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章的V城私史
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封面会奇怪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加之出自宋应星《天工开物》“乃服”一章牵经图，很容易就误解为这是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现代图解本。
其实，这是香港中生代小说家董启章宏大写作计划“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仅仅凭藉这第一部曲，董启章便与贾平凹这样的文坛老将一同站在了目前奖金最高（港币三十万）的华语文学奖——“红楼梦奖”的领奖台上。
决审委员们对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及贾平凹的《秦腔》之间的辩论较多，认为董启章这本书气派大，是野心之作，将香港的社会、历史交织于物质现象中。但由于贾平凹有着三十年小说创作的经验，《秦腔》是其巅峰之作，而董启章很年轻，《天工开物》系列还有第二、第三本，将来还有机会，因此把“红楼梦奖”颁给了贾平凹，《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斩获评审团大奖。
2008年，“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蝉联“红楼梦奖”评审团大奖，首奖由莫言摘得，与董启章并列评审团奖的还有朱天文（《巫言》）和王安忆（《启蒙时代》）。
好友梁文道曾为董启章鸣不平：“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了。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莫言也不缺这个钱，而董启章这样在才子才女纷纷转型当主持人、时尚人士、专栏作家隔着边框在副刊同版上下聊昨晚的饭局的时候，却一个人背负着香港大居不易的诅咒坐起了文学的牢，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
可他还是一年又一年的写他的大部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样的纯文学在台港销出五千余本，算是极好的了，到手的五万稿酬也不过是最低工资的水平。写作长篇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读过村上“跑步”的人应当明白，尤其连董氏的弟子王贻兴——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都转去娱乐圈发展，面对花花世界仍能枯坐书斋的董启章确实是一位相当值得钦佩的作者。
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对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评价点明了董氏此书的写作特色：“这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份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
从小说的章节名即可见一连串生活中常见的物什：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作为极类日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样一本关于物的小说似乎并不令人奇怪，双声部的小说架构既有米兰·昆德拉一系欧陆小说家的哲学思辨，又不自觉地显现出村上春树文学中的都市踟蹰感来，而故事最后的结局也有点《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意味。
当然，更多的还是董启章自己，他曾坦承这一部写得很自我，书中藉着一封封书信，“我”串连起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从阿爷和阿嫲的相识、爸爸如何因为电话遇见妈妈，以及自己跟如真之间那阴差阳错的录音带。很明显，那些关于祖辈父辈的记忆夹带有董启章自己的私货，从阿爷阿嫲时代的电报、到二十世纪中叶成衣业的勃兴，无不是以私历史的角度来观照香港近百年的变迁，无论董启章把这座城市命名为维多利亚城还是V城（Visible Cities）。
栩栩、如真既是两声部的女主角，又显然脱胎自成语“栩栩如生”，更上承《庄子·齐物论》那句：“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茫茫然周也。”使人阅毕掩卷不得不深思董启章所述的真实与可能。
“我”受挫于苦恋如真的失败，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藉着一封封书信创造出少女“栩栩”，期望“栩栩=如真”，“栩栩”所处的世界原本与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分隔，却在最后奇迹般连结起来，虽然最终“栩栩”无法“如真”，但“写物”和“语词”的两声部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可能世界的大门——甚至托名“独裁者”的序言都充满了董启章的机心，将自己塑造出来的这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不断拆解——恰应和了福柯那本后现代大著《词与物》，董启章摒弃以人为绝对主角的写法，而着重描写“事物的秩序”，以小说笔法写出了物嵌入人类生活、影响控制人类命运的乖张情节：能接收电波的阿嫲，将自己在衣车上缝起来的小铃，一坐上车便止不住呕吐的怪癖，甚至藉着“电报/电话”一章一吐自己对绵密通信扼杀人类情感的忧虑。
