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给历史交答卷了
我们该给历史交答卷了——学者余世存专访
陈辉/北京晨报
随着智慧不断成熟，余世存越来越有了一种紧迫感：太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回答，我们留给历史的，不能永远是现实的解决方案，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与几年前相比，余世存显得老多了，也瘦多了，斑驳的白发如此醒目，而他不过40岁刚出头。 过去两年，余世存离开了北京，在大理郊区租了8分地，每天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洱海，用他的话说，“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不写博客，也不上BBS。从农舍到大理古城，不过10分钟的路途，余世存跑遍了古城中所有的书店，那是他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
种种花，翻翻诸子经典，渐渐地余世存有了新的感受：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自由精神从先秦以后不可逆转地堕落了？当我们的文明中越来越呈现出阴柔的气质时，我们的阳刚精神又是如何遗失的？
偏僻的大理，与终南山、函谷关，虽然地理遥远，但精神气质却如此相近，在绝对的静寂中，你只能去面对自己，因此就有了与先贤们沟通的可能。
整整一年多的写作，余世存的《中国男》终于杀青，连他自己也没想过，为什么它的体例会如此接近《史记》，他没想模仿任何人，甚至是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都在社会上打拼过，并因此而伤痕累累，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真正文化的角度，给历史以答卷。”对于自己的“出逃”与写作，余世存如是概括着。
没人愿同他一起“出逃”
对余世存来说，逃出北京是一时冲动的选择。
在北京，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城市让我们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饱受痛风与风湿的折磨，余世存最终选择了大理。
“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刚到大理，余世存看不下任何书，空前的自由与寂寞，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出乎预料，居然没有一个朋友肯和他一起“出逃”，虽然在大家的内心中，都深深痛恨着这个被现代化所奴役的人生。
低矮的农舍中，几个来看望余世存的朋友惊叹着：老余，你在过神仙的日子啊……
然而，朋友们来了又走了，他们不愿意留下来，不愿真正接受“神仙的日子”。
大理如此美丽与温暖，但也有种种烦恼。房东总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生怕余世存会占他的便宜。
与孙中山重外孙成邻居
逃离北京，对余世存更大的意义在于，走出所谓知识分子的某种局限。
“被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个体的自由而言是一种伤害。”人们会逼着你在一切社会事件中表态，只要他们关心，根本不会考虑你的选择，否则就是“选择性失明”，没有沉默的自由，一个人最容易被公众所强加的身份而淹没，然而随着智慧不断成熟，余世存越来越有了一种紧迫感：太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回答，我们留给历史的，不能永远是现实的解决方案，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徜徉在大理的书店中，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在他的邻居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许许多多的画家、文化人，在古城的边缘，他们有共同的困惑：我们将如何把这个时代的思考完整地呈现给未来？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究竟能留下怎样的永恒？
任性地书写“历史”
余世存的《中国男》写了一年多，很任性也很随意。书中所涉及的那些民国人物，大家都比较熟悉，并没有更新的材料可以补充其中，但余世存最得意的是，那里面蕴含着一种褒贬，这是千载以往中国史学精神的一种延续。虽然，它看上去如此主观，甚至有些偏颇，但当历史也在挥洒着胸中块垒时，也许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就大大超越了干巴巴的事实与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男》并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本以史为假面的散文集。其实，历史就是今天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往往如此，我们只有透过时光的隔膜，才能真正品尝出生命的悲哀。
