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做哲学？为了再现实在”

　　
　　我的研究在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顶点，所源出的动机是简单的。它们来自政治处境。一个生活在一战结束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人，只要有一个开明和反思的头脑，正如我一样，就会发现自身被意识形态语言的洪水从四周包围，即使不说是遭到了挤压——因此，意识形态的语言也意味着语言象征，后者佯装为概念，而实际上是未经分析的传统主题（topoi）或话题。此外，任何暴露于这种支配性的舆论环境下的人，都不得不应对语言乃社会现象这一问题。他不能把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视为讨论伙伴，但他必须把他们作为探究的对象。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们根本没有语言共同体。因此，为了批评意识形态语言的使用者，必须首先发现（必要的话则要建立）他自己想使用的语言共同体。
　　
　　
　　
　　以上描述的特殊处境并非是哲学家在历史上第一次遇到的。在历史上，语言不止一次劣化和腐败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再能用来表达生存的真理。比如，这是培根在他撰写《新工具》（Novum Organum）时的情形。培根把他的时代中未经分析的话题归类为各种“偶像”：洞穴的偶像，市场的偶像，伪理论思辨的偶像。在抵抗偶像的支配时，亦即，已和实在失去关联的语言象征的支配，我们不得不重新发现对实在的各种经验，以及恰切表达这些经验的语言。今天的处境并非截然不同。为了看清问题的连续性，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索尔仁尼琴《癌症楼》论“市场偶像”的那一章（第31章）。索尔仁尼琴不得不借助培根及其偶像概念，以在他的生存中捍卫理性的实在，对抗共产主义教条的影响。我愿意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案例是因为，他对问题的意识，以及在他参照培根上体现的作为哲学家的资格，显然是个模范，如果我们跟随他，也许就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高等院校的知识氛围。在与主流的社会科学氛围的关系上，美国的哲学家发现自身的处境，非常类似于索尔仁尼琴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关系——当然，重要差别是，我们的苏联作家协会不能援引政治权力来压制学者。因此，在西方总是有一些飞地，在那里，科学得以继续甚至繁荣，尽管有诸如大众媒体、大学科系、基金会和商业出版社这类机构的知识恐怖主义。
　　
　　
　　
　　当前的处境堪比柏拉图开始写作时的处境。在对柏拉图的常规解释中，实际上遗忘了一点：柏拉图的主要概念是二分的。哲学（philosophy）这一术语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从它的这个对立面获得了意义，即占据优势的意见爱好者（philodoxy）。正义问题不是在抽象中发展的，而是在与正义的错误概念的对抗中发展，这些错误概念事实上反映了环境中的非正义潮流。哲人本身的特性获得其特殊意义，乃是通过与智术师特性的对立，而智术师对实在的曲解，是为了获得社会权势和物质利益。
　　
　　
　　
　　这就是哲人的处境，在此，哲人不得不在一个既领会过去又领会现在的共同体中，找到同类人。尽管意识形态意见总是主导着社会氛围，但也存在着，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也存在着庞大的学人族和思想者团体，这类学人还没有与实在脱离联系，而思想者则试图恢复他们正面临丧失的这一联系。二十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就是，精神上富有能力的人冲破主流的知识分子集团，以找到失去了的实在。著名的例子有，在英格兰，奥威尔（George Orwell）与他的知识环境的决裂；在法国，加缪与党派性知识分子环境的决裂；在德国，托马斯•曼的巨著力图与魏玛时期和魏玛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决裂，这在他伟大的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顶峰——在《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的导言中，他阐明了历史哲学。
　　
　　
　　
　　恢复与实在的联系最重要手段是，求助于以往的还没有脱离实在的思想家，或致力于恢复实在的思想家。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往往是传记的花絮问题。像加缪这样的人就是诉诸神话，从传记上看，在加缪受教育和在北非成长的整个过程中，神话与他最密切。类似诉诸神话以及以色列启示的，还可以在托马斯•曼的作品中找到。在这最后的例子中，你还能辨识出，当代对这种努力的支持源自何处，比如，源于托马斯•曼与科伦伊（Karl Kerényi）的关系。一般而言，在科学里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所蕴涵的实在，科学处理了有关实在的完好无损的经验和象征系，尽管意识形态氛围的影响严重损害了科学本身。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这样的领域是古典哲学和古典哲学学者的著作，比如，弗里德兰德，耶格尔（Werner Jäger），多德（E.R.Dodds），或施奈尔（Bruno Snell）。