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独立精神的读书人，不能选择迎合

　　说胡舒立。她出了一本书，名为《舒立观察：中国10年之真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胡舒立11年的经济话语，如今读来，并不过时，大多数文章今天如在杂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要么是胡舒立视野开阔，她一直比别人看得远，看得透；要么就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格局并没有根本意义上的进步，财大了，气粗了，大国就要崛起了，但经济背后的方法论，却还是当年的老一套，甚至比当年还不济。

　　感谢胡舒立！这些年她写得热火，我看得激动。不过遗憾总是有的，常识都摆在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写下了“告别红色资本家”这样的文章，12年之后，中国的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所向披靡，简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掠地的豪迈架势，12年前我在香港看见众人纷纷追捧所谓“紫筹股”，内）地国家资本闹得香港资本市场风生水起，12年后，不仅国有企业在北京成了地王，连军工企业也要豪迈进入房地产市场捞钱了。

　　2004年，胡舒立写了“官商结合和民营经济”，今天，中国的私人老板们几乎离开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不仅口头上山呼政府伟大，私底下更是和官府眉来眼去，连温州当年那一批游走市场的生意人，如今也纷纷成了地方政府的门下走狗。

　　2006年，胡舒立写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那么，这些年我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回想30年的变迁，我们曾经有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措施，曾经有过解放思想、大力平反的改革措施，有过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价格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我们还有过加入WTO、真正将中国带入全球化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此之后，我们是不是再也找不到真正有制度建设意义的改革了呢？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处在一个重要的正在失去的10年之中呢，这种不改革的成本，究竟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而在2009年，舒立又写下“警惕隐形贸易保护主义”，说的虽然是美国当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但对中国贸易问题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见持续多年的人民币拒绝升值，各路企业趋之若鹜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贸易逆差，就是一种比之贸易保护主义更加短视的国家行为。

　　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这显然不再是一个理论的探索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和能力来实施的问题。知识分子的无力感由此可见一斑！仅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体的无力感，可能还不是面对经济态势的某种无奈，而是与她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战略走向。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但问题在于，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我所看到的现实是，80年代初期曾经有人呼吁出台一部《新闻法》，20多年过去了，这样一部本应该早就出台的行业法规至今杳无音信，或者干脆说，这甚至是一个话语禁忌。而在另一方面，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一般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是一个不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弱势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