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47年前，一个不循规蹈矩的人，写了一本不循规蹈矩的书。今天，对于思想需要呼吸自由新鲜空气的我们来说，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这个人，是法国思想家福柯；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和成名作——《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一、读 书
用福柯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全书主旨：“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先来了解一下福柯的研究方法，这会对我们阅读本书有所帮助。福柯的书总是不太容易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知识面广到可以随意旁征博引。不论属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还是医学等领域的材料，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例证，这对于缺乏西方知识背景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而这，也正是贯穿福柯学术生涯几乎所有著作的研究方法——考古学。似乎称之为“知识考古学” 更为合适，因为福柯所关注的并不是传统考古学关注的物质遗迹，而是前人未曾留意的散落在各学科领域及社会生活习俗中的现象所蕴含的知识，通过挖掘和转换视角去解读它们，福柯想去“探寻被传统史学家所抛弃的思想文化的印迹”。 具体到本书，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兰曾这样概括：“福柯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福柯实际上力图表明，疯癫是‘社会空间’的一个知觉对象，它是在历史过程中由许多方面建构成的，是由多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地成为思辨理解的分析对象。这部著作的独创性在于，它把被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史专家完全遗弃的材料——遗弃给对自己专业的历史或前史感兴趣的精神病学家的材料，重新放置在更高的哲学反思的层面上。”
书中庞杂的西方知识体系固然会使我们有点晕头转向，但是假如能够撇去对细节的纠缠，将书读下去，聪明的读者便会发现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也有它的便利——由于福柯是按照历史顺序来书写的，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在本书中，福柯想要追溯的是疯癫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处置方式。追溯的起点是人们尚未将疯癫与理性区分之时，终止于二者的截然分离，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中世纪末，疯癫和疯人作为巨大不安的象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此时，人类对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可以说，这一时期，“疯癫”尚不存在，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东西。疯癫也尚未被与理性相区分，它只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然而此时，分隔的种子已经开始孕育。福柯运用了一个鲜明的意象来说明中世纪疯人的边缘地位，那就是“愚人船”。在文学作品中，它富有浪漫色彩；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曾是城镇处理精神错乱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放逐他们，让他们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福柯认为，疯人远航实际上具有过渡和社会区分的象征意义。
简而言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它能得以自由呼喊和书写，那时，这个世界对疯癫还是很友善的。
古典时期（17—18世纪）。以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为标志，开启了大禁闭的时代，“精神错乱者”与贫苦流民、罪犯一起，受到了与先前的麻风病人同样的待遇，被禁闭在各式感化院、收容所和慈善院中。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疯癫被列为社会垃圾之一。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疯癫不再自由，开始受制于理性，听命于道德戒律。
此时，疯癫已被划归非理性，但它的位置又不同于其他非理性。作为被禁闭的丑闻，道德败坏、亵渎神明等非理性都试图被掩盖，但是疯人却被隔着栅栏展示。原因在于疯癫已不再被界定为人自身包含的东西，而被认为是兽性的狂乱，是人类原罪以及上帝仁慈的证明。这时，疯人还没有被认为是病人，因为兽性使疯人免于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
运用自己丰富的精神病学知识，福柯以种种病理学原理和表征为切入点，带领读者进一步认识疯癫，由此揭示了它在古典主义时期的准确意义：由于其实质是谵妄和盲目，疯癫被公认为虚无，而禁闭的目的便在于压制疯癫，清除这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
总之，这一时期，疯癫被包含于非理性之中，理性压制着非理性，但是并不彻底。禁闭、监狱、地牢等形式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尚且在进行对话，尽管这对话是以斗争的形式进行的。
