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
刘锡鸿是萧功秦先生本书中重点剖析的一个“士大夫”的标本。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柏林公使，曾在光绪二年作为副使随郭嵩焘出使英伦。可刘锡鸿“放眼看世界”后，其坚固的国粹立场却未损一分。面对不可抹杀的西方文明，他选择了用固有的“孔孟之道”来解释，最后似乎还真的说服了自己。如他说“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处”云云，已经认识到了西洋政治的长处，也能从中国的“孔孟”之道中推出，两者并非水火不相容。其实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有感于此，所谓尧舜之治的黄金时代，倒在“夷狄之地”的西方实现了——“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徐继畲）、“其民平等”（郭嵩焘）、“公理日伸”（严复）等等，三代盛时，不过如此，西学跟儒学之间，应该可以嫁接……本来按正常的逻辑，刘大使应该会因此对西方文明顿生好感和认同，乃至产生破解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比崇尚“圣学”的天朝更加“仁义”的强烈欲望，甚至想到引“西学”以自济，就像与之同行的郭嵩焘那样。可历史在这里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刘大使一个急转弯，玩起了“自欺欺人”的秘籍。他一方面解释，英国有今日的政教风俗全靠天朝“声教迄于四海”的泽被，是被“圣学”同化的结果；一方面声称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雕虫小技，不足为士大夫所重，不必为中国所用！只有别人学我们的疗效，没有我们学别人的必要，面子是挣到了，可面子能当遮羞布吗？能当药方吗？刘氏这种自以为是、真理在手的姿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英国人的讥讽：“中国阻止进益之党，不作他事，只以禁止改变为务。…，必为贻笑后世无疑也。”（P74）
刘氏之辈贻笑后世固然（更多是湮没无闻于历史的熙熙攘攘中），但在当时却不幸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主流意识的一个载体。刘氏用圣学观念附会着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国内的同僚们的行为如出一辙。这些满腹经纶、知书达理的士大夫，在地覆天翻的现实波澜前，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始终难以首先在观念上适应变化了的历史环境。这个自诩为“人上人”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应该是智慧的发电厂，新知的倡导者，结果却在在时代的巨变中整体性地水土不服，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使老大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错失了及时革新自立的契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时，决策一错再错酿成大祸！身为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萧先生或许内在有一种先天的“赎罪感”，更有借前人之镜像，为己辈惊醒的深意，看似在开棺验尸“士大夫”，其实也未尝不是在解剖自己的遗传因子。所以萧功秦先生特意从士大夫群体的认识心理入手，试图用心理学的视角与那些晚清士大夫产生心灵感应，挖掘他们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从外在的“果”找出内在的“因”，避免靠简单的贴标签，査成分来作流于表面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批判。
看完全书，在这个士大夫群体所犯的各种错误失误谬误里，我感受最深的莫外乎三点——
其一，始终不愿“平等”地对待西方各国和西方文明。千百年来相对封闭发展的中华帝国，早已根深蒂固地确立了以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以中国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所谓“华夷国际秩序”，在中国的士大夫官绅的知识架构里，这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大清眼中，只有臣服天朝的“天下”，没有列国平等的“世界”。利玛窦以旁观者的角度写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P15）
