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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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琐记
本书收入五十余篇有关收藏的短文，从冰心、孙犁、黄裳等名家，到一些默默无闻的人物，从珍藏价值连城的文物，到收集普通的石子或门券，不一而足。但几乎每篇文章，都渗透出自得其乐的趣味，这正是此书令人喜爱的原因吧。
学画·买画
学习绘画如果只靠阅读珂罗版的画册，那是不够的，还应师从名师。在旧时代，从师必须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而我是贫家子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徘徊在珂罗版画册之间。往后经济稍宽，也不拜师，却四处求同时代的书画家的作品，一旦求得，再付出一些装裱费用，就可悬挂书室，以作为学习、借鉴。我的收藏陆续扩大到于右任、谭延恺、谭泽恺、马公愚以及张大千、李苦禅、潘天寿、沙孟海等。看了真迹，渐渐懂得用笔用墨、调色敷彩的诀窍，较之拜师受益更多。
我在同时代书画家的作品中经过一段熏陶之后，还嫌不足，又扩而大之，把眼光投向了明清的书画。要买那样的作品，非花大代价不可。好在这时我的实力已经足够，于是开始了买画的生涯。开头我有机会买到明代的徐天池、陈白阳、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接着又收得沈石田、陈老莲、仇十洲等，往后又取得清代的石涛、新罗山人、金冬心、郑板桥、赵之谦等，及近代的吴昌硕、黄牧甫、任伯年、虚谷等人，这就扩展了学习、借鉴的面。到60年代前期，又收到名人作品不下数千件。自70年代起，再继续收得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丰子恺等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我的收藏的规模。我买画藏画的出发点，还是根据学习的需要，所以和一般为藏画而藏画的收藏家完全二致。
记得买新罗山人华的八册九十四开册页时，因为手头没有这样多的巨额现金，于是变卖了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的作品多件凑数，并与物主协商分期付款，得到同意，才能买下。这一次把我的历年积蓄都花光了。但是我不觉得惋惜，倒是变卖了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三家的作品，非常痛心——它们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颇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之慨。
齐白石的一幅四尺整张《红莲鸣蝉》，1949年我到北京，在琉璃厂一家画店中见到。这幅画悬挂在极显眼的进门处，问价为100元连框，我嫌价太高没买。1950年我又至北京，见此画仍旧挂在这家画店门前，我问价仍为100元，不肯减去一分一厘，我还是没有买，1951年再去北京，此画还是高悬着，仍旧要100元，不能还价，我只好望望然后去之。直到1954年我再经过那家画店，想想还是依了他们，用100元买了回来，重裱后挂在我上海的客厅里。不料到“文革”时竟被抄走，就此永别了。
有部金冬心的水墨花卉册，最初由中介人携来三开，索价为每开50元，我爱不释手，就依价买下了。过不多天，中介人又送来三开，经细看是同一册页中的。我已买了他三开，中介人知道我的心理，一定会买，所以索价每开为100元。我说同样大小的三开，为什么今天每开要100元？他说物主所开的价钱，少一文不卖。我为了要凑一部整的，只好忍痛买下。问他是不是还有第三次的三开，他说不会再有了。但不到10天，这位奸滑的中介人又来了，向我说他又在别处发现三开，要不要送来看看？我当然说好的，他送到第三批三开金冬心的水墨花卉索价竟又高了50元，变为150元一开……诸如此类的买进的书画，不止一种。
我对书画篆刻爱之若命。凡书画作品一到我的手中，总要很妥贴地装裱一新；篆刻作品则配锦盒保存，使之完好无损，增加欣赏时的兴趣。我曾请友好刻过一方“曾经钱君匋珍获”的印，我收藏的书画要使之完整无损的意思，尽在这方印中表达了。（钱君匋）
老舍先生的砚台
迄今为止，发现了老舍先生的三块砚台，三块都有讲究。两块是藏砚，一块是自己用的。