18世纪，也是古典时代向新阶段过渡的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关于疯癫起因的观念突然发生转向，疯癫的盲目被说成是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非理性真理开始不再被倾听，疯癫与道德和伦理扯上了关系，古典疯癫结构体系就此土崩瓦解。而18世纪中期的一次大恐慌使得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从禁闭所传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神秘疾病，（尽管疾病原本与被禁闭者本身无关）这将大众头脑中关于“不洁”的意象激活，道德败坏与身体腐烂被联系了起来，非理性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风病”，被想象打上了疾病的烙印。到18世纪下半叶，疯癫已不再被认为是原始堕落或兽性的东西，开始隶属于新的秩序。
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院时代（始自18世纪末叶）。18世纪末，穷人和罪犯被从禁闭中释放，疯癫与其他非理性脱离，单独控制了禁闭。至19世纪初，现代精神病院建立，疯人也被从禁闭所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精神病院的基本目的是使每一个病人为他的疾病或罪过承担责任，治疗本质上是道德的或宗教的。 它并不了解疯癫，而只是试图用规训的手段将病人强行拉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理性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一种幼稚状态。相对地，医务人员则被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的象征，并凭借一种包含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威信发挥作用。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 可以说，在精神病院里，癫狂病人虽然在肉体上得到的待遇比过去人道了，但在精神上却不仅彻底不再被理会，而且被强制改造。
由此，疯癫与理性的对话彻底破裂，疯癫已被理性彻底制服，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对于上述内容，巴尔特的概括非常精辟：“疯狂（对福柯）并非一种疾病，而是因时而异的意义”。然而，读者须知，福柯作此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溯疯癫的历史，更有其进一步的用意，这从本书结论中他所说的一番话可见一斑：“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与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福柯想说明的，正是非理性的合理性及理性的不合理性。
二 、读福柯
如果想对《疯癫与文明》有更深的理解，那么我们应该再去读读福柯。他的一生，是一个传奇，而他自己说：“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自传的一部分。”“作品不是留在我们身后的遗产，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本身。” 读福柯的书，我们实际是走在通往他内心的路上，那么，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也应该对福柯的生平多些了解。福柯的作品和人生实际上是互释的。
我不想重述福柯的生卒年月，历数他头上的荣誉光环，福柯自己希望被人了解和理解的，也一定不是这些。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介绍福柯时曾说：“他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这段话被认为是对福柯的经典性评论。然而，我觉得福柯并非难以捉摸，他终生所做的努力，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不过是他试图解决自身苦恼、追求快乐的实践。
福柯的学术兴趣在一些生僻的领域，诸如精神病学、疾病、监狱、性错乱问题等。日本学者樱井哲夫曾评说：“福柯的思考，与他个人的苦恼不无关系。在同性恋被视为异端、是可耻之事的社会中，自己的性嗜好，为什么被视为可耻？福柯的这种烦闷，一直到最后都是他思想的起点。”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福柯曾说：“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己的改造”， 也许正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福柯才努力为不正常和非理性寻求生存空间，把被压制、被拒斥的声音带到社会中来。
福柯的作品是对其个人经验的总结。“我有过同精神病、同精神病治疗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有过同疾病和同死亡之间的某种关系。当我写精神病诊疗所的诞生以及将死亡导入医学知识的时候，也正是这些事物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对于监狱和对于性的问题，也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具有类似的状况。”
具体到《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福柯的相关经历为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与文明》打下了基础。