还是回到此书的文案上来。张爱玲抗战烽火中的香港是一座妖冶的唱着“hong kong is falling down”的倾城，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西《我城》充满与自绘插画的互涉，黄碧云短篇《失城》又跟九七大限之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惶惶不安。女性作家笔端的香港论野心最大的要数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也是横跨百多年的香港历史，从开埠写到二十世纪末，但由于笔力过凝于主人公黄得云的生活遭际，对现代史上的香港仅能通过穿插进行细碎的描写，作者在第三部登场并结识黄得云的曾孙女黄蝶娘，这种交融感也是董启章采用的手法。《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既为书信，又是剖白，由家世见城事，由城事证国史，家友亲朋所见所感俱在其中，不乏喜泪与悲怆，绝对可称作毫不逊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的家国史建构。而董启章为何要如此这般来书写自己生活的城市，董氏在一次访谈中自承：“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
带图版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56620194/
补记：
董启章早年擅写校园生活，《练习簿》集结了他几部关于少年生活的短篇故事，《体育时期》可说是这方面的大成，两位女主角的生活隐隐昭示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的栩栩，而他笔下的早期人物小冬也出现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
但董启章的成名却是倚靠着性别写作的路线，从中篇《安卓珍尼》到长篇《双身》，无一不是获奖作品。
他的中短篇集《衣鱼简史》、《名字的玫瑰》等都堪称后现代小说的精彩小品。《衣鱼简史》中收录的《永盛街兴衰史》具有地图集等地图写作系列的意味，在探寻母系家族史和城市历史之余，有其一贯后现代写作风格的印记，另一则《爱情沦陷记事》（我记得这篇原有收录在《名字的玫瑰》中，但名字不叫这个，似乎是《阿广》），写得是沦陷时期香港的故事，一个男孩爱上寄居的日本女孩，这正是私人香港史观照的一种呈现：究竟是这样沦陷，还是一个时代的空缺？
其实董启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就是地图暨V城史写作，《地图集》《V城繁胜录》等均在此列。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恰好融合了他学生生活和V城史书写的两大主题。
其实，这是香港中生代小说家董启章宏大写作计划“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仅仅凭藉这第一部曲，董启章便与贾平凹这样的文坛老将一同站在了目前奖金最高（港币三十万）的华语文学奖——“红楼梦奖”的领奖台上。
决审委员们对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及贾平凹的《秦腔》之间的辩论较多，认为董启章这本书气派大，是野心之作，将香港的社会、历史交织于物质现象中。但由于贾平凹有着三十年小说创作的经验，《秦腔》是其巅峰之作，而董启章很年轻，《天工开物》系列还有第二、第三本，将来还有机会，因此把“红楼梦奖”颁给了贾平凹，《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斩获评审团大奖。
2008年，“自然史”三部曲的第二部《时间繁史·哑瓷之光》蝉联“红楼梦奖”评审团大奖，首奖由莫言摘得，与董启章并列评审团奖的还有朱天文（《巫言》）和王安忆（《启蒙时代》）。
好友梁文道曾为董启章鸣不平：“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了。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莫言也不缺这个钱，而董启章这样在才子才女纷纷转型当主持人、时尚人士、专栏作家隔着边框在副刊同版上下聊昨晚的饭局的时候，却一个人背负着香港大居不易的诅咒坐起了文学的牢，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
可他还是一年又一年的写他的大部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这样的纯文学在台港销出五千余本，算是极好的了，到手的五万稿酬也不过是最低工资的水平。写作长篇不仅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读过村上“跑步”的人应当明白，尤其连董氏的弟子王贻兴——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史上最年轻的得主——都转去娱乐圈发展，面对花花世界仍能枯坐书斋的董启章确实是一位相当值得钦佩的作者。