话说的很尖锐却并不离实际太远。所以当西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意图建立现代的平等的国际外交关系时，双方的隔膜不仅仅是一个印度洋。当来自最“现代”的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三叩九拜”，向他倾泻而来的是乾隆的训诫和士大夫的鄙夷。此时清朝君臣在和英国使臣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中所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领主”姿态，主动地拒绝了英国人希望平等往来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半个世纪后显得那样弥足珍贵。“华夷国际秩序”的世界观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文化定势，使士大夫整体性地不愿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西方之文明，结果不是滑稽地在文化心理上妄自尊大，就是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上低声下气地签字，继而又借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聊以自慰……士大夫排斥和西方“平等”相待，从乾隆时的马嘎尔尼到鸦片战争前24年的罗尔美都在“三跪九叩”前失意而归，可当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欲求“平等”而不可，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我们又痛斥西方殖民者的霸道和蛮横，历史的讽刺有时候实在过于辛辣。要为晚清的士大夫稍作辩护的是，他们只不过接过了传统的接力棒而已，“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自古以来，“中国”对外族采取的是“俯视”的态度；但又不得不说他们难辞其咎，毕竟他们有自己的头脑和眼睛，他们遇到的对手已不是《二十四史》里的“蛮族”，孔孟不负责做18世纪的导师，所以他们只得为数千年的传统（或曰“糟粕”）埋单……
其二，观念与现实严重悖离。萧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和概念有以下三个特点：意会性、模糊性、板块性。这些特点使士大夫面对近代的西方文明时，常常会陷入观念与现实相悖离，用彼观念套此现实的泥沼。“西方人”、“科学”、“化学”等新奇事物，都是圣贤典籍中所未有的，迫切要求士大夫基于实际作出定义，可近代的士大夫的思维已在传统语汇里定型，把传统的枷锁当抱枕，产生了因袭传统的惰性，或者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实与历史的区别，简单而顺手地用“夷狄”、“术数”、“技巧”等旧概念套用之、附会之。这些从科举试场、四书五经中走出来的士大夫，熟于论古，疏于知今，耽于伦理，拙于现实，慷慨陈词地批判着被自己矮化的“西方”与“西方文明”，用酣畅淋漓的漂亮文章说着高八度的糊涂话，面对从西洋席卷而来的风雨，高举着古老的传统文化的盾，龟缩在后面厉声咒骂，长吁短叹，却吝啬得连对方的轮廓也没看清。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不问何症，概投以古方”（李鸿章语），认为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受困于契丹、女真、西夏等边陲民族后的“割地、纳款、互市”而已，对手是不知诗书礼教的野蛮人、“洋夷”，鼓吹“历代夷患为前车之鉴”、“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于此者”，甚至军事政治上的失败也不用过于纠结，自有“圣人之道”和传统文化把“性如犬羊、桀骜不驯”的洋夷同化，本朝初年不是这么过来的么？而学习西方则成了大逆不道的“以夷变夏”之论。（P78-79）恪守传统政治教条的士大夫“议和约则必援南宋为言，议开矿则必以明季为言，议立会则必以援东林为言”，始终生活在思考在《二十四史》的阴翳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停留在了宋明，就连相对比较开明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制定战术时，也很自然地沿用了中国传统的水战战术的“火攻”战法——“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站住上风，漏液乘流纵放”，可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可行的书生臆想，结果可想而知（见《天朝的崩溃》）。现在很多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让当时的士大夫对现实做出接近真实的分析和判断，但他们不愿不屑不敢，沉溺在虚妄的观念中。“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上的安适感，恰恰与他们对时局的清醒意识成反比。”（P73）相信作者写到这里和读者读到这里的心情是一样的沉痛。
其三，没有清楚认识到西方殖民者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这一错误认识使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苦大仇深、心态不正。本来中国士大夫就心气极高，不愿“屈尊纡贵”去学洋鬼子的把戏，而把“西方文明”和“西方侵略者”绑架的观念，则为士大夫排斥西方文明，攻击向西方学习的行为，提供了无比正当而高尚的理由。如倭仁义正词严地断言，西学是仇人之学，我们恨仇人，所以理所当然就该恨西学。（P119）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恨”，是一种“迁怒于人”的“曲线爱国”，迁对西方侵略者的怒于西方的科技文化乃至洋人舶来的物质文明的各类事物，是士大夫遭遇战争外交的失败屈辱后，在文化和情绪上的一种泄愤和抵触，“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拦，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郭嵩焘语）。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士大夫普遍弥漫“闻其过则喜，闻其善则怒”的情绪，与之相伴的是宣扬向西方学习的人则无时不刻处于被诋毁为“汉奸”的尴尬境地里。