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想法
Spivak關於韓國女工遭遇問題的敘述，啓發了我對于列寧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假想失敗的一些聯想。
西方女性主義者之所以不同情韓國女工的遭遇，一是因為他們和韓國女工并非同一階級，二是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相似的，列寧雖然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并將殖民地革命定義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分，然而，他仍然嚴格地將殖民地無產階級和歐洲無產階級區分開來，殖民地只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而已，因為他們不發達。（馬克思則早就承認了自己對於殖民地革命的定位与途徑尚不清楚。）我非常遺憾的發現，也許即便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等級觀念也不曾被消滅，或者説無法被消滅！因為“等級”本身作為一種話語，同樣是非常不穩定的，非常模糊，難以界定的，是無論進行多少次階級鬥爭，也無法徹底消滅的。而文化同樣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種種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互動。即便是在我們認為最進步的先鋒運動中，偏見也無法避免。甚至最后，連他們也成了資產階級的共謀，恰如我們在韓國女工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
更恐怖的是，根深蔕固的帝國主義話語，即便是在殖民地，也是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韓國男性工人對女工的毆打，就是如此。殖民地的整個固有機製被摧毀了，殖民地人民雖然還依稀留存着對於過去的想象，但那已經是斷裂了的“記憶”，是一個不完整的他者了。殖民地人民既無法在自己的舊文化中找到認同，又遠沒有可能融入殖民宗主國的話語體系。他們被徹底拋棄了。並且令人萬分難過的是，因為無處不在的西方入侵，殖民地人民展開了無處不在的反抗，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領域，然而正如Said在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的，任何對本質主義的堅持，例如“黑人性”、“伊斯蘭至上”之類所謂“純粹”，“純潔”的概念，都是接受了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非西方對立的思維方式的遺產，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持續發展的未來，只不過是將統治者從帝國主義者，換成了本地資本家而已。這正是中國現在的狀態。
中國的當下，不僅遠沒有到達“後現代”（其實“後現代”本身也從來就沒有西方以外的視角，誠如Ashcroft所說，“後現代”事實上和西方之外的大多數人口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連“現代性”也依舊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因為哈貝馬斯所說的“沒能窮盡現代性的潛能”，中國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在中國正同時發生著“現代化”和“內部殖民”兩件事。我們一邊在發達的東部繼續“盛世”和“崛起”的宏大敘事（比如前年的奧運和今年世博），一邊在貧瘠的西部進行着“啓蒙”与“解放”的內部殖民，建構帝國中心話語。中國的老百姓幾乎失掉了所有的信仰，包括宗族，宗教，乃至幾千年傳承而來的封建道德的所謂忠孝仁義，而正因為沒有信仰，又轉而變為盲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過張洹的香灰畫，那些香灰中寄托了中國人多少的希望？然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在主體構成上，又是何等的“自戀”和富有“侵略性”？Homi Bhabha以及一眾後殖民批評家都關注着殖民者的“自戀”和“侵略”，卻忽視了後殖民地自身在“現代性”過程中的“自戀”和“侵略”。我們在西方的凝視之下，要麽就展現盲目的自大，要麽就展現奴隸般的謙卑。我們對國家內部的貧弱者，一邊施以無人道的壓迫，（比如農民，工人和農民工），一邊卻聲稱自己是他們的父親，要等到自己富起來之後，再帶領他們一齊致富！？