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独辟蹊径的实验派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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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大街上行为怪异的人，如果不是精神不健全也不是行为艺术家，很有可能就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构想出戏剧性的点子，在出人意料的时候作出超越常规的举动，只为测量人心的尺度。在这群社会科学的别动队里，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是最耀眼的人物。这位狮子座犹太人对权威和服从的实验研究在心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本社会心理学教科书如果没有章节介绍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那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心理学有今天的气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两次大战期间移民来的欧洲学者。米尔格拉姆也是犹太移民的后代，他在哈佛就读时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似乎已经预示了将来的学术兴趣：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不在法国、地中海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或是德国北部，而是在中欧，在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这样的地方……我应该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社区中，长到20岁后死在毒气室里。我怎么会出生在布朗克斯的医院里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
也许那时米尔格拉姆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何以一个民族会被一群人组织起来，成为一台高效运转的杀人机器。（正如汉娜·阿伦特也许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温顺地走向焚尸炉而没有发起反抗，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理解的速度怎么也跟不上“无法理解”。）
极权政治在最近半个世纪的思想界学界相当受关注。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著作、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和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尝试对之作出解释的三种视角，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凸显了不同的学科特色。理论不像故事一样能直指人心，故事又不如理论清晰规范。而在社会心理学家眼中，二者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房里的想象，要发现真相，需要的是严格的实验过程、可靠的实验结果。
不过对实验本身，米尔格拉姆的观念恐怕会让保守的科学家大跌眼镜。他认为实验室中的实验就是一种戏剧形式，只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戏剧的剧本可以从开头写到结尾，但实验的结果，也就是被试的行为，要等到实验结束才能揭晓。凭借不断涌现的想象力，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许多实验剧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服从实验。该实验既是米尔格拉姆在公共领域一炮走红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是他作为一个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心中对上帝的隐秘质问。
米尔格拉姆将实验伪装成一个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影响的实验。被试来到实验室充任教师角色，另一名假扮的被试充任学生。主试要求“老师”在“学生”犯错时对学生施以电击。而且，如果“学生”继续犯错，“老师”还要不断增加电击强度（不禁让人想起国内的网瘾治疗）。随着电击强度渐渐进入危险阈值，“老师”会听到事先录制好的尖叫和抱怨。如果“老师”有疑问，一旁的主试会让他继续。米尔格拉姆想知道，有多少被试会服从主试的“权威”，将实验进行到底。实验结果成了一年后《纽约时报》报道的醒目标题：《65%被试盲目服从，加害他人》。服从实验从此被多家媒体登载，引发了大量争议。人们意识到，即便每个人都像羔羊一样纯洁，即便并不存在任何生命或财产的威胁，只要有个权威在身边下达命令，我们都有可能变成刽子手。正如米尔格拉姆论文中的话：
“近代史实和日常生活观察证明，对于很多人而言，服从可能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行为趋势。的确，这种趋势是人性中的主导冲动，超越了我们在伦理、同情心和道德行为方面接受的教育。”
用实验方法来解答社会、历史问题并非米尔格拉姆的独门绝技，美国心理学界一向有关注现实的传统。同样是犹太移民心理学家的库尔特·勒温曾和自己的学生诺那德·利比特、罗夫·怀特合作设计了一个实验范例，在完成同样任务的小组内分别使用民主式、独裁式和放任式的领导方式并进行轮换。结果发现，民主组和独裁组的生产力基本相同，均高于放任组，但三个小组的成员都青睐民主式领导，而且独裁领导下，成员的侵略性最高。
米尔格拉姆的少年同学兼毕生好友、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震撼性和争议性上，也毫不逊色于服从实验。1971年，他们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看守”们穿上制服拿着警棍后，变得盛气凌人，甚至暴虐残酷；“囚犯”们则变得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甚至行为失常。“囚犯”和“看守”的行为一步步升级，几乎要带来危险和心理伤害。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个人甚至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
