杂志，收集了大量报纸中刊登的书籍售卖广告，加以当时后来所编的有关书目中的介绍，时人的文集、日记、笔记等，辅以新小说资料的利用，大致勾勒了晚清出版的“卫生”书籍数量、书名、价格、出版单位、编译者等情况，改变或者说丰富了我们对晚清“卫生”书籍的总体情况，以及其出版、传播情况的认识。
作者非常注意揭示在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中国族、进步等话语的运用，由于在晚清民初的历史情景中，“强种”这一私密性的个人事务已被裹挟入“强国”这一国家叙事之中，因此，在古代中国无法被公开谈论的关于性的知识借着强种的名义公然成为大众话题，被公开讨论和售卖。商人们在广告中可以公开宣称：“生存竞争，天演公例，然非强其种则不能肆其竞争”、“保种之事，必先加意于女子，而女子尤以卫生为要”，从而自辩云“专门考验养生秘法，莫当淫词误观”，以抵抗世俗社会诲淫诲盗的道德压力。为迎合时人对于卫生和文明的诉求，此类书籍也常常冠以“新译东洋原本”、“精通华情之日本良医数名合力编撰”、“美国医学博士荷历所著”、“日本大医院通行本”等眩目的说明，用进步的标签蛊惑读者购买阅读，扩大其影响。但就其书籍内容本身而言，恐怕是鱼龙混杂，有些固然是传播新知，有些如《戒淫养身男女种子交合新论》之类书题，其内容更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多半就是“淫书”。作者也指出那些带有插图的生殖医学书籍会在广告中被着重强调，并能有较好的销量，亦让人对阅读者本身的购阅动机有所质疑。至于那些宣称翻译自国外名医之手的“卫生”书籍，其外文原书是何面貌，这些知识与观念从国外引入国内的路径如何，都是笔者颇感兴趣的问题，可惜受制于史料，作者没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追索。但据笔者推测，此类图书恐怕大多还是出版商倩写手据相关图书编译、改写而成，托洋人之名以自重，未必果是译自域外。
鉴于目前能留下材料的士人，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新知新学有所自觉，限于史料，该书对“卫生”书籍在中下层的传播与阅读情况未多置词，对书籍的物质形式（如插图、装帧）的研究也不太够，作者也没有附上有关实图的图像，否则会更有说服力。
总的看来，本书写的是晚清“卫生”书籍的文化史，无疑是一部具有野心的作品，作者在史料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两方面，都做出了与以前不同的尝试，试图超越过去出版史研究的仅侧重于对出版物种类、著译者背景、发行情况、文本内容加以探讨的模式。作者同时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通过对出版者的广告策略及对政治话语的利用，分析近代消费文化中的政治因素、消费和文化政治的关系，通过对卫生观念的传播与接受，书籍流行程度，读者阅读感受的探讨，勾画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知识、观念传播的链条。本书还钩沉出大量不为人所留意的史料，研究方法虽然取径于西方流行的新文化史的方法，但亦能注意与中国经验结合，非常重视一手史料的收集利用，为我们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资料源。
后来随着年齿日增，读书略广，便不难留意到将健康的身体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勾连在一起的泛政治化叙事在清末便已大行其道，这种做法和心态如今早已推广开来无所不在，成为一百余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情结之一，君不见，“东亚病夫”的心魔今日还时不时困扰着国人？自从清季维新人士痛感国运之不振，人民之疲弱，抉出“种战”一说以来，国人的健康与生育便不再仅仅属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这样私人关切与家族关怀，而是与强国保种、优生优育这样宏大的国族叙事捆绑在一起。
“卫生”作为一个近代舶来的观念，其现代性意义迅速被时人认知与重视。在时人眼里，它不仅与国民个人的健康有关，更隐藏着一个关于现代化和民族振兴的隐喻：无强健之国民便无强健之民族，无强健之民族便无强大之国家，通过这样的逻辑推衍和建构，国民个人的卫生、健康便与国家的强盛、进步、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叙事从晚清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即使普通城市的清洁工作也会被冠以爱国卫生运动之名，因为一个消灭流行疾疫、建立现代卫生体制的洁净国家，不仅是新中国的重要政绩，也是中国摆脱近代以来虚弱形象，迈入现代、强盛国家行列的重要标尺。既然卫生意义事关国家形象及种族命运，那么我素来疑惑的爱护视力与革命之间的联姻便也不足为奇了。
当然对于这一观念在近代中国如何被发明与接受的过程，我们还存有许多知识的盲点。张仲民博士新出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一书试图从书籍史与阅读史的角度入手，梳理晚清生理卫生与生殖医学书籍的出版与阅读情况，探讨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下，国人卫生与生殖观念发生的改变与所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经由对相关西学书籍出版的研究来检讨近代观念、制度引介的取径，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却存在许多实际的困难与问题，就是不太重视考察观念、制度中国化过程中被接受和被使用的情况，比较强调对文本的分析，经常大而化之谈起影响和意义，但在实证研究中却无法体现具体脉络中思想、观念、制度与社会互动的复杂情况，且忽略了辨析文本背后的东西，特别是文本自身形成的具体脉络与商业因素，还包括文本的编纂、修辞、语言及呈现形式，乃至文本如何被时人获得、获得的途径、具体情形等。这些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其实都影响到观念、制度的被接受和使用情况。目前正是西方阅读史研究者着力讨论的面相，正像著名的阅读史研究者Roger Chartier所强调的，研究者不能只注意单纯的文本，还要重视具体语境中的读者如何接近和获得这些文本的途径，没有一定物质条件的配合，读者与受众不可能接近或得到文本，解读文本和它被读者得到的途径与方式，紧密相关。