两块藏砚都是他在1949年以后分别买的。买的时候，一定是看上了它们的文物价值。外表上看，两块很有些共同点：都不大，14－15厘米长，9－10厘米宽，一厘米半到两厘米半厚，外面均有红木木盒，简直像一对儿。而且都是清代的东西。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文人砚。
其中较厚的那方是大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的遗物。在他这一方砚台的左侧刻着一行边款：“笠翁李渔书画砚”，系篆字。国内外有不少李渔研究者，但多数都没见过李渔留下的宝物。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看了这一方李渔砚之后，惊呼：“这是惟一的！”他对我说：“我去找人做拓片。”拓片出来之后，日本要去发表；美国汉学家韩南教授，一位李渔专家，也要一睹为快。
第二方藏砚是最近舒济由箱子底下翻出来的，翻过底面一看，不得了，有刻像一幅！还有题刻！共19个字：“乾隆丁酉钱塘黄易三十四岁小像嘉定钱坫题”。字后刻有小印两枚，一为阳，圆形，单字“泉”；一为阴，方形，双字“十兰”。黄易小像八厘米见方，着刀极浅，线条简练明快，是个古速写像。那个时代不会有相片，大凡像都是刻在石上或者画在纸上。我想，这大概是黄易惟一的遗像了。
黄易，字小松，是清朝大画家，所画墨梅，饶有逸致。清朝大兴碑学、篆书和篆刻学。黄易是当时浙派篆刻的大将，是西泠八家之一。
钱坫，号十兰，也是一个名士，是清朝写小篆写得最有名的人物，自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意思是秦朝李斯唐朝李阳冰之后就数他了。他晚年右体偏枯，左手作篆尤为精绝。他的方法是烧毫，作玉箸篆，称为铁笔。这方砚台上他的题字和图章都恰好展示了他的所长。其中那方“泉”字印便是他擅长的圆朱文。一方小小的石砚上，又是书法，又是篆刻，又是小像，还都是著名艺术家，实属不可多得。
老舍先生自己所用的那一方砚台远远不如上面这两方那么名贵，是个“土”的。他由英国回来后用钢笔写作，不用毛笔。到了抗战时，纸成了土纸、草纸，无法使用钢笔，才用起了毛笔。在北碚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时用了一方当地产的大方砚台，有点像小学生练毛笔字时用的那种，拙厚朴实，极少装饰，只是大着许多号，磨一次墨够写一上午的。老舍先生到美国去之后，曾把它赠送给一位北方老乡冯玉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冯玉斋先生又回赠给了胡胡潔青老人。（舒乙）
阿英赠我宋瓷瓶
乡前辈芜湖人阿英先生，本名钱杏，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组织文学团体太阳社，是左翼作家联盟重要成员。建国初期，任天津市文化局长，1954年发生的胡风事件，阿英以失察之咎调到北京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并副秘书长。他生于1900年，时已年过半百，我则还不到40岁。初次到棉花胡同甲20号他的寓所探访时，只见他剃光头，着布衣、布鞋，朴实得像农民老大爷，他满面春风接待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丰富的藏书文物。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红楼梦》各种版本和相关的作品，雅、俗的都有，作为红学文物收藏家，他称得起是举世无双了。此后的交往中，我们曾一道到书画店、古玩店浏览，他见到适意的就收购。有一次，我发现他几案上陈列的古玩文物中，有一尊高不盈尺的窑变釉瓷瓶，就问：“这是北宋哥窑的吧？”阿英说：“你认得出这是宋瓷，一定喜欢，我送给你。”长者割爱的美意，委实使我受宠若惊。阿英告诉我，这是当年他和李一氓随新四军陈毅将军在江淮之间打游击，从苏北农村得来的。遥想抗日战场硝烟弥漫，阿英带着它辗转战地，这益发显示出长者慷慨惠赠此瓶的高谊隆情。
我将它陈列在凭窗的书桌上，朝朝暮暮观赏，引为骄傲。有一天，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光临寒舍，看到这只宋瓷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遗憾的是，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袭来，弄得家破人散，这只瓷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是，家破前一年寒舍书房的老照片历经劫难还在，照片上，我身后小窗前插花的就是那只窑变釉瓷瓶，这一形迹也足慰余年了。 （谢蔚明）