这个实验引发的伦理批判之声，远甚于当年的服从实验。给被试带来心理创伤，甚至永久的性格改变，是这类批评的矛头所指。随后几年间，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行业内建立起完善甚至过于保守的评定机制，此类实验再无可能进行。不过看到斯坦福大学的青年才俊们在实验中表现出“社会渣滓”般的行为，恐怕也曾深深伤害过主流社会的自尊心。相较之下，事情如果发生在边缘群体，甚至有敌意的异族身上，似乎更容易被“另当别论”。近年来美属关塔那摩监狱丑闻频出，中国也有不少发生在看守所内的“意外死亡”。每有新闻爆料，总有一批道学家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要禁止一项研究何其容易，但要让大家直面问题的根源——“看守”和“囚犯”的角色模式，却是难上加难。要承认“看守”和“囚犯”一样是“受害者”，需克服相当大的思维定势。而不断反思自己的思维定势，恐怕就是这些惊世骇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留给人们最大的财富。
原载《南方都市报》，有改动
美国心理学有今天的气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两次大战期间移民来的欧洲学者。米尔格拉姆也是犹太移民的后代，他在哈佛就读时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似乎已经预示了将来的学术兴趣：
“我真正的精神家园并不在法国、地中海国家、英国、斯堪的纳维亚或是德国北部，而是在中欧，在慕尼黑、维也纳、布拉格这样的地方……我应该出生在1922年，出生在一个说德语的布拉格犹太人社区中，长到20岁后死在毒气室里。我怎么会出生在布朗克斯的医院里呢？我永远都无法理解。”
也许那时米尔格拉姆同样无法理解的是，何以一个民族会被一群人组织起来，成为一台高效运转的杀人机器。（正如汉娜·阿伦特也许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犹太人温顺地走向焚尸炉而没有发起反抗，而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里，理解的速度怎么也跟不上“无法理解”。）
极权政治在最近半个世纪的思想界学界相当受关注。汉娜·阿伦特的政治学著作、乔治·奥威尔的小说和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是尝试对之作出解释的三种视角，它们之间的张力，也凸显了不同的学科特色。理论不像故事一样能直指人心，故事又不如理论清晰规范。而在社会心理学家眼中，二者都是知识分子在书房里的想象，要发现真相，需要的是严格的实验过程、可靠的实验结果。
不过对实验本身，米尔格拉姆的观念恐怕会让保守的科学家大跌眼镜。他认为实验室中的实验就是一种戏剧形式，只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戏剧的剧本可以从开头写到结尾，但实验的结果，也就是被试的行为，要等到实验结束才能揭晓。凭借不断涌现的想象力，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许多实验剧本，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服从实验。该实验既是米尔格拉姆在公共领域一炮走红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是他作为一个依旧活着的犹太人，心中对上帝的隐秘质问。
米尔格拉姆将实验伪装成一个研究惩罚对学习效果影响的实验。被试来到实验室充任教师角色，另一名假扮的被试充任学生。主试要求“老师”在“学生”犯错时对学生施以电击。而且，如果“学生”继续犯错，“老师”还要不断增加电击强度（不禁让人想起国内的网瘾治疗）。随着电击强度渐渐进入危险阈值，“老师”会听到事先录制好的尖叫和抱怨。如果“老师”有疑问，一旁的主试会让他继续。米尔格拉姆想知道，有多少被试会服从主试的“权威”，将实验进行到底。实验结果成了一年后《纽约时报》报道的醒目标题：《65%被试盲目服从，加害他人》。服从实验从此被多家媒体登载，引发了大量争议。人们意识到，即便每个人都像羔羊一样纯洁，即便并不存在任何生命或财产的威胁，只要有个权威在身边下达命令，我们都有可能变成刽子手。正如米尔格拉姆论文中的话：
“近代史实和日常生活观察证明，对于很多人而言，服从可能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行为趋势。的确，这种趋势是人性中的主导冲动，超越了我们在伦理、同情心和道德行为方面接受的教育。”
用实验方法来解答社会、历史问题并非米尔格拉姆的独门绝技，美国心理学界一向有关注现实的传统。同样是犹太移民心理学家的库尔特·勒温曾和自己的学生诺那德·利比特、罗夫·怀特合作设计了一个实验范例，在完成同样任务的小组内分别使用民主式、独裁式和放任式的领导方式并进行轮换。结果发现，民主组和独裁组的生产力基本相同，均高于放任组，但三个小组的成员都青睐民主式领导，而且独裁领导下，成员的侵略性最高。
米尔格拉姆的少年同学兼毕生好友、著名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所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在震撼性和争议性上，也毫不逊色于服从实验。1971年，他们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了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当看守和囚犯的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志愿者。“看守”们穿上制服拿着警棍后，变得盛气凌人，甚至暴虐残酷；“囚犯”们则变得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甚至行为失常。“囚犯”和“看守”的行为一步步升级，几乎要带来危险和心理伤害。三分之一的看守被评价为显示出“真正的”虐待狂倾向，而许多囚犯在情感上受到创伤，有两个人甚至不得不提前退出实验。
这个实验引发的伦理批判之声，远甚于当年的服从实验。给被试带来心理创伤，甚至永久的性格改变，是这类批评的矛头所指。随后几年间，心理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日益受到重视，行业内建立起完善甚至过于保守的评定机制，此类实验再无可能进行。不过看到斯坦福大学的青年才俊们在实验中表现出“社会渣滓”般的行为，恐怕也曾深深伤害过主流社会的自尊心。相较之下，事情如果发生在边缘群体，甚至有敌意的异族身上，似乎更容易被“另当别论”。近年来美属关塔那摩监狱丑闻频出，中国也有不少发生在看守所内的“意外死亡”。每有新闻爆料，总有一批道学家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要禁止一项研究何其容易，但要让大家直面问题的根源——“看守”和“囚犯”的角色模式，却是难上加难。要承认“看守”和“囚犯”一样是“受害者”，需克服相当大的思维定势。而不断反思自己的思维定势，恐怕就是这些惊世骇俗的社会心理学实验留给人们最大的财富。
原载《南方都市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