可是西风强劲，国家出于避害—自卫的不得已，学习西方在所难免，于是乎较为现实的洋务派士大夫“聪明”地在最小范围内当西方的学徒，美其名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多少有文化心理上的“原罪”感，或发自内心或顺应民意地下类似的结论：“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丁日昌）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正是为了驱除“夷狄”，若夷已制，则无需再学，一切如故，万岁千秋。这一点，与隔海相望的日本天差地别，隐隐然埋下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种子。其实，在一些特别清醒的士大夫眼里，最震动他们的倒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是西方社会的“仁义道德”，胜过我大清的“仁义道德”！今天我们可以在心理上理解晚清士大夫由于对西方侵略者的愤慨而“恨”屋及乌，但不阻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情绪，情绪化的思维，导致了国家决策上的裹足不前，欲迎还拒，到了“庚子事变”时盲目排外，贻笑万年。
……
士大夫这一连串的错误，误人误己，误国误民，使郭嵩焘发出了“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的感叹。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士大夫阶层的失误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么？事实恐怕真是如此，在前民主国家，普通百姓与国家事务是单向的关系，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是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里的末等乘客，命运系在了驾驶舱的手里徒奈何。而士大夫或身处驾驶舱内，或拥有出入驾驶舱的特权。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一面是书生（按今天的名词即知识分子），一面是官吏。作为书生学者，他们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权威教授者，是人们的老师，天子的喉舌；作为官僚大臣，他们运行着各级行政组织，掌握着皇帝赋予的权力，是人民的父母官，天子的手足：亦师亦官，官师一体，这种身份使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于深居紫禁城的最高统治者，一批处于沿江沿海商埠的官僚士大夫，有着更广泛的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能对形势做出比较实际的估量，并且可以利用他们拥有的议政权和决策权，对中国的前路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不幸的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口，大部分士大夫没能够迎面顶上。按萧功秦先生的说法，被理学进一步强化了的尊古原则及圣学投影式的运思方法，在士大夫头脑中根深蒂固，无形地支配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使他们面对来自西方的新奇事物时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强制同化”的认知方法，排斥、拒绝、否定那些不合本朝惯例者。而且固有的“圣学”传统是这些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源，升官发财之匙，在“四民”中处于金字塔上层的资本，如果引入西学，势必会损害到“圣学”的至高地位，进而动摇士大夫阶层的基石，侵害到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不是引狼入室、引火自焚吗？所以或许在他们眼里，西方殖民者只是“癣疥之疾”，西方的近代文明倒成了“心腹之患”。我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所以他们中的“异类”郭嵩焘痛心地认为“士”已经沦为了“闲民”，“故士者，国之蠹也”！（P68）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极少数有识之士成了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里过早惊醒的先知先觉，反不容于“吾国吾民”，上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曾纪泽回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最后他郁郁而死；庚子事变高潮时期，更有士大夫请奏戮郭嵩焘等人之尸“以谢天下”……占据舆论主流的，占领道德高地的是那些群情汹汹、凌虚高蹈的死抱国粹主义的正统派、清议派士大夫，有处庙堂之高的倭仁之辈，有处江湖之远的王闿运之属，上可蒙蔽其君，下可蛊惑其民，结果下层民众、国粹派士大夫、上层权贵三流合一，共同创造了“创千古未有之奇闻”的义和拳乱、庚子国难，使中华民族的悲剧到达了最高潮。当然士大夫阶层在时代变局中会如此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专制皇权前所未有的伸张，清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恐怖，阉割了士大夫敢于独立思考探求新知的能力和欲望，使他们宁肯安全地“继承”，不愿冒险地“创造”，在皇权“圣学”的羽翼下谈心论性，吟诗作画……最后挥霍掉的是1840—1990整整六十年的变革良机，当然也许不止六十年。