印泥缸和笔筒
我喜欢的一些东西，虽然也是用的，但大都以玩儿的心态在待它们，如盛墨汁的瓷碗，插笔用的陶罐等。
市上现在最常见的印泥缸是景德镇产的贴花的一种俗不可耐的青龙图案。即便是贴花，那也是最难看的一种，所以我坚决不肯用。我桌上现在共有两个印泥缸，一个是在地摊上淘来的旧肥皂缸，长六角形，白瓷。两边有粉彩画的一枝桃花，并头开着一淡绿一浓紫的两朵复瓣桃花。在绿的花那边还有一朵紫的花骨朵，而紫的花那边又有一个绿的花骨朵，在盖上的桃花上还有一只黄的小鸟，画得随意却并不粗陋，我用它盛了二两荣宝斋产的仿古印泥，竟还留有阔阔的余地。
另一个是真正的印泥缸，那粉彩虽不甚精良，却总还是手画的。比起贴花的那种，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画面是一个园林里的雪景，气势挺开阔，有点儿像北京的颐和园，但园子外的山挺大，颐和园外面没有这么大的山；又像南京的明孝陵旁边的小榭，湖里还有一只小木船，有梢公，有乘船的游客；雪用厚厚的白色堆在亭子顶上、山头上和松针上，在远近的淡墨晕染的地方还点了许多小白点儿，表示雪还在下。整个画面素静得很，只有几根楼柱用淡的朱色涂了几笔。最可爱的是底款的红印刷字，除一排小楷“中国景德镇”外，还有一排英文：MADEINCHINA。绝不像前面提到的那种贴花青龙的印着“大清乾隆年制”。
我的笔筒里，最珍贵的是山虎送我的那只足有八寸口径的粉彩笔筒。黑地儿上画着一枝白梅花。山虎花了几千元钱从小倒爷手里弄来的。它在我的案头挺寂寞地伫立着，插了一些并不贵重的毛笔在里面。和一堆价值与它很不相称的小坛坛小罐罐们终日为伍，那情景有点像当初的“走资派”到农村下放。
还有两只笔筒是我自己弄来的，一个黄砂制的歪歪扭扭的一截树根形的小笔筒，口径原本不大，三寸而已，加上又是歪的，所以只能插三两枝彩色铅笔，派做读书时画画记号用。本来这三两枝彩色铅笔可以挤在那肥大壮硕并且昂贵的“走资派”的肚子里，但我终于还是喜欢看这个歪瓜捏萝卜的半截树根，所以还是供在桌上了。这是我在朝天宫的地摊上花五元钱买来的。为了这笔生意，当时还惹得百余个小贩撵在我屁股后面兜售他们的各种东西。
另一只是刚刚买来的大红料器玻璃的正方形口的洋笔筒，那店里只剩这一只了，并且底部有一点点并不明显的损伤，所以老板肯以20元的价给我。那玩意儿直爽、痛快，晶莹剔透的大红用在瓶里，表面是一层厚厚的透明玻璃，我很喜欢。而且口径亦不亚于前面提到的“走资派”，我买30枝铅笔，一下就可以全插进去。（朱新建）
摘自《收藏琐记》（“灯下丛书”之一） 周冀南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文汇报》2003年7月9日
收藏琐记
本书收入五十余篇有关收藏的短文，从冰心、孙犁、黄裳等名家，到一些默默无闻的人物，从珍藏价值连城的文物，到收集普通的石子或门券，不一而足。但几乎每篇文章，都渗透出自得其乐的趣味，这正是此书令人喜爱的原因吧。
学画·买画
学习绘画如果只靠阅读珂罗版的画册，那是不够的，还应师从名师。在旧时代，从师必须付出巨额的经济代价，而我是贫家子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只能徘徊在珂罗版画册之间。往后经济稍宽，也不拜师，却四处求同时代的书画家的作品，一旦求得，再付出一些装裱费用，就可悬挂书室，以作为学习、借鉴。我的收藏陆续扩大到于右任、谭延恺、谭泽恺、马公愚以及张大千、李苦禅、潘天寿、沙孟海等。看了真迹，渐渐懂得用笔用墨、调色敷彩的诀窍，较之拜师受益更多。
我在同时代书画家的作品中经过一段熏陶之后，还嫌不足，又扩而大之，把眼光投向了明清的书画。要买那样的作品，非花大代价不可。好在这时我的实力已经足够，于是开始了买画的生涯。开头我有机会买到明代的徐天池、陈白阳、文徵明等人的作品，接着又收得沈石田、陈老莲、仇十洲等，往后又取得清代的石涛、新罗山人、金冬心、郑板桥、赵之谦等，及近代的吴昌硕、黄牧甫、任伯年、虚谷等人，这就扩展了学习、借鉴的面。到60年代前期，又收到名人作品不下数千件。自70年代起，再继续收得齐白石、黄宾虹、朱屺瞻、刘海粟、谢稚柳、丰子恺等的作品，逐渐形成了我的收藏的规模。我买画藏画的出发点，还是根据学习的需要，所以和一般为藏画而藏画的收藏家完全二致。
