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不在酒
最初读到《中国男》的简介和朱大可的序言时，我大略以为此书会是《非常道》的另外一种形态，《非常道》以话语为体例编排，人物跟着话语走；《中国男》以人物为体例编排，话语跟着人物走（序言开篇一句“为读者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回想当年读《非常道》时那种八卦且深邃的欣喜，便觉得此书定也不错。
全书四十一个人名，放眼望去认得出一多半，感兴趣的人名也占了一半。若是能从书里挖出颠覆掉我原先对他们诸位印象的八卦来，那将是极大的阅读快感。或者换句正儿八经的话来表达，那就是“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这话也是作者在评价武训的最后，借爱因斯坦之口说的。
等到把书断断续续读完，最后合上书本，再翻目录，觉着这四十一个人里头，原本就认识的那些位并没有增进多少认识，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位似乎还是不认识。作者并不是要发掘或者重新发掘一批近代史上的风流人物，而是借着这些人物来讲自己的想法罢了。重读序言方才发现，有如下一段文字对此书进行了中肯地描述和评价：
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一位网友对此书有这样的评价：“议多于叙，臧否多而事实少，与我的阅读期望并不符合，我原以为可以看到更多以前不知道的内容。”此语可谓道出了我的全部感受。带着如此许多个人情绪来书写历史人物，比起《非常道》里吉光片羽的简单叙事，境界要低了不少。于是，较之于当年边读《非常道》边乐此不疲地摘抄书中那些人物的“断章取义”，这回我只得摘抄了作者的话语若干，均是我大体上认同的观点，与诸君共飨。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
归根到底，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
《学人第二十九 傅斯年》
我在不少文章中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但这种评价并不代表对他们的全然肯定，更不用说对那一历史时期的全盘称道。我强调过自己并不向往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同样是需要我们中国人告别的。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学问，甚至有德性，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但我们不必把他们进行想象性抬高，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得起圣贤称号，但不是所有人都心胸坦荡而光明。因此，我并不赞成文化人今天追慕他们，美化他们，一味沉浸在对他们的赞美情怀中。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费孝通晚年的“总结陈词”，他仍说出了知识分子或说上层精英的通病。他们在囚徒困境中仍不能合作，而要借助于权力、外力甚至民众的力量来博弈，“先富起来”以出人头地，搞定对方以求一己平安。他们是依附的，不懂得自由的界限，他们不是自由人。……他们又是狂妄的，以为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逆人第三十八 殷海光》
我们中国人对大师、巨人、思想家一类的誉称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要么是标准极低，比如凡年寿高者都会不吝惜地给他们顶帽子，要么是标准极严，一定要站在知识的谱系里横挑鼻子竖挑眼。如果一定要讲严格的理性，我国近代转型以来，确实还没有产生出对世界知识体系有所贡献的思想大师。
全书四十一个人名，放眼望去认得出一多半，感兴趣的人名也占了一半。若是能从书里挖出颠覆掉我原先对他们诸位印象的八卦来，那将是极大的阅读快感。或者换句正儿八经的话来表达，那就是“在未来的时代，极少有人相信，这样一个血肉之躯曾在地球上匆匆走过。”这话也是作者在评价武训的最后，借爱因斯坦之口说的。
等到把书断断续续读完，最后合上书本，再翻目录，觉着这四十一个人里头，原本就认识的那些位并没有增进多少认识，原本不认识的那些位似乎还是不认识。作者并不是要发掘或者重新发掘一批近代史上的风流人物，而是借着这些人物来讲自己的想法罢了。重读序言方才发现，有如下一段文字对此书进行了中肯地描述和评价：
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一位网友对此书有这样的评价：“议多于叙，臧否多而事实少，与我的阅读期望并不符合，我原以为可以看到更多以前不知道的内容。”此语可谓道出了我的全部感受。带着如此许多个人情绪来书写历史人物，比起《非常道》里吉光片羽的简单叙事，境界要低了不少。于是，较之于当年边读《非常道》边乐此不疲地摘抄书中那些人物的“断章取义”，这回我只得摘抄了作者的话语若干，均是我大体上认同的观点，与诸君共飨。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
归根到底，英雄们可以打造时势，可以指示历史的道路，却不能创造历史，他们创造的只是自己的历史。历史是合力的结果。……后来人不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一味抽取简单的轮廓，为历史的假设而寄托自己的白日梦，持论说“年轻的宋教仁发出了响亮的民主宣言”，“他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的春天”，“1913年，那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离民主自由最近的时候”，“宋教仁的死打破了民初在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等等，实在是对我们中国的历史谬托知己了。
《学人第二十九 傅斯年》
我在不少文章中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但这种评价并不代表对他们的全然肯定，更不用说对那一历史时期的全盘称道。我强调过自己并不向往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同样是需要我们中国人告别的。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学问，甚至有德性，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但我们不必把他们进行想象性抬高，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得起圣贤称号，但不是所有人都心胸坦荡而光明。因此，我并不赞成文化人今天追慕他们，美化他们，一味沉浸在对他们的赞美情怀中。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费孝通晚年的“总结陈词”，他仍说出了知识分子或说上层精英的通病。他们在囚徒困境中仍不能合作，而要借助于权力、外力甚至民众的力量来博弈，“先富起来”以出人头地，搞定对方以求一己平安。他们是依附的，不懂得自由的界限，他们不是自由人。……他们又是狂妄的，以为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逆人第三十八 殷海光》
我们中国人对大师、巨人、思想家一类的誉称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要么是标准极低，比如凡年寿高者都会不吝惜地给他们顶帽子，要么是标准极严，一定要站在知识的谱系里横挑鼻子竖挑眼。如果一定要讲严格的理性，我国近代转型以来，确实还没有产生出对世界知识体系有所贡献的思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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