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稍微的，留一条路

1979年，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受到多年批判的作家丁玲在会上说：“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这种带着辛酸的卑微，被翻译家屠岸先生记住了，在他最近出版的口述作品《生正逢时》中披露了出来。

《生正逢时》是屠岸先生的自传，但书中最大看点，无疑是他亲见的文人们在运动风浪里的遭际，在被打击和自相争斗后的反思与忏悔。

就如丁玲，几经沉浮，身居高位时做过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作协副主席，一朝被打倒，就是“丁、陈反党集团”的“首脑”，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历次运动都在劫难逃，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她的遭际，除了政治因素，还夹杂文坛是非，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因此她才在文代会的发言中痛斥“宗派主义”。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借政治的名义演化成了对身心的摧残，凄风苦雨之后，当事人心中有惧，有忧，有愤怒，有无奈，在特殊年代压抑良久，直到劫波过后才能一吐为快。丁玲在会上洋洋洒洒数千言，尽管并未道尽心中所有块垒，但已然宣泄很多。台下众人，有几个不是“过来人”？在这样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语，当然共鸣强烈，想必也因此才给屠岸先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丁玲只是书中一例。“文革”中田汉被造反派迫害喝尿，晚年周扬为“极左”造成的伤害而悔愧，严文井被发配扫厕所掏出“革命”者生下的死孩子……相信任一读者都会为之愤懑、感慨、错愕。屠岸自己头上也“有阴霾”。1955年“胡风案”公布后，一直对胡风非常敬重的屠岸吃惊不小，无法承受巨变，从那时起就患上了抑郁症。

屠岸说：“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从将近一百年前开始，他们屡屡试图在国仇家难中左右中华命运，却总是身不由己地、反被风云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