《癫颠与文明》的真谛并不是对精神病史的详尽周密的回溯，而是通过历史的透视，对西方社会数百年间压抑疯癫者的控诉，对笛卡尔以来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的反拨。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李领对《疯癫与文明》所做的一句评价非常经典，她说“这本书将诗人的热情与科学史学者的冷酷结合在一起”。 确实，在以对疯癫的冷冰冰的历史陈述的为主体的书中，也渗透着福柯对于非理性的激情，非理性的价值在于“理性文明所要消灭的焦虑与激情，在某种程上，却正是激起人们去塑造雕像、作画、写诗的重要精神冲动之一。在绘画、雕刻、建筑、舞蹈、诗歌各种方式中，艺术家们无法遏制住对美的渴望，就如同飞蛾扑向火焰一般，这不仅止于对于我们当前的美的鉴赏，更是以一种疯狂的努力，以达到更美的极致。” 福柯试图证明非理性和理性一样在人类文明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他本人也在写作和生活中实践着非理性，证明着非理性的价值。“福柯把写作当成自己脱离自身主体性的最好机会和时机；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正是他脱离‘正常状态’的人格时期的语言，那确实是‘发疯的语言’。”“只有语言的非理性，才是能够在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展现其疯狂威力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生活中，福柯为追求快乐而非理性。他说，“我在体验快乐方面有严重的困难……我梦想快乐，我甚至希望有种过量的快乐，我宁愿为它而死去”， 极致的快乐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于福柯愿意为此尝试自杀、吸食麻醉毒品和力行S/M(施虐—受虐癖)等常人眼中的非理性行为。尽管福柯的非理性使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疯狂的同性恋活动而感染艾滋病死去），但我们不得不感激他的非理性为我们所带来的享用不尽的思想财富。我们不能否认福柯生活的非理性的价值，因为它与他写作中的非理性精神是一体的，没有其中任何一个，便没有福柯，而且也许前者之于福柯本人更为重要。
《疯癫与文明》预示了福柯日后的一套权力——知识的理论图式。在书中，理性同绝对的公正性被区分开来，它与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寄生，形影不离。疯癫正是理性权力的排斥结果，疯癫的知识也正是理性权力建构起来的。 如福柯在书中所指出的，现代精神病院不是针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而是试图对病人进行规训和控制，医院中的医生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人不大有机会走进精神病院，但在美国电视连续剧《越狱》和法国电影《闭嘴》我都看到了这样的内容：精神病院中，医生给病人定时服用的药物能使病人镇定，但也有导致痴呆的副作用，但医院不管这些，他们只希望病人不惹麻烦，便于管理，所以强迫病人吃药。电影情节也许是虚构的，但它至少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即直至今日，医学对大多数精神病的发病机制、病因和病理尚不清楚，医生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对于福柯的“权力/知识”观，聂保平的理解比较深入：在福柯的回眸中，对精神病人或犯人的残酷折磨和控制，只是知识特权的家常便饭，消解个体的“真”和“自由”，才是文明所追求的豪华大餐。福柯发现，导致生命苦痛不堪的恶魔是理性专制和权力渗透。将话题从精神病学上引申开来，无论是生物学、经济学还是医学，在福柯看来，都是人理性思维的结果，是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新发明。不幸的是，这些发明的目的只有一个：知识和权力联姻，建构一个巨大的文明工厂，以国家、民族、规范等等名义，牺牲个体的自由和真实，把个体生命训练成听命于权力网络的机器，并贴上“人”的标签。而福柯所有的工作目的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消除权力对生命严密而肆无忌惮的管理，寻找成为自己的路。
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别人和整个社会的痛苦，在带领整个人类摆脱痛苦和寻找自己的道路上无所畏惧、身先士卒。福柯是冷酷的，他毫不留情的揭示了西方理性的缺陷；他却又是温情甚至富有激情的，他希望人们尝试去宽容和理解被排斥的人，还他们自由，而不要做压迫者的帮凶。他告诉我们人人都是被压迫者，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反思和重估传统，勇敢地摆脱所谓“文明”的束缚，用自己的方式去尽情地尝试生活、发现自我，甚至，可以纵情追逐生命的极端感受。只有这样，人才是自由之子，才能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活得酣畅和淋漓尽致；否则，人只是奴隶，对种种合理之欲求和现象的压制必然会导致人的自我折磨和彼此暴政。
三 、评 书
一本好书的诞生，犹如一块石子被投入湖中，总会激起许多波澜，《疯癫与文明》也是如此。对于它，文学评论家布朗肖和罗兰•巴尔特，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等发出赞美之声，认为该书开辟了新的文化史、精神医疗的历史；而H•C•米德尔福德和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等则提出了批评之辞。
米德尔福德批判的是书中历史的确切性问题，他认为福柯德的理论缺乏合理论据。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疑点，比如福柯所说的“愚人船”经考证是不存在的；比如疯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未必过着一种开放的生活，他证明，实行禁闭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已经广为流行。 之后也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对该书提出批评意见，如1991年库罗德在题为《应该批判福柯吗？》的报告中也指出：福柯提到了男色的事情，大谈法国大革命前的旧体制下，同性恋是被认为与癫狂有亲近性的，而事实上，同性恋并未被等同于癫狂，而是被当作犯罪来对待的。