记得买新罗山人华的八册九十四开册页时，因为手头没有这样多的巨额现金，于是变卖了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的作品多件凑数，并与物主协商分期付款，得到同意，才能买下。这一次把我的历年积蓄都花光了。但是我不觉得惋惜，倒是变卖了查士标、吴昌硕、徐悲鸿三家的作品，非常痛心——它们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颇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之慨。
齐白石的一幅四尺整张《红莲鸣蝉》，1949年我到北京，在琉璃厂一家画店中见到。这幅画悬挂在极显眼的进门处，问价为100元连框，我嫌价太高没买。1950年我又至北京，见此画仍旧挂在这家画店门前，我问价仍为100元，不肯减去一分一厘，我还是没有买，1951年再去北京，此画还是高悬着，仍旧要100元，不能还价，我只好望望然后去之。直到1954年我再经过那家画店，想想还是依了他们，用100元买了回来，重裱后挂在我上海的客厅里。不料到“文革”时竟被抄走，就此永别了。
有部金冬心的水墨花卉册，最初由中介人携来三开，索价为每开50元，我爱不释手，就依价买下了。过不多天，中介人又送来三开，经细看是同一册页中的。我已买了他三开，中介人知道我的心理，一定会买，所以索价每开为100元。我说同样大小的三开，为什么今天每开要100元？他说物主所开的价钱，少一文不卖。我为了要凑一部整的，只好忍痛买下。问他是不是还有第三次的三开，他说不会再有了。但不到10天，这位奸滑的中介人又来了，向我说他又在别处发现三开，要不要送来看看？我当然说好的，他送到第三批三开金冬心的水墨花卉索价竟又高了50元，变为150元一开……诸如此类的买进的书画，不止一种。
我对书画篆刻爱之若命。凡书画作品一到我的手中，总要很妥贴地装裱一新；篆刻作品则配锦盒保存，使之完好无损，增加欣赏时的兴趣。我曾请友好刻过一方“曾经钱君匋珍获”的印，我收藏的书画要使之完整无损的意思，尽在这方印中表达了。（钱君匋）
老舍先生的砚台
迄今为止，发现了老舍先生的三块砚台，三块都有讲究。两块是藏砚，一块是自己用的。
两块藏砚都是他在1949年以后分别买的。买的时候，一定是看上了它们的文物价值。外表上看，两块很有些共同点：都不大，14－15厘米长，9－10厘米宽，一厘米半到两厘米半厚，外面均有红木木盒，简直像一对儿。而且都是清代的东西。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文人砚。
其中较厚的那方是大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李渔的遗物。在他这一方砚台的左侧刻着一行边款：“笠翁李渔书画砚”，系篆字。国内外有不少李渔研究者，但多数都没见过李渔留下的宝物。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看了这一方李渔砚之后，惊呼：“这是惟一的！”他对我说：“我去找人做拓片。”拓片出来之后，日本要去发表；美国汉学家韩南教授，一位李渔专家，也要一睹为快。
第二方藏砚是最近舒济由箱子底下翻出来的，翻过底面一看，不得了，有刻像一幅！还有题刻！共19个字：“乾隆丁酉钱塘黄易三十四岁小像嘉定钱坫题”。字后刻有小印两枚，一为阳，圆形，单字“泉”；一为阴，方形，双字“十兰”。黄易小像八厘米见方，着刀极浅，线条简练明快，是个古速写像。那个时代不会有相片，大凡像都是刻在石上或者画在纸上。我想，这大概是黄易惟一的遗像了。
黄易，字小松，是清朝大画家，所画墨梅，饶有逸致。清朝大兴碑学、篆书和篆刻学。黄易是当时浙派篆刻的大将，是西泠八家之一。
钱坫，号十兰，也是一个名士，是清朝写小篆写得最有名的人物，自称“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意思是秦朝李斯唐朝李阳冰之后就数他了。他晚年右体偏枯，左手作篆尤为精绝。他的方法是烧毫，作玉箸篆，称为铁笔。这方砚台上他的题字和图章都恰好展示了他的所长。其中那方“泉”字印便是他擅长的圆朱文。一方小小的石砚上，又是书法，又是篆刻，又是小像，还都是著名艺术家，实属不可多得。
老舍先生自己所用的那一方砚台远远不如上面这两方那么名贵，是个“土”的。他由英国回来后用钢笔写作，不用毛笔。到了抗战时，纸成了土纸、草纸，无法使用钢笔，才用起了毛笔。在北碚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时用了一方当地产的大方砚台，有点像小学生练毛笔字时用的那种，拙厚朴实，极少装饰，只是大着许多号，磨一次墨够写一上午的。老舍先生到美国去之后，曾把它赠送给一位北方老乡冯玉斋。到了上世纪80年代，冯玉斋先生又回赠给了胡胡潔青老人。（舒乙）
阿英赠我宋瓷瓶