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对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评价点明了董氏此书的写作特色：“这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份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
从小说的章节名即可见一连串生活中常见的物什：收音机、电报、电话、车床、衣车、电视机、汽车、游戏机……作为极类日本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这样一本关于物的小说似乎并不令人奇怪，双声部的小说架构既有米兰·昆德拉一系欧陆小说家的哲学思辨，又不自觉地显现出村上春树文学中的都市踟蹰感来，而故事最后的结局也有点《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意味。
当然，更多的还是董启章自己，他曾坦承这一部写得很自我，书中藉着一封封书信，“我”串连起了自己家族三代人的故事，从阿爷和阿嫲的相识、爸爸如何因为电话遇见妈妈，以及自己跟如真之间那阴差阳错的录音带。很明显，那些关于祖辈父辈的记忆夹带有董启章自己的私货，从阿爷阿嫲时代的电报、到二十世纪中叶成衣业的勃兴，无不是以私历史的角度来观照香港近百年的变迁，无论董启章把这座城市命名为维多利亚城还是V城（Visible Cities）。
栩栩、如真既是两声部的女主角，又显然脱胎自成语“栩栩如生”，更上承《庄子·齐物论》那句：“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茫茫然周也。”使人阅毕掩卷不得不深思董启章所述的真实与可能。
“我”受挫于苦恋如真的失败，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藉着一封封书信创造出少女“栩栩”，期望“栩栩=如真”，“栩栩”所处的世界原本与我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分隔，却在最后奇迹般连结起来，虽然最终“栩栩”无法“如真”，但“写物”和“语词”的两声部却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可能世界的大门——甚至托名“独裁者”的序言都充满了董启章的机心，将自己塑造出来的这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不断拆解——恰应和了福柯那本后现代大著《词与物》，董启章摒弃以人为绝对主角的写法，而着重描写“事物的秩序”，以小说笔法写出了物嵌入人类生活、影响控制人类命运的乖张情节：能接收电波的阿嫲，将自己在衣车上缝起来的小铃，一坐上车便止不住呕吐的怪癖，甚至藉着“电报/电话”一章一吐自己对绵密通信扼杀人类情感的忧虑。
还是回到此书的文案上来。张爱玲抗战烽火中的香港是一座妖冶的唱着“hong kong is falling down”的倾城，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西西《我城》充满与自绘插画的互涉，黄碧云短篇《失城》又跟九七大限之前的香港电影一样惶惶不安。女性作家笔端的香港论野心最大的要数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寂寞云园》），也是横跨百多年的香港历史，从开埠写到二十世纪末，但由于笔力过凝于主人公黄得云的生活遭际，对现代史上的香港仅能通过穿插进行细碎的描写，作者在第三部登场并结识黄得云的曾孙女黄蝶娘，这种交融感也是董启章采用的手法。《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既为书信，又是剖白，由家世见城事，由城事证国史，家友亲朋所见所感俱在其中，不乏喜泪与悲怆，绝对可称作毫不逊于张大春《城邦暴力团》《聆听父亲》格非《人面桃花》《山河入梦》的家国史建构。而董启章为何要如此这般来书写自己生活的城市，董氏在一次访谈中自承：“那是一种繁荣的衰落，一种膨胀的崩坏，一种丰足的贫乏，那就是自己成长的年代，香港的一体两面。”
带图版参见：
http://www.douban.com/note/56620194/
补记：
董启章早年擅写校园生活，《练习簿》集结了他几部关于少年生活的短篇故事，《体育时期》可说是这方面的大成，两位女主角的生活隐隐昭示了《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的栩栩，而他笔下的早期人物小冬也出现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中。
但董启章的成名却是倚靠着性别写作的路线，从中篇《安卓珍尼》到长篇《双身》，无一不是获奖作品。
他的中短篇集《衣鱼简史》、《名字的玫瑰》等都堪称后现代小说的精彩小品。《衣鱼简史》中收录的《永盛街兴衰史》具有地图集等地图写作系列的意味，在探寻母系家族史和城市历史之余，有其一贯后现代写作风格的印记，另一则《爱情沦陷记事》（我记得这篇原有收录在《名字的玫瑰》中，但名字不叫这个，似乎是《阿广》），写得是沦陷时期香港的故事，一个男孩爱上寄居的日本女孩，这正是私人香港史观照的一种呈现：究竟是这样沦陷，还是一个时代的空缺？
其实董启章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领域就是地图暨V城史写作，《地图集》《V城繁胜录》等均在此列。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恰好融合了他学生生活和V城史书写的两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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