哲学家德里达似乎是《疯癫与文明》的众多读者中反应最为强烈的一个，他对该书提出了诸多异议。他认为福柯对笛卡尔思想的解释不合理，对弗洛伊德的定位亦不合理等。在此不对他的观点进行详细介绍，仅阐述其中笔者感兴趣的部分。
在阅读《疯癫与文明》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福柯批判理性的漏洞，而他所运用的工具实际上却正是理性，他在用一种有漏洞的东西来攻击它自身。而德里达也发现了与之类似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对是否能够从理性和秩序的语言内部来书写疯狂的历史——沉默的考古学提出了疑问。虽然福柯并不认为他的作品是由理性主导的，但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书写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法律的强迫”，福柯的疯狂史仅仅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他所攻击的对精神病人的排斥和客观化过程，因为，疯狂必然是无法被说出的东西，在福柯自己的描述中，它是“作品的缺席”。完全从理性语言中解脱出来而不受束缚，这意味着像疯人那样陷入沉默，而谈论疯狂必然要将秩序和理性强加给它。 我以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福柯能否作为疯癫代言人的问题。
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说：“福柯的著作博大精深，不容易将其归入哪一门学科，并且这通常导致难以对它们加以批判性的接受。历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太哲学化了；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缺少形式上的严密性；社会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带有文学和诗意的性质。” 福柯的位置似乎难以确定，而他本人也说：“毫无疑问，我不是唯一因写作而没有固定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对福柯著作的较真的批评意义并不大，因为福柯带我们去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自由。福柯的历史方法和书中整体的方法论也许是有问题的，但这不能使他对处理疯狂中的某些现代倾向的一般观察归于无效。福柯已经点醒了我们这些被束缚而不自觉的人，他的目的难道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在我看来，假如说福柯有做得不尽完美之处，那么它在于：他解构地很彻底，但缺乏建构。通过阅读《疯癫与文明》，我们意识到疯癫受到的待遇是不合理的，但是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还疯癫以自由。据说受该书影响，现在西方有一些疯子到处流浪、无处收留。福柯通过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把现代社会解构了，使我们从前理想中的“康庄大道”分崩离析，那么，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同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所说过的一句话：“把自己解放出来并不难，难就难在当人面临自由存在这一状态时。”福柯用自己的、激情燃烧的生命去实践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甚其极限，然而我们却没有胆量这样去做，但假使我们都有胆量并且这样去做了，那么恐怕这个世界面临的也将是毁灭而不是理想中的人人获得自由的情景吧？如果福柯在世，我的这种想法也许会遭到他的鄙视——这大概是一种做惯了奴隶的人才会有的担忧，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去担忧。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感谢福柯，福柯不是救世主，他已经为我们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而新世界，需要我们自己来建设摸索。
四、思民俗学
刘铁梁教授曾提出要从两个层次上对学科进行反思：一是认识论上的反思，即去思考已被确定的理论假设或前提；二是道德上的反思，即学科应具有人文关怀，应作为一种武器去批判压制人自由的东西。在我看来，《疯癫与文明》对于我们民俗学学科进行这两种反思都有启示。
首先，《疯癫与文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疯癫——这一看似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专业兴趣所在，而哲学通常不会去考虑的生僻领域。福柯从认识论上反思了疯癫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是一个创举，为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使我联想到当今民俗学所面临的学科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这困境是由于民俗学者们自己在研究对象上“画地为牢”的结果。而要解决这一困境，我们又得回到对“民”和“民俗”的定义这个老问题上去进行反思。