我們顯示自己的公正，表彰他們是城市化的建設者，卻從來都不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為了滿足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和消費需要，大張旗鼓開發西部，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然而在這同時，卻不惜破壞西部的自然生態，甚至隱蔽在話語之下，盜取了他們的發展潛力！現代性、殖民性和被殖民性在我們的身上呈現出一種非常奇妙的依賴關係。我們之所以找尋和諧，恰恰是因為自身存在的嚴重的不和諧。然而Bhabha早已指出，對西方的模擬只能是一種偽裝，而不是和諧，在這個第三空間，我們發展了所謂的“中國特色”。
然而我無意質疑“中國特色”，因為我不認為所謂的現代化是一個必由之路，不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是我們必須追趕的目標。歷史並非只有一個發展模式，我們並非遲到者，我們完全可以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必是西方的，也不必是馬列的。而且“中國特色”的確正帶動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生產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上！可以說，中國的民族革命雖然成功了，然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是徹底失敗了的。而葛蘭西要樹立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想法，在中國目前知識階級極度軟弱和世俗化的狀態之下，也幾乎不具有任何可行性。我們的知識分子連自衛的可能都沒有，談什麽領導權？
在這個語境之下，魯迅的視角卻是相當有趣的。魯迅雖然接受了進化論一類的殖民話語，卻并不認同弱肉強食的做法。他鼓勵弱者自強，而強者則應該“力抗強者”，保護弱者。他鼓勵多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看似一種自我殖民，然而從魯迅主觀的角度來看，卻未嘗不可以認為是一種主動的獵取。這種開放性，是否為後殖民地發展提供了可能？主動的獵取和被動的接受，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主動獵取時，我只取我想要的，而被動的接受，則是不假思索的。他并不像後殖民理論家那樣取消主體性和本質性身份，也不強調“國粹主義”，他意識到革命會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但卻支持革命，他似乎在尋找一種妥協。魯迅的這種態度，似乎和伽達默爾所說的Fusion of Horizons 有一種天然的冥契。Achebe舉過一個絕妙的例子，“難道美國的黑人不是利用白人的樂器，不是舉起他們的小號、長號，奏出了他們以前從未吹奏的樂曲——爵士樂？”
當然，對於所有這一切，我自己非常的困惑。不過拉康説，真理正是在對其的誤認中抵達的……
西方女性主義者之所以不同情韓國女工的遭遇，一是因為他們和韓國女工并非同一階級，二是他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相似的，列寧雖然支持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鬥爭，并將殖民地革命定義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部分，然而，他仍然嚴格地將殖民地無產階級和歐洲無產階級區分開來，殖民地只是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同盟軍而已，因為他們不發達。（馬克思則早就承認了自己對於殖民地革命的定位与途徑尚不清楚。）我非常遺憾的發現，也許即便是在無產階級內部，等級觀念也不曾被消滅，或者説無法被消滅！因為“等級”本身作為一種話語，同樣是非常不穩定的，非常模糊，難以界定的，是無論進行多少次階級鬥爭，也無法徹底消滅的。而文化同樣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種種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之間複雜的互動。即便是在我們認為最進步的先鋒運動中，偏見也無法避免。甚至最后，連他們也成了資產階級的共謀，恰如我們在韓國女工問題上所看到的那樣。