俱往矣，今人反思那几代士大夫的过错，说到底不是为了戮他们的“尸”，“一些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士大夫这各阶层在历史的震荡中灰飞烟灭，他们若干精神的游魂却若隐若现地飘荡在今天的大地上。有些人仍然“照搬照抄”他们的做法，视“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为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勾当，而不愿“共享”这些属于全人类的宝贵遗产；有些人则无视中国仍徘徊在现代文明的门槛，高谈阔论“后现代”的时髦词；有人了无新意地宣扬“用中华文明救世界”，鼓吹国粹捞取名利。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直系后代，知识分子和官员应该负起“赎罪”的责任感，不重蹈往日的覆辙：知识分子应坚持独立思考，回归大地，不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技术官僚应摒弃既不“计划”，也不“市场”，大搞轰轰作鸣的“运动经济”和“政绩工程”的做法，从现实的社会民情出发行政。我能想到的，仅此而已了。故作乐观的是，毕竟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已不是原来的中国，世界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殖民时代，中国积累了太多的失败教训，应该到了收获成功经验的时候……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萧功秦先生是“后人”中“哀而鉴之”的一个，我们当然不希望成为“复哀”的对象！
另外个人认为相比《儒家文化的困境》这个大而无当的正题，副题《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更契合本书。
ps：本人读书甚少，记性不好，这个读书笔记有什么荒谬不实之处，最终解释权归萧功秦先生所有，呵呵……
刘氏之辈贻笑后世固然（更多是湮没无闻于历史的熙熙攘攘中），但在当时却不幸正是中国士大夫的主流意识的一个载体。刘氏用圣学观念附会着自己在西方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国内的同僚们的行为如出一辙。这些满腹经纶、知书达理的士大夫，在地覆天翻的现实波澜前，在西方文明的剧烈冲击下，始终难以首先在观念上适应变化了的历史环境。这个自诩为“人上人”的士大夫阶层，本来应该是智慧的发电厂，新知的倡导者，结果却在在时代的巨变中整体性地水土不服，甚至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使老大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错失了及时革新自立的契机，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时，决策一错再错酿成大祸！身为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萧先生或许内在有一种先天的“赎罪感”，更有借前人之镜像，为己辈惊醒的深意，看似在开棺验尸“士大夫”，其实也未尝不是在解剖自己的遗传因子。所以萧功秦先生特意从士大夫群体的认识心理入手，试图用心理学的视角与那些晚清士大夫产生心灵感应，挖掘他们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从外在的“果”找出内在的“因”，避免靠简单的贴标签，査成分来作流于表面的雷声大雨点小的批判。
看完全书，在这个士大夫群体所犯的各种错误失误谬误里，我感受最深的莫外乎三点——
其一，始终不愿“平等”地对待西方各国和西方文明。千百年来相对封闭发展的中华帝国，早已根深蒂固地确立了以中国作为天下的中心，以中国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所谓“华夷国际秩序”，在中国的士大夫官绅的知识架构里，这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大清眼中，只有臣服天朝的“天下”，没有列国平等的“世界”。利玛窦以旁观者的角度写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P15）
话说的很尖锐却并不离实际太远。所以当西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意图建立现代的平等的国际外交关系时，双方的隔膜不仅仅是一个印度洋。当来自最“现代”的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拒绝向乾隆“三叩九拜”，向他倾泻而来的是乾隆的训诫和士大夫的鄙夷。此时清朝君臣在和英国使臣关于觐见礼仪的争执中所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领主”姿态，主动地拒绝了英国人希望平等往来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半个世纪后显得那样弥足珍贵。“华夷国际秩序”的世界观和“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文化定势，使士大夫整体性地不愿以“平等”的心态对待西方之文明，结果不是滑稽地在文化心理上妄自尊大，就是不得不在“不平等”条约上低声下气地签字，继而又借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聊以自慰……士大夫排斥和西方“平等”相待，从乾隆时的马嘎尔尼到鸦片战争前24年的罗尔美都在“三跪九叩”前失意而归，可当中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欲求“平等”而不可，成为“不平等”的受害者，我们又痛斥西方殖民者的霸道和蛮横，历史的讽刺有时候实在过于辛辣。要为晚清的士大夫稍作辩护的是，他们只不过接过了传统的接力棒而已，“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自古以来，“中国”对外族采取的是“俯视”的态度；但又不得不说他们难辞其咎，毕竟他们有自己的头脑和眼睛，他们遇到的对手已不是《二十四史》里的“蛮族”，孔孟不负责做18世纪的导师，所以他们只得为数千年的传统（或曰“糟粕”）埋单……