过去的知识告诉我们，“民”和“民俗”是客观存在的，似乎人和事象一旦被贴上“民”和“民俗”的标签，那他（它）们就永远成为了“民”和“民俗”。另外，“尽管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对‘民’有不同理解，但‘眼光向后’和‘眼光向下’的学术姿态是一致的。” 日本学者小松和彦指出这种“圈地”式的界定，这种对“民”和“民俗”走向固定化和形式化的要求是错误的， 它必然导致作为现代文明或城市文化的“他者”的研究对象随着前面二者的泛滥而逐渐消失直至消亡。那么，“民”到底是什么？户晓辉通过对欧美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的知识进行梳理，所得出的结论与小松和彦一致：“民”是主观的，“是现代学者想象出的一个共同体或建构体”， 是民俗学者在将其列入民俗学考察对象时所贴的标签。至此，我们发现，原来“民”和福柯书中的“疯颠”一样也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从福柯那里学习什么？
疯癫本不是哲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但没有人说福柯所做的不是哲学研究，因为他运用的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因而，小松和彦的思路是对的，“民俗学原本是由方法论所规定的学问，而不是被固定化和形式化的对象所规定的学问”。 尽管“民”和“民俗”是标签，但这标签是不能乱贴的，生活在现代的每位民俗学家必须确立自己的民俗学方法和认识论前提，“主题、方法和概念不一定都得一致，实际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民俗学。但每位研究者都应表明立场，明确界定自己所用的概念和规范”。， 这样民俗学就不会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危机了。
研究对象是主观性的，这便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所有问题吗？是否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福柯试图为疯人代言，其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那么试图为“民”代言的民俗学者的情境如何呢？户晓辉指出，无论用“民”这个概念的人想或不想、有意或无意要用它来指涉现实中的特定群体，它与这个群体都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因此，当学者们纷纷把抽象的“民”宣称为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的知识主体时，那些具体的民总是“生活在别处”，他们在学科知识中往往是沉默的“失语者”。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总是存在距离，这个距离妨碍了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以及为其更好地代言（不排除距离也有促进研究者进行客观研究的好的一面）。这时，问题就变得与道德层次的反思相关了。
社会学科均是以人为本的学问。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透出了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然而德里达却说福柯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疯癫和疯人的一种压迫。假使我们认同福柯“知识即权力”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同意德里达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非疯癫者，一旦书写，即有可能歪曲疯癫的真相。这种方法论上的悖论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作为民俗学工作者的我们也面对类似问题——民俗学者与“民”并非一体，因而我们也必须进行道德层面的反思：作为掌握知识的人，我们是否曾利用或正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有意无意的歪曲“民”的意志，伤害民的利益和情感？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扪心自问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刘铁梁教授所提出的“专业人员应增强学术自觉” 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
五、结语
如同乔治•康吉兰对福柯著作的评价：“读起来并不总是很容易，但对善于思考的头脑则会开卷有益”， 在我看来，读福柯的书就好像进入了他所布置的迷宫，有时不明白出口在何处，有时又觉得哪条路都像是通往出口。尽管在其中行走有些困难，却终究觉得是有趣的，因为福柯总能给你意想不到的灵感礼物。我会将福柯的书继续读下去。
一、读 书
用福柯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全书主旨：“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癫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癫的历史。”
先来了解一下福柯的研究方法，这会对我们阅读本书有所帮助。福柯的书总是不太容易读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知识面广到可以随意旁征博引。不论属于文学、艺术、历史、哲学还是医学等领域的材料，他都可以信手拈来，作为自己观点的例证，这对于缺乏西方知识背景的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而这，也正是贯穿福柯学术生涯几乎所有著作的研究方法——考古学。似乎称之为“知识考古学” 更为合适，因为福柯所关注的并不是传统考古学关注的物质遗迹，而是前人未曾留意的散落在各学科领域及社会生活习俗中的现象所蕴含的知识，通过挖掘和转换视角去解读它们，福柯想去“探寻被传统史学家所抛弃的思想文化的印迹”。 具体到本书，法国哲学家乔治•康吉兰曾这样概括：“福柯全面考察了从文艺复兴到今天，造型艺术、文学和哲学中所体现的疯癫对于现代人的意义……福柯实际上力图表明，疯癫是‘社会空间’的一个知觉对象，它是在历史过程中由许多方面建构成的，是由多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地成为思辨理解的分析对象。这部著作的独创性在于，它把被哲学家和精神病学史专家完全遗弃的材料——遗弃给对自己专业的历史或前史感兴趣的精神病学家的材料，重新放置在更高的哲学反思的层面上。”