另一个这样的领域是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以及诸如吉尔森（Étienne Gilson）和吕巴克（Henri de Lubac）这些当代代表性学者的著作。第三个领域则是古代近东史。我已经指出芝加哥东方学院对我的影响，以及过去三十年间古代史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对我的影响。另外的领域则是比较宗教；我已经提过诺斯替主义学者对我的影响，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早期比较宗教的学者，如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普奇（Puech）和奎斯佩尔（Quispel）的影响。较近的，则有早期延伸到旧石器时代的象征研究。
　　
　　
　　
　　在有的场合，我已评论过一种奇怪的社会现象：在我们的大学，散落着这样一些学者，对他们来说，石器时代的象征系、新石器时代文明、古代文明，或古代中国或印度文明的探索，乃是重新获得精神根基的手段，在我们大学和教会的主导层，他们并没有找到这种根基。刚才略微提到的社会现象依然很少得到探讨，但鉴于其重要性，我可以根据我个人经验来说明。我当学生时，四处弥漫着新康德方法论的知识氛围。在维也纳纯粹法理论的圈子中，所谓的哲学家就是把他的方法论建立在康德之上的人；所谓的历史学家就是读康德之前的著作的人。因此，我那时已经显示出的对古典哲学的兴趣，我的同事们将其解释为历史兴趣，以及逃离以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真正哲学的企图。重建包括以往的伟大思想家在内的社会，这种问题必然让人想起马基雅维利的一封著名信件，在这封写给他的朋友维托里（Francesco Vettori）的信中（1513年12月10日），他描述了自己在圣卡西亚诺（San Casciano）不稳定的乡村社会做卑微工作的日子，以及他如何在夜晚降临时披上节日装束，进入他的研究，与古人相伴，参与温文尔雅的交流和对话。
　　
　　　　再现实在以反对当代的扭曲变形需要纷繁复杂的研究。你必须重建生存、经验、意识和实在的基本范畴。对于那些使日常习惯变得混乱的扭曲变形，你必须同时研究其手法和结构；你必须发展一些概念，藉此对生存的扭曲变形及其象征表达进行归类。因此，这一研究的展开不仅必须反对扭曲的意识形态，而且要反对思想家对实在的扭曲，他们本该是实在的守护者（如神学家）。
　　
　　
　　
　　在致力于穿越腐败语言的迷津，以寻找某种方式通往实在及其表达的恰切语言时，出现了某些不总让当代知识分子喜欢的规则。我的研究中，在方法上首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规则，乃是回到孕生象征的经验。今天的语言象征根本不能视为真正的（bona fide）象征，因为腐败如此之深，每一个都值得怀疑。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得不探索古典哲人创立的哲学这一象征的含义，其含义必须根据文本来确定。所以，这一象征的含义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这类变化，必须通过把它们与原初含义联系起来看，小心地予以确定，因为，只有在这种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你才能判断含义的改变是有根有据（因为这种改变考虑到了实在的某些方面，它们并不包含在原初含义中），还是无根无据（因为，为了建构有缺陷的新概念，实在的要素被排除了）。
　　
　　
　　
　　我在讨论中已提过，这种分析性探究的规则常常招致知识分子的反对，因为他们坚持有权赋予语词任何他们想要的含义。他们断然拒绝了这一标准的存在，该标准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即语词并非是语言的点缀，而是思想家创造的、用于表达他们拥有的经验。他们所喜欢的语言哲学，我称之为杜撰词义者（Humpty-Dumpty）的语言哲学：确定词语的含义是知识能力的一种练习，而这种能力不必服从批评。
　　
　　
　　
　　在理解扭曲变形的过程时，我深深受益于伟大的奥地利小说家对这些过程的观察，特别是居特斯洛（Albert Paris Gütersloh），穆西尔（Robert Musil）和冯•多德勒（Heimito von Doderer）。他们发明了次等实在（second reality）这一术语，以表示那些生存于异化状态的人所创造的实在形象。与经验实在相对立的次等实在，其想象性构建支持了这种异化状态。异化状态的主要特征是多德勒所谓的“拒绝统觉理解”（Apperzeptionsverweigerung）。此概念出现在他的小说《恶魔》（Die Dämonen）中，我总是欣赏这一事实：他是在讨论某些性倒错时发展出这一概念的。“拒绝统觉理解”的正式提出是在“饮食恶魔”一章的引言中，“饮食恶魔”即小说中的某个男主人公喜爱的肥胖女士。
　　
　　
　　
　　对我来说，“拒绝统觉理解”已成为核心概念，用于理解意识形态的倒错和扭曲。它出现在种种现象中，其中在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例就是，孔德和马克思所要求的正式禁止提问。假如你提出实在的神性根基这一问题来质问他们的意识形态教条，孔德将告知你，你不应该问“无聊的问题”（questions oiseuese），马克思也会告诉你，你应该闭嘴并成为“社会主义者”——“不要思考，不要问我”（Denke nicht，frage mich nicht）。
　　
　　
　　