《中国男》印证着：在时光的纷扰中，真正的男性精神，原来如此退化。该书中没有写鲁迅、胡适以及许许多多声名显赫的人。或者，对余世存来说，他们仿佛是一座座灵魂必须逃出的城堡。
“凭这本书，是不可能改变人们对他们的仰视的，与其这样，不如不写。”余世存笑着，那笑容，很大理。
陈辉/北京晨报
随着智慧不断成熟，余世存越来越有了一种紧迫感：太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回答，我们留给历史的，不能永远是现实的解决方案，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与几年前相比，余世存显得老多了，也瘦多了，斑驳的白发如此醒目，而他不过40岁刚出头。 过去两年，余世存离开了北京，在大理郊区租了8分地，每天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洱海，用他的话说，“一天晒的阳光，比在北京一年都多”。
不写博客，也不上BBS。从农舍到大理古城，不过10分钟的路途，余世存跑遍了古城中所有的书店，那是他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
种种花，翻翻诸子经典，渐渐地余世存有了新的感受：究竟是什么让我们的自由精神从先秦以后不可逆转地堕落了？当我们的文明中越来越呈现出阴柔的气质时，我们的阳刚精神又是如何遗失的？
偏僻的大理，与终南山、函谷关，虽然地理遥远，但精神气质却如此相近，在绝对的静寂中，你只能去面对自己，因此就有了与先贤们沟通的可能。
整整一年多的写作，余世存的《中国男》终于杀青，连他自己也没想过，为什么它的体例会如此接近《史记》，他没想模仿任何人，甚至是自己。
“我们这一代人，都在社会上打拼过，并因此而伤痕累累，是时候了，我们必须从真正文化的角度，给历史以答卷。”对于自己的“出逃”与写作，余世存如是概括着。
没人愿同他一起“出逃”
对余世存来说，逃出北京是一时冲动的选择。
在北京，每天都有饭局，为了聚会，有时不得不在路上堵上三四个小时，城市让我们如此接近，却又如此遥远，饱受痛风与风湿的折磨，余世存最终选择了大理。
“我们是被城市异化太深的一批人。”刚到大理，余世存看不下任何书，空前的自由与寂寞，让他有些无所适从，出乎预料，居然没有一个朋友肯和他一起“出逃”，虽然在大家的内心中，都深深痛恨着这个被现代化所奴役的人生。
低矮的农舍中，几个来看望余世存的朋友惊叹着：老余，你在过神仙的日子啊……
然而，朋友们来了又走了，他们不愿意留下来，不愿真正接受“神仙的日子”。
大理如此美丽与温暖，但也有种种烦恼。房东总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生怕余世存会占他的便宜。
与孙中山重外孙成邻居
逃离北京，对余世存更大的意义在于，走出所谓知识分子的某种局限。
“被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对个体的自由而言是一种伤害。”人们会逼着你在一切社会事件中表态，只要他们关心，根本不会考虑你的选择，否则就是“选择性失明”，没有沉默的自由，一个人最容易被公众所强加的身份而淹没，然而随着智慧不断成熟，余世存越来越有了一种紧迫感：太多根本性的问题，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回答，我们留给历史的，不能永远是现实的解决方案，而应该有更深入的思考。
徜徉在大理的书店中，余世存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在他的邻居中，有作家三毛的老师、杜聿明的高中同学、孙中山的重外孙，还有许许多多的画家、文化人，在古城的边缘，他们有共同的困惑：我们将如何把这个时代的思考完整地呈现给未来？在时光的流逝中，我们究竟能留下怎样的永恒？
任性地书写“历史”
余世存的《中国男》写了一年多，很任性也很随意。书中所涉及的那些民国人物，大家都比较熟悉，并没有更新的材料可以补充其中，但余世存最得意的是，那里面蕴含着一种褒贬，这是千载以往中国史学精神的一种延续。虽然，它看上去如此主观，甚至有些偏颇，但当历史也在挥洒着胸中块垒时，也许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就大大超越了干巴巴的事实与细节。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男》并不是一本史书，而是一本以史为假面的散文集。其实，历史就是今天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往往如此，我们只有透过时光的隔膜，才能真正品尝出生命的悲哀。
《中国男》印证着：在时光的纷扰中，真正的男性精神，原来如此退化。该书中没有写鲁迅、胡适以及许许多多声名显赫的人。或者，对余世存来说，他们仿佛是一座座灵魂必须逃出的城堡。
“凭这本书，是不可能改变人们对他们的仰视的，与其这样，不如不写。”余世存笑着，那笑容，很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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