书中庞杂的西方知识体系固然会使我们有点晕头转向，但是假如能够撇去对细节的纠缠，将书读下去，聪明的读者便会发现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也有它的便利——由于福柯是按照历史顺序来书写的，文章的脉络非常清晰。在本书中，福柯想要追溯的是疯癫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是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疯癫的认识和处置方式。追溯的起点是人们尚未将疯癫与理性区分之时，终止于二者的截然分离，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中世纪末至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中世纪末，疯癫和疯人作为巨大不安的象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疯癫形象被广泛应用于造型艺术、文学、哲学、道德等领域。此时，人类对疯癫的认识是模糊的，疯癫体验被多重意义所笼罩：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可以说，这一时期，“疯癫”尚不存在，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东西。疯癫也尚未被与理性相区分，它只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然而此时，分隔的种子已经开始孕育。福柯运用了一个鲜明的意象来说明中世纪疯人的边缘地位，那就是“愚人船”。在文学作品中，它富有浪漫色彩；但在实际生活中，它曾是城镇处理精神错乱者的一种方式，也就是放逐他们，让他们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福柯认为，疯人远航实际上具有过渡和社会区分的象征意义。
简而言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是作为一种美学现象或日常现象出现在社会领域中，它能得以自由呼喊和书写，那时，这个世界对疯癫还是很友善的。
古典时期（17—18世纪）。以1656年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颁布为标志，开启了大禁闭的时代，“精神错乱者”与贫苦流民、罪犯一起，受到了与先前的麻风病人同样的待遇，被禁闭在各式感化院、收容所和慈善院中。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疯癫被列为社会垃圾之一。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疯癫不再自由，开始受制于理性，听命于道德戒律。
此时，疯癫已被划归非理性，但它的位置又不同于其他非理性。作为被禁闭的丑闻，道德败坏、亵渎神明等非理性都试图被掩盖，但是疯人却被隔着栅栏展示。原因在于疯癫已不再被界定为人自身包含的东西，而被认为是兽性的狂乱，是人类原罪以及上帝仁慈的证明。这时，疯人还没有被认为是病人，因为兽性使疯人免于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
运用自己丰富的精神病学知识，福柯以种种病理学原理和表征为切入点，带领读者进一步认识疯癫，由此揭示了它在古典主义时期的准确意义：由于其实质是谵妄和盲目，疯癫被公认为虚无，而禁闭的目的便在于压制疯癫，清除这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
总之，这一时期，疯癫被包含于非理性之中，理性压制着非理性，但是并不彻底。禁闭、监狱、地牢等形式表明理性与非理性尚且在进行对话，尽管这对话是以斗争的形式进行的。
18世纪，也是古典时代向新阶段过渡的时期。随着医学的发展，关于疯癫起因的观念突然发生转向，疯癫的盲目被说成是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非理性真理开始不再被倾听，疯癫与道德和伦理扯上了关系，古典疯癫结构体系就此土崩瓦解。而18世纪中期的一次大恐慌使得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从禁闭所传出一种危害性极大的神秘疾病，（尽管疾病原本与被禁闭者本身无关）这将大众头脑中关于“不洁”的意象激活，道德败坏与身体腐烂被联系了起来，非理性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风病”，被想象打上了疾病的烙印。到18世纪下半叶，疯癫已不再被认为是原始堕落或兽性的东西，开始隶属于新的秩序。
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院时代（始自18世纪末叶）。18世纪末，穷人和罪犯被从禁闭中释放，疯癫与其他非理性脱离，单独控制了禁闭。至19世纪初，现代精神病院建立，疯人也被从禁闭所中“解放”了出来。现代精神病院的基本目的是使每一个病人为他的疾病或罪过承担责任，治疗本质上是道德的或宗教的。 它并不了解疯癫，而只是试图用规训的手段将病人强行拉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来。理性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一种幼稚状态。相对地，医务人员则被塑造成为父亲和法官的象征，并凭借一种包含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威信发挥作用。监视与审判是疯人院的主题。 可以说，在精神病院里，癫狂病人虽然在肉体上得到的待遇比过去人道了，但在精神上却不仅彻底不再被理会，而且被强制改造。
