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的旅人
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无比艰难：遗产官司缠身，被开除出犹太教教门，几乎成了全民公敌。一个宗教狂热分子试图刺杀他，未遂。他只好带着那件被刀刺穿的大衣，还有一点点行李和财产，迁往莱顿继续研究哲学。
这只是他一生颠沛流浪的开始。斯宾诺莎经常孤身一人，住在带家具的陌生旅舍里，除了一堆不能发表的手稿外，别无它物。1670年，他才在海牙定居下来，白天磨镜片，晚上做研究，偶尔画画。拒绝政治和宗教正统观念，拒绝大学教职，甚至拒绝朋友超过生活基本需要的金钱资助。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他死后不久，斯宾诺莎嫁到首都的姐姐专程赶回来，要争夺那笔巨大的遗产，姐弟俩对薄公堂。斯宾诺莎赢了官司，却把遗产留给了前者——他知道姐姐家境穷苦，而他自己孑然一身，并且已立志过德性的哲思生活，无牵无挂，清水和面包就足够了。
不久，斯宾诺莎开始表露父亲在世时一直隐藏的反叛思想。在那时的人看来，最惊世骇俗的是他对神的理解：一种无限的存在，具有无限“多”的实体。神只是它的本性的必然性的存在和动作，它是唯一的自由因。
既然只有神自己才是他自己的行动原因，那所有希望神怜悯自己、拯救自己、回馈自己的信徒们可以休矣。神是不会有任何被动的情感的，人不能使他愉快或愁苦，那么祈祷、献祭、弥撒，自然都是无用的。神不是你的交易对象，必须用爱回报你给的爱——“德性的报酬就是德性自身”。
斯宾诺莎的信仰到达了（也许也是回到）一个纯粹的境地，晶莹剔透，不着纤尘。一个完全超脱于人世俗情感的体系，摆脱所有的利益纠葛。心灵的平静是人唯一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思考本身就是罪恶。在虚伪的年代，高尚也成了不道德。感到威胁的教会把这位最虔诚的人称为无神论者，把不道德的罪名安在与世无争的斯宾诺莎头上。不论是在哪个年代，不论是在哪里，卫道士卫的都不是“道”，而是自己的利益。信仰，信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
所以斯宾诺莎才会在本书里说道，善恶没有绝对的标准：“凡我们厌恶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叫做是恶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依据他自己的情感来判断或估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异端。
人们的错误观念，或是传闻，或是由泛泛经验而来，还有就是由果求因的推论。正是看饱了人们的情感多大地蒙蔽了理性，才有了《伦理学》一书中他所用的几何证明方法，只对简单明晰的观念不做证明，最大限度地去除谬误：“最好的推论必须从一个肯定的特殊本质，或者从一个正确的界说里推论出来。”
1677年2月，斯宾诺莎死于肺病，时年45岁。友人席勒（G.H.Schuller）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带走了手稿。在他生前，只出版了《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前者是笛卡尔哲学的讲课记录，他自己不甚重视。后者虽然没有署名，却让他的日子难以复归宁静。即使最后，他要的仅是一方书桌，辱骂、争辩、威胁的信件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让性格敦厚，基本每信必回的斯宾诺莎难以应付。
要等到一百多年后，这位思想家的著作才会被公正地批判和接受。他走得太快了。而庸碌之众最见不得的就是超前者和落后者，这两种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不正常的，可鄙的。真正的思想家，永远是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遥远的距离，漫长的孤寂，能使他们保持清醒和独立。
1677年2月25日，斯波耶新教堂。如果那天我是席勒，当第一铲泥土沉重地落到斯宾诺莎的棺木上时，我会在初春的寒冷里，平静地念诵他说过的一句话，当做葬礼祈祷词：“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这只是他一生颠沛流浪的开始。斯宾诺莎经常孤身一人，住在带家具的陌生旅舍里，除了一堆不能发表的手稿外，别无它物。1670年，他才在海牙定居下来，白天磨镜片，晚上做研究，偶尔画画。拒绝政治和宗教正统观念，拒绝大学教职，甚至拒绝朋友超过生活基本需要的金钱资助。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他死后不久，斯宾诺莎嫁到首都的姐姐专程赶回来，要争夺那笔巨大的遗产，姐弟俩对薄公堂。斯宾诺莎赢了官司，却把遗产留给了前者——他知道姐姐家境穷苦，而他自己孑然一身，并且已立志过德性的哲思生活，无牵无挂，清水和面包就足够了。
不久，斯宾诺莎开始表露父亲在世时一直隐藏的反叛思想。在那时的人看来，最惊世骇俗的是他对神的理解：一种无限的存在，具有无限“多”的实体。神只是它的本性的必然性的存在和动作，它是唯一的自由因。
既然只有神自己才是他自己的行动原因，那所有希望神怜悯自己、拯救自己、回馈自己的信徒们可以休矣。神是不会有任何被动的情感的，人不能使他愉快或愁苦，那么祈祷、献祭、弥撒，自然都是无用的。神不是你的交易对象，必须用爱回报你给的爱——“德性的报酬就是德性自身”。
斯宾诺莎的信仰到达了（也许也是回到）一个纯粹的境地，晶莹剔透，不着纤尘。一个完全超脱于人世俗情感的体系，摆脱所有的利益纠葛。心灵的平静是人唯一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的东西。
在黑暗的年代，思考本身就是罪恶。在虚伪的年代，高尚也成了不道德。感到威胁的教会把这位最虔诚的人称为无神论者，把不道德的罪名安在与世无争的斯宾诺莎头上。不论是在哪个年代，不论是在哪里，卫道士卫的都不是“道”，而是自己的利益。信仰，信仰，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之。
所以斯宾诺莎才会在本书里说道，善恶没有绝对的标准：“凡我们厌恶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叫做是恶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依据他自己的情感来判断或估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要看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异端。
人们的错误观念，或是传闻，或是由泛泛经验而来，还有就是由果求因的推论。正是看饱了人们的情感多大地蒙蔽了理性，才有了《伦理学》一书中他所用的几何证明方法，只对简单明晰的观念不做证明，最大限度地去除谬误：“最好的推论必须从一个肯定的特殊本质，或者从一个正确的界说里推论出来。”
1677年2月，斯宾诺莎死于肺病，时年45岁。友人席勒（G.H.Schuller）陪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带走了手稿。在他生前，只出版了《笛卡尔哲学原理》和《神学政治论》。前者是笛卡尔哲学的讲课记录，他自己不甚重视。后者虽然没有署名，却让他的日子难以复归宁静。即使最后，他要的仅是一方书桌，辱骂、争辩、威胁的信件还是源源不断地送上门来，让性格敦厚，基本每信必回的斯宾诺莎难以应付。
要等到一百多年后，这位思想家的著作才会被公正地批判和接受。他走得太快了。而庸碌之众最见不得的就是超前者和落后者，这两种人在他们眼里都是不正常的，可鄙的。真正的思想家，永远是精神上的离群索居者，遥远的距离，漫长的孤寂，能使他们保持清醒和独立。
1677年2月25日，斯波耶新教堂。如果那天我是席勒，当第一铲泥土沉重地落到斯宾诺莎的棺木上时，我会在初春的寒冷里，平静地念诵他说过的一句话，当做葬礼祈祷词：“自由的人绝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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