乡前辈芜湖人阿英先生，本名钱杏，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组织文学团体太阳社，是左翼作家联盟重要成员。建国初期，任天津市文化局长，1954年发生的胡风事件，阿英以失察之咎调到北京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并副秘书长。他生于1900年，时已年过半百，我则还不到40岁。初次到棉花胡同甲20号他的寓所探访时，只见他剃光头，着布衣、布鞋，朴实得像农民老大爷，他满面春风接待我，还带我参观了他丰富的藏书文物。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红楼梦》各种版本和相关的作品，雅、俗的都有，作为红学文物收藏家，他称得起是举世无双了。此后的交往中，我们曾一道到书画店、古玩店浏览，他见到适意的就收购。有一次，我发现他几案上陈列的古玩文物中，有一尊高不盈尺的窑变釉瓷瓶，就问：“这是北宋哥窑的吧？”阿英说：“你认得出这是宋瓷，一定喜欢，我送给你。”长者割爱的美意，委实使我受宠若惊。阿英告诉我，这是当年他和李一氓随新四军陈毅将军在江淮之间打游击，从苏北农村得来的。遥想抗日战场硝烟弥漫，阿英带着它辗转战地，这益发显示出长者慷慨惠赠此瓶的高谊隆情。
我将它陈列在凭窗的书桌上，朝朝暮暮观赏，引为骄傲。有一天，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光临寒舍，看到这只宋瓷瓶，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珍品。遗憾的是，1957年那场政治风暴袭来，弄得家破人散，这只瓷瓶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幸的是，家破前一年寒舍书房的老照片历经劫难还在，照片上，我身后小窗前插花的就是那只窑变釉瓷瓶，这一形迹也足慰余年了。 （谢蔚明）
印泥缸和笔筒
我喜欢的一些东西，虽然也是用的，但大都以玩儿的心态在待它们，如盛墨汁的瓷碗，插笔用的陶罐等。
市上现在最常见的印泥缸是景德镇产的贴花的一种俗不可耐的青龙图案。即便是贴花，那也是最难看的一种，所以我坚决不肯用。我桌上现在共有两个印泥缸，一个是在地摊上淘来的旧肥皂缸，长六角形，白瓷。两边有粉彩画的一枝桃花，并头开着一淡绿一浓紫的两朵复瓣桃花。在绿的花那边还有一朵紫的花骨朵，而紫的花那边又有一个绿的花骨朵，在盖上的桃花上还有一只黄的小鸟，画得随意却并不粗陋，我用它盛了二两荣宝斋产的仿古印泥，竟还留有阔阔的余地。
另一个是真正的印泥缸，那粉彩虽不甚精良，却总还是手画的。比起贴花的那种，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画面是一个园林里的雪景，气势挺开阔，有点儿像北京的颐和园，但园子外的山挺大，颐和园外面没有这么大的山；又像南京的明孝陵旁边的小榭，湖里还有一只小木船，有梢公，有乘船的游客；雪用厚厚的白色堆在亭子顶上、山头上和松针上，在远近的淡墨晕染的地方还点了许多小白点儿，表示雪还在下。整个画面素静得很，只有几根楼柱用淡的朱色涂了几笔。最可爱的是底款的红印刷字，除一排小楷“中国景德镇”外，还有一排英文：MADEINCHINA。绝不像前面提到的那种贴花青龙的印着“大清乾隆年制”。
我的笔筒里，最珍贵的是山虎送我的那只足有八寸口径的粉彩笔筒。黑地儿上画着一枝白梅花。山虎花了几千元钱从小倒爷手里弄来的。它在我的案头挺寂寞地伫立着，插了一些并不贵重的毛笔在里面。和一堆价值与它很不相称的小坛坛小罐罐们终日为伍，那情景有点像当初的“走资派”到农村下放。
还有两只笔筒是我自己弄来的，一个黄砂制的歪歪扭扭的一截树根形的小笔筒，口径原本不大，三寸而已，加上又是歪的，所以只能插三两枝彩色铅笔，派做读书时画画记号用。本来这三两枝彩色铅笔可以挤在那肥大壮硕并且昂贵的“走资派”的肚子里，但我终于还是喜欢看这个歪瓜捏萝卜的半截树根，所以还是供在桌上了。这是我在朝天宫的地摊上花五元钱买来的。为了这笔生意，当时还惹得百余个小贩撵在我屁股后面兜售他们的各种东西。
另一只是刚刚买来的大红料器玻璃的正方形口的洋笔筒，那店里只剩这一只了，并且底部有一点点并不明显的损伤，所以老板肯以20元的价给我。那玩意儿直爽、痛快，晶莹剔透的大红用在瓶里，表面是一层厚厚的透明玻璃，我很喜欢。而且口径亦不亚于前面提到的“走资派”，我买30枝铅笔，一下就可以全插进去。（朱新建）
摘自《收藏琐记》（“灯下丛书”之一） 周冀南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文汇报》2003年7月9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