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想法
Spivak關於韓國女工遭遇問題的敘述,啓發了我對于列寧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假想失敗的一些聯想。
西方女性主義者之所以不同情韓國女工的遭遇,一是因為他們和韓國女工并非同一階級,二是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相似的,列寧雖然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并將殖民地革命定義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分,然而,他仍然嚴格地將殖民地無產階級和歐洲無產階級區分開來,殖民地只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而已,因為他們不發達。(馬克思則早就承認了自己對於殖民地革命的定位与途徑尚不清楚。)我非常遺憾的發現,也許即便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等級觀念也不曾被消滅,或者説無法被消滅!因為“等級”本身作為一種話語,同樣是非常不穩定的,非常模糊,難以界定的,是無論進行多少次階級鬥爭,也無法徹底消滅的。而文化同樣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種種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互動。即便是在我們認為最進步的先鋒運動中,偏見也無法避免。甚至最后,連他們也成了資產階級的共謀,恰如我們在韓國女工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
更恐怖的是,根深蔕固的帝國主義話語,即便是在殖民地,也是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韓國男性工人對女工的毆打,就是如此。殖民地的整個固有機製被摧毀了,殖民地人民雖然還依稀留存着對於過去的想象,但那已經是斷裂了的“記憶”,是一個不完整的他者了。殖民地人民既無法在自己的舊文化中找到認同,又遠沒有可能融入殖民宗主國的話語體系。他們被徹底拋棄了。並且令人萬分難過的是,因為無處不在的西方入侵,殖民地人民展開了無處不在的反抗,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領域,然而正如Said在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的,任何對本質主義的堅持,例如“黑人性”、“伊斯蘭至上”之類所謂“純粹”,“純潔”的概念,都是接受了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非西方對立的思維方式的遺產,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持續發展的未來,只不過是將統治者從帝國主義者,換成了本地資本家而已。這正是中國現在的狀態。
中國的當下,不僅遠沒有到達“後現代”(其實“後現代”本身也從來就沒有西方以外的視角,誠如Ashcroft所說,“後現代”事實上和西方之外的大多數人口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連“現代性”也依舊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因為哈貝馬斯所說的“沒能窮盡現代性的潛能”,中國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在中國正同時發生著“現代化”和“內部殖民”兩件事。我們一邊在發達的東部繼續“盛世”和“崛起”的宏大敘事(比如前年的奧運和今年世博),一邊在貧瘠的西部進行着“啓蒙”与“解放”的內部殖民,建構帝國中心話語。中國的老百姓幾乎失掉了所有的信仰,包括宗族,宗教,乃至幾千年傳承而來的封建道德的所謂忠孝仁義,而正因為沒有信仰,又轉而變為盲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過張洹的香灰畫,那些香灰中寄托了中國人多少的希望?然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在主體構成上,又是何等的“自戀”和富有“侵略性”?Homi Bhabha以及一眾後殖民批評家都關注着殖民者的“自戀”和“侵略”,卻忽視了後殖民地自身在“現代性”過程中的“自戀”和“侵略”。我們在西方的凝視之下,要麽就展現盲目的自大,要麽就展現奴隸般的謙卑。我們對國家內部的貧弱者,一邊施以無人道的壓迫,(比如農民,工人和農民工),一邊卻聲稱自己是他們的父親,要等到自己富起來之後,再帶領他們一齊致富!?我們顯示自己的公正,表彰他們是城市化的建設者,卻從來都不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為了滿足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和消費需要,大張旗鼓開發西部,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然而在這同時,卻不惜破壞西部的自然生態,甚至隱蔽在話語之下,盜取了他們的發展潛力!現代性、殖民性和被殖民性在我們的身上呈現出一種非常奇妙的依賴關係。我們之所以找尋和諧,恰恰是因為自身存在的嚴重的不和諧。然而Bhabha早已指出,對西方的模擬只能是一種偽裝,而不是和諧,在這個第三空間,我們發展了所謂的“中國特色”。
然而我無意質疑“中國特色”,因為我不認為所謂的現代化是一個必由之路,不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是我們必須追趕的目標。歷史並非只有一個發展模式,我們並非遲到者,我們完全可以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必是西方的,也不必是馬列的。而且“中國特色”的確正帶動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生產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上!可以說,中國的民族革命雖然成功了,然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是徹底失敗了的。而葛蘭西要樹立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想法,在中國目前知識階級極度軟弱和世俗化的狀態之下,也幾乎不具有任何可行性。我們的知識分子連自衛的可能都沒有,談什麽領導權?
在這個語境之下,魯迅的視角卻是相當有趣的。魯迅雖然接受了進化論一類的殖民話語,卻并不認同弱肉強食的做法。他鼓勵弱者自強,而強者則應該“力抗強者”,保護弱者。他鼓勵多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看似一種自我殖民,然而從魯迅主觀的角度來看,卻未嘗不可以認為是一種主動的獵取。這種開放性,是否為後殖民地發展提供了可能?主動的獵取和被動的接受,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主動獵取時,我只取我想要的,而被動的接受,則是不假思索的。他并不像後殖民理論家那樣取消主體性和本質性身份,也不強調“國粹主義”,他意識到革命會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但卻支持革命,他似乎在尋找一種妥協。魯迅的這種態度,似乎和伽達默爾所說的Fusion of Horizons 有一種天然的冥契。Achebe舉過一個絕妙的例子,“難道美國的黑人不是利用白人的樂器,不是舉起他們的小號、長號,奏出了他們以前從未吹奏的樂曲——爵士樂?”