更恐怖的是，根深蔕固的帝國主義話語，即便是在殖民地，也是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的！韓國男性工人對女工的毆打，就是如此。殖民地的整個固有機製被摧毀了，殖民地人民雖然還依稀留存着對於過去的想象，但那已經是斷裂了的“記憶”，是一個不完整的他者了。殖民地人民既無法在自己的舊文化中找到認同，又遠沒有可能融入殖民宗主國的話語體系。他們被徹底拋棄了。並且令人萬分難過的是，因為無處不在的西方入侵，殖民地人民展開了無處不在的反抗，無論是政治、經濟、軍事還是文化領域，然而正如Said在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指出的，任何對本質主義的堅持，例如“黑人性”、“伊斯蘭至上”之類所謂“純粹”，“純潔”的概念，都是接受了帝國主義留給我們的殖民与被殖民、西方与非西方對立的思維方式的遺產，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持續發展的未來，只不過是將統治者從帝國主義者，換成了本地資本家而已。這正是中國現在的狀態。
中國的當下，不僅遠沒有到達“後現代”（其實“後現代”本身也從來就沒有西方以外的視角，誠如Ashcroft所說，“後現代”事實上和西方之外的大多數人口沒有任何關係），並且連“現代性”也依舊是一個“未竟的事業”。當然，這還不完全是因為哈貝馬斯所說的“沒能窮盡現代性的潛能”，中國的問題更為複雜，因為在中國正同時發生著“現代化”和“內部殖民”兩件事。我們一邊在發達的東部繼續“盛世”和“崛起”的宏大敘事（比如前年的奧運和今年世博），一邊在貧瘠的西部進行着“啓蒙”与“解放”的內部殖民，建構帝國中心話語。中國的老百姓幾乎失掉了所有的信仰，包括宗族，宗教，乃至幾千年傳承而來的封建道德的所謂忠孝仁義，而正因為沒有信仰，又轉而變為盲信。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看過張洹的香灰畫，那些香灰中寄托了中國人多少的希望？然而作為受害者的我們在主體構成上，又是何等的“自戀”和富有“侵略性”？Homi Bhabha以及一眾後殖民批評家都關注着殖民者的“自戀”和“侵略”，卻忽視了後殖民地自身在“現代性”過程中的“自戀”和“侵略”。我們在西方的凝視之下，要麽就展現盲目的自大，要麽就展現奴隸般的謙卑。我們對國家內部的貧弱者，一邊施以無人道的壓迫，（比如農民，工人和農民工），一邊卻聲稱自己是他們的父親，要等到自己富起來之後，再帶領他們一齊致富！？我們顯示自己的公正，表彰他們是城市化的建設者，卻從來都不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我們為了滿足東部發達地區的發展和消費需要，大張旗鼓開發西部，西氣東輸，西電東送，然而在這同時，卻不惜破壞西部的自然生態，甚至隱蔽在話語之下，盜取了他們的發展潛力！現代性、殖民性和被殖民性在我們的身上呈現出一種非常奇妙的依賴關係。我們之所以找尋和諧，恰恰是因為自身存在的嚴重的不和諧。然而Bhabha早已指出，對西方的模擬只能是一種偽裝，而不是和諧，在這個第三空間，我們發展了所謂的“中國特色”。
然而我無意質疑“中國特色”，因為我不認為所謂的現代化是一個必由之路，不認為所謂的西方文明是我們必須追趕的目標。歷史並非只有一個發展模式，我們並非遲到者，我們完全可以走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必是西方的，也不必是馬列的。而且“中國特色”的確正帶動中國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這個生產力究竟掌握在誰的手上！可以說，中國的民族革命雖然成功了，然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卻是徹底失敗了的。而葛蘭西要樹立無產階級文化領導權的想法，在中國目前知識階級極度軟弱和世俗化的狀態之下，也幾乎不具有任何可行性。我們的知識分子連自衛的可能都沒有，談什麽領導權？
在這個語境之下，魯迅的視角卻是相當有趣的。魯迅雖然接受了進化論一類的殖民話語，卻并不認同弱肉強食的做法。他鼓勵弱者自強，而強者則應該“力抗強者”，保護弱者。他鼓勵多讀外國書，不讀中國書。看似一種自我殖民，然而從魯迅主觀的角度來看，卻未嘗不可以認為是一種主動的獵取。這種開放性，是否為後殖民地發展提供了可能？主動的獵取和被動的接受，最大的區別，就在於，主動獵取時，我只取我想要的，而被動的接受，則是不假思索的。他并不像後殖民理論家那樣取消主體性和本質性身份，也不強調“國粹主義”，他意識到革命會帶來新的強制和壓迫，但卻支持革命，他似乎在尋找一種妥協。魯迅的這種態度，似乎和伽達默爾所說的Fusion of Horizons 有一種天然的冥契。Achebe舉過一個絕妙的例子，“難道美國的黑人不是利用白人的樂器，不是舉起他們的小號、長號，奏出了他們以前從未吹奏的樂曲——爵士樂？”
當然，對於所有這一切，我自己非常的困惑。不過拉康説，真理正是在對其的誤認中抵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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