其二，观念与现实严重悖离。萧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的理论范畴和概念有以下三个特点：意会性、模糊性、板块性。这些特点使士大夫面对近代的西方文明时，常常会陷入观念与现实相悖离，用彼观念套此现实的泥沼。“西方人”、“科学”、“化学”等新奇事物，都是圣贤典籍中所未有的，迫切要求士大夫基于实际作出定义，可近代的士大夫的思维已在传统语汇里定型，把传统的枷锁当抱枕，产生了因袭传统的惰性，或者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实与历史的区别，简单而顺手地用“夷狄”、“术数”、“技巧”等旧概念套用之、附会之。这些从科举试场、四书五经中走出来的士大夫，熟于论古，疏于知今，耽于伦理，拙于现实，慷慨陈词地批判着被自己矮化的“西方”与“西方文明”，用酣畅淋漓的漂亮文章说着高八度的糊涂话，面对从西洋席卷而来的风雨，高举着古老的传统文化的盾，龟缩在后面厉声咒骂，长吁短叹，却吝啬得连对方的轮廓也没看清。这种情形下，士大夫“不问何症，概投以古方”（李鸿章语），认为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历史上中原王朝对受困于契丹、女真、西夏等边陲民族后的“割地、纳款、互市”而已，对手是不知诗书礼教的野蛮人、“洋夷”，鼓吹“历代夷患为前车之鉴”、“自古御夷之策，固未有外于此者”，甚至军事政治上的失败也不用过于纠结，自有“圣人之道”和传统文化把“性如犬羊、桀骜不驯”的洋夷同化，本朝初年不是这么过来的么？而学习西方则成了大逆不道的“以夷变夏”之论。（P78-79）恪守传统政治教条的士大夫“议和约则必援南宋为言，议开矿则必以明季为言，议立会则必以援东林为言”，始终生活在思考在《二十四史》的阴翳下，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停留在了宋明，就连相对比较开明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制定战术时，也很自然地沿用了中国传统的水战战术的“火攻”战法——“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站住上风，漏液乘流纵放”，可实际上这完全是不可行的书生臆想，结果可想而知（见《天朝的崩溃》）。现在很多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让当时的士大夫对现实做出接近真实的分析和判断，但他们不愿不屑不敢，沉溺在虚妄的观念中。“在甲午战争以前，中国士大夫的文化心理上的安适感，恰恰与他们对时局的清醒意识成反比。”（P73）相信作者写到这里和读者读到这里的心情是一样的沉痛。
其三，没有清楚认识到西方殖民者与西方文化的区别。这一错误认识使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苦大仇深、心态不正。本来中国士大夫就心气极高，不愿“屈尊纡贵”去学洋鬼子的把戏，而把“西方文明”和“西方侵略者”绑架的观念，则为士大夫排斥西方文明，攻击向西方学习的行为，提供了无比正当而高尚的理由。如倭仁义正词严地断言，西学是仇人之学，我们恨仇人，所以理所当然就该恨西学。（P119）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恨”，是一种“迁怒于人”的“曲线爱国”，迁对西方侵略者的怒于西方的科技文化乃至洋人舶来的物质文明的各类事物，是士大夫遭遇战争外交的失败屈辱后，在文化和情绪上的一种泄愤和抵触，“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拦，至有以洋人机器为公愤者”（郭嵩焘语）。出于对西方列强的敌视，士大夫普遍弥漫“闻其过则喜，闻其善则怒”的情绪，与之相伴的是宣扬向西方学习的人则无时不刻处于被诋毁为“汉奸”的尴尬境地里。可是西风强劲，国家出于避害—自卫的不得已，学习西方在所难免，于是乎较为现实的洋务派士大夫“聪明”地在最小范围内当西方的学徒，美其名曰“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多少有文化心理上的“原罪”感，或发自内心或顺应民意地下类似的结论：“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丁日昌）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正是为了驱除“夷狄”，若夷已制，则无需再学，一切如故，万岁千秋。这一点，与隔海相望的日本天差地别，隐隐然埋下了“甲午战争”失败的种子。其实，在一些特别清醒的士大夫眼里，最震动他们的倒不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而是西方社会的“仁义道德”，胜过我大清的“仁义道德”！