當然,對於所有這一切,我自己非常的困惑。不過拉康説,真理正是在對其的誤認中抵達的……
西方女性主義者之所以不同情韓國女工的遭遇,一是因為他們和韓國女工并非同一階級,二是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相似的,列寧雖然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并將殖民地革命定義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分,然而,他仍然嚴格地將殖民地無產階級和歐洲無產階級區分開來,殖民地只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而已,因為他們不發達。(馬克思則早就承認了自己對於殖民地革命的定位与途徑尚不清楚。)我非常遺憾的發現,也許即便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等級觀念也不曾被消滅,或者説無法被消滅!因為“等級”本身作為一種話語,同樣是非常不穩定的,非常模糊,難以界定的,是無論進行多少次階級鬥爭,也無法徹底消滅的。而文化同樣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種種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互動。即便是在我們認為最進步的先鋒運動中,偏見也無法避免。甚至最后,連他們也成了資產階級的共謀,恰如我們在韓國女工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
更恐怖的是,根深蔕固的帝國主義話語,即便是在殖民地,也是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韓國男性工人對女工的毆打,就是如此。殖民地的整個固有機製被摧毀了,殖民地人民雖然還依稀留存着對於過去的想象,但那已經是斷裂了的“記憶”,是一個不完整的他者了。殖民地人民既無法在自己的舊文化中找到認同,又遠沒有可能融入殖民宗主國的話語體系。他們被徹底拋棄了。並且令人萬分難過的是,因為無處不在的西方入侵,殖民地人民展開了無處不在的反抗,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領域,然而正如Said在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的,任何對本質主義的堅持,例如“黑人性”、“伊斯蘭至上”之類所謂“純粹”,“純潔”的概念,都是接受了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非西方對立的思維方式的遺產,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持續發展的未來,只不過是將統治者從帝國主義者,換成了本地資本家而已。這正是中國現在的狀態。
中國的當下,不僅遠沒有到達“後現代”(其實“後現代”本身也從來就沒有西方以外的視角,誠如Ashcroft所說,“後現代”事實上和西方之外的大多數人口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連“現代性”也依舊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因為哈貝馬斯所說的“沒能窮盡現代性的潛能”,中國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在中國正同時發生著“現代化”和“內部殖民”兩件事。我們一邊在發達的東部繼續“盛世”和“崛起”的宏大敘事(比如前年的奧運和今年世博),一邊在貧瘠的西部進行着“啓蒙”与“解放”的內部殖民,建構帝國中心話語。中國的老百姓幾乎失掉了所有的信仰,包括宗族,宗教,乃至幾千年傳承而來的封建道德的所謂忠孝仁義,而正因為沒有信仰,又轉而變為盲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過張洹的香灰畫,那些香灰中寄托了中國人多少的希望?然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在主體構成上,又是何等的“自戀”和富有“侵略性”?Homi Bhabha以及一眾後殖民批評家都關注着殖民者的“自戀”和“侵略”,卻忽視了後殖民地自身在“現代性”過程中的“自戀”和“侵略”。我們在西方的凝視之下,要麽就展現盲目的自大,要麽就展現奴隸般的謙卑。我們對國家內部的貧弱者,一邊施以無人道的壓迫,(比如農民,工人和農民工),一邊卻聲稱自己是他們的父親,要等到自己富起來之後,再帶領他們一齊致富!?我們顯示自己的公正,表彰他們是城市化的建設者,卻從來都不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為了滿足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和消費需要,大張旗鼓開發西部,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然而在這同時,卻不惜破壞西部的自然生態,甚至隱蔽在話語之下,盜取了他們的發展潛力!現代性、殖民性和被殖民性在我們的身上呈現出一種非常奇妙的依賴關係。我們之所以找尋和諧,恰恰是因為自身存在的嚴重的不和諧。然而Bhabha早已指出,對西方的模擬只能是一種偽裝,而不是和諧,在這個第三空間,我們發展了所謂的“中國特色”。
然而我無意質疑“中國特色”,因為我不認為所謂的現代化是一個必由之路,不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是我們必須追趕的目標。歷史並非只有一個發展模式,我們並非遲到者,我們完全可以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必是西方的,也不必是馬列的。而且“中國特色”的確正帶動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生產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上!可以說,中國的民族革命雖然成功了,然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是徹底失敗了的。而葛蘭西要樹立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想法,在中國目前知識階級極度軟弱和世俗化的狀態之下,也幾乎不具有任何可行性。我們的知識分子連自衛的可能都沒有,談什麽領導權?
在這個語境之下,魯迅的視角卻是相當有趣的。魯迅雖然接受了進化論一類的殖民話語,卻并不認同弱肉強食的做法。他鼓勵弱者自強,而強者則應該“力抗強者”,保護弱者。他鼓勵多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看似一種自我殖民,然而從魯迅主觀的角度來看,卻未嘗不可以認為是一種主動的獵取。這種開放性,是否為後殖民地發展提供了可能?主動的獵取和被動的接受,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主動獵取時,我只取我想要的,而被動的接受,則是不假思索的。他并不像後殖民理論家那樣取消主體性和本質性身份,也不強調“國粹主義”,他意識到革命會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但卻支持革命,他似乎在尋找一種妥協。魯迅的這種態度,似乎和伽達默爾所說的Fusion of Horizons 有一種天然的冥契。Achebe舉過一個絕妙的例子,“難道美國的黑人不是利用白人的樂器,不是舉起他們的小號、長號,奏出了他們以前從未吹奏的樂曲——爵士樂?”
當然,對於所有這一切,我自己非常的困惑。不過拉康説,真理正是在對其的誤認中抵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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