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感

这本书里的文章提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老问题，但更可以说是经典问题，如果译者没有写一篇序言，我们可能不能立刻了解这些经典问题的现实意义，第一句便是“读诗的最佳方法，是把它当诗来读。”总说回到诗歌本身，如何回到，回到怎样的诗歌，什么是诗歌本身，是否存在这个本体，都仍然是未完成课题，这本书当然不是在对此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而它确实是在为通往这些答案提供道路，并且比答案更有现实价值。

可以清楚的看到，本书对文章的选择并未构成倾向上的相似性，相反，这些关于诗歌的文章无论是从写作角度、诗人选择、评述立场、言语策略等上几乎是各具特色的，即使是同一作者，如文德勒的两篇，奥登的四篇，也各有其姿态和内蕴的美。但这种分别造成的并非离散的个人形象，而是对主题的向心状态——对诗歌本体的关注，即使是德勒兹这样的哲学体系家。

此外，又以布鲁姆教授的文章作为开篇，我们看到，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译者对这些思想的引进仍然是在为对诗歌本身的坚持做出努力，同时希望这种坚持有结构性的自律。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章中有着明显的以诗歌为基本的本质主义倾向。对于反本质主义盛行的时代来说，任何确认、体悟、细读、继承的动作都有虚幻化的危险，任何固定、崇高、真实、创造的形态都有随时被消解可能，因此在诗歌这个古老的艺术门类中，隐喻、想象、通感、悖论等修辞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在许多时候坚守这些信仰，或者为其信仰做出必要的解释与修整已然成为某些诗人的风格本身，本书中提到的许多诗人正是这样的。伊格尔顿面对反本质主义原罪式的自我矛盾时，认为大可以将之缩小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并在一定语境和意义上规定反本质主义的意义，消灭一切绝不是建设性的，为了建设的消灭才可能是建设性的，否则就真成了“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这里面还有个水的载体和风的动力呢）。所以，从受新批评影响以来的美国文学评论，在大多时候仍是为作家，为诗人自身的信仰提供支持，这种支持是建立在对诗歌本身的认识上，并且往往产生出了批评的信仰。
    
伊格尔顿还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文学生产作为一种话语建构，姿态是其中一个无法避免的标志，而对于作家或批评家来说常常指涉个人的立场。本雅明说，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不能做批评家，这句话因其语境自有其妙处，而对于王敖的这本译作来说，立场的鲜明程度甚至在选本的题目就彰显出来了，《读诗的艺术》在作者和译者来说，都是对这生产和接受以及批评等领域本身价值的拥护，“艺术”本身是一个具有价值判断的词汇，而作为一个短语，“读诗的艺术”更有其鲜明的指向性。
    
刚看格非老师关于新书的访谈，言之凿凿对理想读者的向往，历史证明理想读者永远不能被制造出来，被制造出来的充其量只能是恰当的读者，理想的读者需要被发现。

如果说这些翻译包容了一个王敖个人诗歌的风格，那最合适的限定词仍然是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即不是历时性的表现性的，也不是共时性的解释性的，它是极端个人化和极端公众化的相互模仿，在这个意义上浪漫主义对于王敖和另外一些诗人来说，绝不是僵死的，而是像这两个汉字的字形一样拥有内在的流变态势，而如果对此进行再限定，如新浪漫主义，现实浪漫主义，都是另一种失去想象力的固化。

在这本书的基调里有一个复指的认定，不仅读诗是一种艺术，写诗是一种艺术，即使评诗和阅读诗评同样是一种艺术，而对于王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需要关注，即翻译也是一门艺术，中国新诗和新文学的其他类型一样，对其发生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对外国文学和理论的引进，这是盖棺论定的事情，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文学进入“成人期”，之后的发展中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张力创造出空前的价值，对美国诗论的持续引进自然是有意义的事情。

在被费正清洞悉的——立场意味着作者自己的姿态——的中国新文学史中，王敖的这个译本同许多具有相似重力的文本一样，是以一个提示的作用拥有它的意义的，这个提示是一种还原、一种展开视野的还原，即立场只献给诗歌本身。

对于诗歌本身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读者和写作者都到了需要被提示的地步，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方向相反的危言耸听已经占据压倒性的地位，这也不是装模作样，因为立场的剩余价值已被过度使用了，希望这种提示得以内化，从而在今后的日子中慢慢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