作为一本标榜运用新文化史方法来研究和书写的著作，《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在关注读者如何阅读和使用“卫生”书籍方面可谓是应有之义，该书在导论部分和第四章中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作者披沙拣金，从大量晚清民国知识人的日记、笔记之中，尤其是晚清出版的新小说中挖掘时人对此类书籍的阅读和感受，分析时人对“卫生”观念的看法与使用，由此展现的集体心态和文化政治内涵，以及商业因素的影响，卫生、种族在商业广告中的再现，商业广告修辞、叙述和语言的特色。书中大量运用文学类材料，非常关注读者的反应与心态，这在以前传统的出版史、书籍史研究中不多见的，可以明白地看出作者这里所受到的西方阅读史研究影响，难怪其要导论中花费大量篇幅去梳理西方阅读史研究的系谱和现状了。
根据作者的研究，晚清时代虽然出版了数量众多的“卫生”方面的书籍，但我们今日已无法看到大多数原书。这主要是由于此类书籍往往随着知识的更新很快失去其“科学”价值，也很少进入公私收藏家的法眼，加之以后的天灾人祸，晚清虽然不能算是一个太遥远的年代，但很多当时的此类出版物多已难觅。其次，尽管晚清出版史资料总体上丰富异常，但具体到“卫生”书籍，其具体的出版情况并无多少学者关切和整理，我们很难了解到普通读者阅读此类书籍之后的感受及反应。至于读者阅读“卫生”书籍后留下的史料，除了《望山庐日记》中保留比较多外，其余都很零碎地分布在报章杂志、日记、笔记，尤其是小说中。此书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在史料的开掘上下了很多的功夫。作者系统翻检了近百种晚清报章杂志，收集了大量报纸中刊登的书籍售卖广告，加以当时后来所编的有关书目中的介绍，时人的文集、日记、笔记等，辅以新小说资料的利用，大致勾勒了晚清出版的“卫生”书籍数量、书名、价格、出版单位、编译者等情况，改变或者说丰富了我们对晚清“卫生”书籍的总体情况，以及其出版、传播情况的认识。
作者非常注意揭示在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中国族、进步等话语的运用，由于在晚清民初的历史情景中，“强种”这一私密性的个人事务已被裹挟入“强国”这一国家叙事之中，因此，在古代中国无法被公开谈论的关于性的知识借着强种的名义公然成为大众话题，被公开讨论和售卖。商人们在广告中可以公开宣称：“生存竞争，天演公例，然非强其种则不能肆其竞争”、“保种之事，必先加意于女子，而女子尤以卫生为要”，从而自辩云“专门考验养生秘法，莫当淫词误观”，以抵抗世俗社会诲淫诲盗的道德压力。为迎合时人对于卫生和文明的诉求，此类书籍也常常冠以“新译东洋原本”、“精通华情之日本良医数名合力编撰”、“美国医学博士荷历所著”、“日本大医院通行本”等眩目的说明，用进步的标签蛊惑读者购买阅读，扩大其影响。但就其书籍内容本身而言，恐怕是鱼龙混杂，有些固然是传播新知，有些如《戒淫养身男女种子交合新论》之类书题，其内容更有挂羊头卖狗肉的嫌疑，多半就是“淫书”。作者也指出那些带有插图的生殖医学书籍会在广告中被着重强调，并能有较好的销量，亦让人对阅读者本身的购阅动机有所质疑。至于那些宣称翻译自国外名医之手的“卫生”书籍，其外文原书是何面貌，这些知识与观念从国外引入国内的路径如何，都是笔者颇感兴趣的问题，可惜受制于史料，作者没能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追索。但据笔者推测，此类图书恐怕大多还是出版商倩写手据相关图书编译、改写而成，托洋人之名以自重，未必果是译自域外。
鉴于目前能留下材料的士人，大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新知新学有所自觉，限于史料，该书对“卫生”书籍在中下层的传播与阅读情况未多置词，对书籍的物质形式（如插图、装帧）的研究也不太够，作者也没有附上有关实图的图像，否则会更有说服力。
总的看来，本书写的是晚清“卫生”书籍的文化史，无疑是一部具有野心的作品，作者在史料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两方面，都做出了与以前不同的尝试，试图超越过去出版史研究的仅侧重于对出版物种类、著译者背景、发行情况、文本内容加以探讨的模式。作者同时引入新文化史的视角，通过对出版者的广告策略及对政治话语的利用，分析近代消费文化中的政治因素、消费和文化政治的关系，通过对卫生观念的传播与接受，书籍流行程度，读者阅读感受的探讨，勾画出作者与读者之间知识、观念传播的链条。本书还钩沉出大量不为人所留意的史料，研究方法虽然取径于西方流行的新文化史的方法，但亦能注意与中国经验结合，非常重视一手史料的收集利用，为我们进一步展开相关研究提供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视角与资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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