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故事的指引，回到历史的深处

顾颉刚先生在《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民国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说自己准备从十四年开始将自己的古史研究计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读魏晋以前史书；第二，作春秋战国秦汉经籍考；第三，依据考定的经籍的时代和地域抽出古史料，排比起来，以见一时代或一地域对于古史的观念，并说明其承前启后的关系；第四，研究古器物学；
第五， 从民国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研究民俗学。第六，把近年所得古史材料重新整理，著成专书。
由此可见在顾颉刚的观念中，民俗学在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俗学在这位上古史研究者的心目中，是处于研究的最后阶段的，从古文献、考古学中获得的古史材料，最后需要用民俗学的眼光和故事学的眼光进行解释，方可了解其意义，从中窥见古人的想象和观念（而不是所谓历史事实）。对于顾颉刚来说，上古历史岁月邈远，我们已经无从知道那些时候真实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也无从知道那些流传下来的古史传说是否是真实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些传说中窥见讲述和流传这些故事的人们的真实的心态和观念。因此，顾颉刚的上古史，其实是一门心态史，而民俗学则是他透过古代史料的文字表象发见古人心态、成就心态史研究的学术利器。（而顾颉刚所谓想象或心态，也不能从心理学的层面上理解，理解为时下的民俗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什么原始思维、民间信仰、民众心理等，顾颉刚严格地将其论述局限于文本的层面，即故事的层面。）
因此，顾颉刚对于民俗学的研究旨趣有着十分清醒的界定，这从下面的论述即可见出：

经籍、器物上的整理只是形式上的整理，至于要研究古史的内容，要解释古代的各种史话的意义，便须应用民俗学了。
老实说，我所以胆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们看古人的善恶这般的截然分殊（如桀纣尧舜），古人的能力这般的无穷伟大（如禹、黄帝），古人的境遇这般的十分奇特（如后稷、舜）；我们还是相信它呢？还是不相信它呢？
我想，我们对付它们的态度逃不出三种：一是信，一是驳，一是用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释。
譬如《大雅•生民》篇中说姜嫄生后稷由于“履帝武”，这原是一段神话，很可能且极平常，但自古至今终不曾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相信它的人老实在史书上写着“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史记）。不相信它的人便驳道“不交而孕，是不可能的事，或者姜嫄那时适有孕，恰巧踏了大人迹，就引起了误会，况且姜嫄是帝王之妃，何为适草野！”（王充与崔述）用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释的人说，“这个‘帝’不是上帝，是她的丈夫帝喾高辛氏：他们一同去郊祀郊媒，姜嫄走在后头，步步踏了帝喾的脚印。”（毛诗与欧阳修等）。近人有了一种新观念了，于是他们的解释也换了一种话头，说道，“那时原是母系时代，故只只有母”，或者说“姜嫄原是自由恋爱，故不能说出其夫。”
话虽说了许多，但是都不对的。我对于这三种态度下一个总评是：相信它的是愚，驳它的是废话，解释它的也无非是锻炼。
我们若用了民俗学的眼光去看，就可见这种故事正和现在上海戏院子里闹翻的《关公出世》、《包公出世》、《薛仁贵出世》一类戏一样，这些戏中的伟人，或是黑虎星下降，或是文曲星临凡，到母腹中时，或是观音送来，或是仙人引到。这类故事，在事实上是必不确的，但在民众的想象里是确有这回事的：他们总以为大人物的来历与普通人不同，该有这类奇迹。因为它在事实上必不确，所以信它的是愚。因为它在民众的想象里确有这回事，所以驳它的也成了废话。因为它在民众的想象里原是这么一回事，远不能勉强它与我们的理性相合，所以用了自己的理性去做解释的，总离不掉锻炼。我希望自己做这项工作时，能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质去研究，发见他们在当时传说中真相。

这句“处处顺了故事的本有的性质去研究”应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