今天我们可以在心理上理解晚清士大夫由于对西方侵略者的愤慨而“恨”屋及乌，但不阻碍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理智的情绪，情绪化的思维，导致了国家决策上的裹足不前，欲迎还拒，到了“庚子事变”时盲目排外，贻笑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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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这一连串的错误，误人误己，误国误民，使郭嵩焘发出了“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无识”的感叹。也许有人会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士大夫阶层的失误有如此决定性的影响么？事实恐怕真是如此，在前民主国家，普通百姓与国家事务是单向的关系，只有“义务”，没有“权利”，是这艘风雨飘摇的大船里的末等乘客，命运系在了驾驶舱的手里徒奈何。而士大夫或身处驾驶舱内，或拥有出入驾驶舱的特权。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一面是书生（按今天的名词即知识分子），一面是官吏。作为书生学者，他们是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的权威教授者，是人们的老师，天子的喉舌；作为官僚大臣，他们运行着各级行政组织，掌握着皇帝赋予的权力，是人民的父母官，天子的手足：亦师亦官，官师一体，这种身份使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比于深居紫禁城的最高统治者，一批处于沿江沿海商埠的官僚士大夫，有着更广泛的了解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能对形势做出比较实际的估量，并且可以利用他们拥有的议政权和决策权，对中国的前路产生方向性的影响。不幸的是，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口，大部分士大夫没能够迎面顶上。按萧功秦先生的说法，被理学进一步强化了的尊古原则及圣学投影式的运思方法，在士大夫头脑中根深蒂固，无形地支配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使他们面对来自西方的新奇事物时不由自主地采取了“强制同化”的认知方法，排斥、拒绝、否定那些不合本朝惯例者。而且固有的“圣学”传统是这些士大夫安身立命之源，升官发财之匙，在“四民”中处于金字塔上层的资本，如果引入西学，势必会损害到“圣学”的至高地位，进而动摇士大夫阶层的基石，侵害到自身的既得利益，这不是引狼入室、引火自焚吗？所以或许在他们眼里，西方殖民者只是“癣疥之疾”，西方的近代文明倒成了“心腹之患”。我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所以他们中的“异类”郭嵩焘痛心地认为“士”已经沦为了“闲民”，“故士者，国之蠹也”！（P68）在这种整体氛围中，极少数有识之士成了鲁迅笔下的铁屋子里过早惊醒的先知先觉，反不容于“吾国吾民”，上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曾纪泽回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最后他郁郁而死；庚子事变高潮时期，更有士大夫请奏戮郭嵩焘等人之尸“以谢天下”……占据舆论主流的，占领道德高地的是那些群情汹汹、凌虚高蹈的死抱国粹主义的正统派、清议派士大夫，有处庙堂之高的倭仁之辈，有处江湖之远的王闿运之属，上可蒙蔽其君，下可蛊惑其民，结果下层民众、国粹派士大夫、上层权贵三流合一，共同创造了“创千古未有之奇闻”的义和拳乱、庚子国难，使中华民族的悲剧到达了最高潮。当然士大夫阶层在时代变局中会如此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是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的，他们也是受害者。专制皇权前所未有的伸张，清中叶大兴文字狱的恐怖，阉割了士大夫敢于独立思考探求新知的能力和欲望，使他们宁肯安全地“继承”，不愿冒险地“创造”，在皇权“圣学”的羽翼下谈心论性，吟诗作画……最后挥霍掉的是1840—1990整整六十年的变革良机，当然也许不止六十年。
俱往矣，今人反思那几代士大夫的过错，说到底不是为了戮他们的“尸”，“一些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士大夫这各阶层在历史的震荡中灰飞烟灭，他们若干精神的游魂却若隐若现地飘荡在今天的大地上。有些人仍然“照搬照抄”他们的做法，视“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文明为西方或资产阶级的勾当，而不愿“共享”这些属于全人类的宝贵遗产；有些人则无视中国仍徘徊在现代文明的门槛，高谈阔论“后现代”的时髦词；有人了无新意地宣扬“用中华文明救世界”，鼓吹国粹捞取名利。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直系后代，知识分子和官员应该负起“赎罪”的责任感，不重蹈往日的覆辙：知识分子应坚持独立思考，回归大地，不哗众取宠、沽名钓誉；技术官僚应摒弃既不“计划”，也不“市场”，大搞轰轰作鸣的“运动经济”和“政绩工程”的做法，从现实的社会民情出发行政。我能想到的，仅此而已了。故作乐观的是，毕竟世界已不是原来的世界，中国也已不是原来的中国，世界走出了“茹毛饮血”的殖民时代，中国积累了太多的失败教训，应该到了收获成功经验的时候……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萧功秦先生是“后人”中“哀而鉴之”的一个，我们当然不希望成为“复哀”的对象！
另外个人认为相比《儒家文化的困境》这个大而无当的正题，副题《近代士大夫与中西文化的碰撞》更契合本书。
ps：本人读书甚少，记性不好，这个读书笔记有什么荒谬不实之处，最终解释权归萧功秦先生所有，呵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