　　对其前提的质疑会立即推翻他们的体系，这种不许质疑的态度是意识形态分子在讨论中普遍采用的战术。比如，与黑格尔主义者的无数交谈中，我总是走到这一地步，即我不得不质问处在黑格尔思辨基础中异化了的生存前提。只要出现这样的质问，相应的黑格尔主义者就会告知我，我不懂黑格尔，除非你不加质疑地承认黑格尔的前提，否则你无法理解他。如果把禁止提问理解为所有意识形态辩论的核心战术，你就至少获得了一项诊断意识形态的重要准则：诊断的目的是要确定，为了使得一种捏造的体系之建构成为可能，实在的哪一部分被排除了。受排除的实在可能多种多样，但有一项总是被排除在外：人对其生存之神性根基的张力的经验。
　　
　　
　　
　　一旦将生存张力的意识视为意识形态分子必须排除的重要经验（如果他想把自己的异化状态强加给每个人），那么，对这一张力的意识问题就进入了哲学思想的核心。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理解，以及对生存的意识形态扭曲的理解，都预设了对意识的全面理解。所谓的“现代意识观”，其特征就是，用对外部实在中的对象的感性知觉的模型来构造意识。把意识的模型局限于外部实在的对象，一定程度上，这变成了19世纪体系构建中隐藏着的戏法（trick）。你甚至可以在黑格尔的核心部分（如《精神现象学》）观察到，他也是从感性知觉开始，并从这一基础发展所有更高的意识结构。这种做法引人注目，因为黑格尔是最伟大的历史哲学专家之一；他当然知道，像古典哲人著作中出现的意识之初始经验，并不关乎感性知觉，而是关乎结构经验（比如，数学结构）和转向生存之神性根基的经验——神性根基发挥的效力激发了这一转向。我丝毫不怀疑，有着黑格尔那样的历史知识的人，故意忽视了意识的直接经验，并代之以高度抽象的、历史上非常晚才出现的外部世界之对象的知觉模型，以便形成一个表达其异化状态的体系。在黑格尔著作的任何一个段落中，我没有发现，他反思过自己的知识欺骗的手法，但在马克思1944年的巴黎手稿中，这种手法变得明目张胆了。
　　
　　
　　
　　如果对外部世界中的对象的经验被绝对化为总体意识结构，与神性实在相联系的所有精神现象和知识现象就会自动受到遮蔽。然而，既然这些现象不能全然排除在外——因为它们终究是人性的历史，它们就必然被扭曲为有关超验实在的命题。这种对哲人和先知的象征的命题化扭曲，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个扭曲在经院哲学中高度发达，在笛卡尔的现代形而上学转型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然后就作为一种次级正统为意识形态思想家所延续。那种命题性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扭曲，在教条性意识形态中一直延续着——我认为这是我较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一旦认识到这一问题，接着就要问，为什么人类要卷入命题性形而上学游戏，以及相继的命题性意识形态的正统。十六世纪以降的现代意见统治（dogmatomachies），持续了四百多年，至今还没有回到前教条时期具有经验洞见的实在，其经验性动机是什么呢？
　　
　　
　　
　　这一问题导致了异化问题，异化就是在把象征扭曲为教条时表达自身的存在状态。当然，这并不是新问题。早在古典时期，产生象征系的社会帝国一解体，城邦神话变成空壳后，扭曲变形就已经开始了。伴随帝国征服而来的廊下派及其对生存无序的观察，开启了对异化的理解，并在异化（allotriosis）一词的创造中表达了这一理解。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哲学家，廊下派透彻理解了异化现象。如果说，哲学的存在是意识到人之人性的存在，而这种人性由人向着神性根基的张力所构建，同时，如果这种意识是在生存实践中，而该实践由柏拉图的转向（periagoge）即转向根基所实现，那么，异化就是转离根基，走向一个被设想为人的自我，而无需由人与神性根基的关系来构建。因此，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中，转向神性根基，亦即古典的转向（epistrophe），应该由廊下派的转离（apostrophe）来补充。转向根基和转离根基，成了描述人的生存的秩序和无序状态的基本范畴。
　　
　　廊下派有关生存结构的这些基本观察，与前面提过的对“拒绝统觉理解”的现代观察一致。“转离”意味着，拒绝统觉理解有关神性根基的经验，该根基构成了人的实在。这种对基本实在经验的故意转离，廊下派将其诊断为一种心灵疾病。研究经由转离根基、并因此出离自我而导致的生存扭曲的科学，就成为精神病理学的核心，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仍是核心。
　　
　　
　　
　　在二十世纪，此问题再度显露出来，因为，我们时代在精神和知识上迷失方向这种普遍现象，再次引起了人们对转离这一基本行为的注意。在种种次级症状（如任性的放纵激情）中发现了无序的原因后，你现在又发现，用生存心理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在这些次级症状背后，还存在着转离的基本问题——人从他自身的人性中出离。
　　
　　
　　
　　以上描述的重新发现之现象并非现代所特有。我们在古希腊的这一时期也可以观察到：修昔底德用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学术语作出的社会病理学观察，成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发现生存秩序的基础。以极其类似的方式，在历经二千年严重的生存扭曲之后的今天，此等现象开始让人理解为病理性的；由于人们发现它是病理性的，健全、秩序井然的生存问题也就再次引起了关注。

《自传性反思》中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