由此，疯癫与理性的对话彻底破裂，疯癫已被理性彻底制服，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对于上述内容，巴尔特的概括非常精辟：“疯狂（对福柯）并非一种疾病，而是因时而异的意义”。然而，读者须知，福柯作此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溯疯癫的历史，更有其进一步的用意，这从本书结论中他所说的一番话可见一斑：“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与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福柯想说明的，正是非理性的合理性及理性的不合理性。
二 、读福柯
如果想对《疯癫与文明》有更深的理解，那么我们应该再去读读福柯。他的一生，是一个传奇，而他自己说：“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我自传的一部分。”“作品不是留在我们身后的遗产，而是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本身。” 读福柯的书，我们实际是走在通往他内心的路上，那么，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似乎也应该对福柯的生平多些了解。福柯的作品和人生实际上是互释的。
我不想重述福柯的生卒年月，历数他头上的荣誉光环，福柯自己希望被人了解和理解的，也一定不是这些。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介绍福柯时曾说：“他是一个令人无从捉摸的人物，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 这段话被认为是对福柯的经典性评论。然而，我觉得福柯并非难以捉摸，他终生所做的努力，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都不过是他试图解决自身苦恼、追求快乐的实践。
福柯的学术兴趣在一些生僻的领域，诸如精神病学、疾病、监狱、性错乱问题等。日本学者樱井哲夫曾评说：“福柯的思考，与他个人的苦恼不无关系。在同性恋被视为异端、是可耻之事的社会中，自己的性嗜好，为什么被视为可耻？福柯的这种烦闷，一直到最后都是他思想的起点。” 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福柯曾说：“我不关心我所做的工作在学术上的位置，因为我的问题在于对自己的改造”， 也许正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者，福柯才努力为不正常和非理性寻求生存空间，把被压制、被拒斥的声音带到社会中来。
福柯的作品是对其个人经验的总结。“我有过同精神病、同精神病治疗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还有过同疾病和同死亡之间的某种关系。当我写精神病诊疗所的诞生以及将死亡导入医学知识的时候，也正是这些事物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对于监狱和对于性的问题，也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具有类似的状况。”
具体到《疯癫与文明》这本书，福柯的相关经历为早年研究过精神病理学，并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他有机会在那里既不作为病人，也不作为医生，而是以一种没有成见、比较中立，不受传统约束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为日后创作《癫狂与文明》打下了基础。
《癫颠与文明》的真谛并不是对精神病史的详尽周密的回溯，而是通过历史的透视，对西方社会数百年间压抑疯癫者的控诉，对笛卡尔以来西方盛行的理性主义的反拨。华中师范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李领对《疯癫与文明》所做的一句评价非常经典，她说“这本书将诗人的热情与科学史学者的冷酷结合在一起”。 确实，在以对疯癫的冷冰冰的历史陈述的为主体的书中，也渗透着福柯对于非理性的激情，非理性的价值在于“理性文明所要消灭的焦虑与激情，在某种程上，却正是激起人们去塑造雕像、作画、写诗的重要精神冲动之一。在绘画、雕刻、建筑、舞蹈、诗歌各种方式中，艺术家们无法遏制住对美的渴望，就如同飞蛾扑向火焰一般，这不仅止于对于我们当前的美的鉴赏，更是以一种疯狂的努力，以达到更美的极致。” 福柯试图证明非理性和理性一样在人类文明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他本人也在写作和生活中实践着非理性，证明着非理性的价值。“福柯把写作当成自己脱离自身主体性的最好机会和时机；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正是他脱离‘正常状态’的人格时期的语言，那确实是‘发疯的语言’。”“只有语言的非理性，才是能够在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展现其疯狂威力的强大物质力量。” 在生活中，福柯为追求快乐而非理性。他说，“我在体验快乐方面有严重的困难……我梦想快乐，我甚至希望有种过量的快乐，我宁愿为它而死去”， 极致的快乐对他如此重要，以至于福柯愿意为此尝试自杀、吸食麻醉毒品和力行S/M(施虐—受虐癖)等常人眼中的非理性行为。尽管福柯的非理性使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疯狂的同性恋活动而感染艾滋病死去），但我们不得不感激他的非理性为我们所带来的享用不尽的思想财富。我们不能否认福柯生活的非理性的价值，因为它与他写作中的非理性精神是一体的，没有其中任何一个，便没有福柯，而且也许前者之于福柯本人更为重要。
《疯癫与文明》预示了福柯日后的一套权力——知识的理论图式。在书中，理性同绝对的公正性被区分开来，它与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它们相互寄生，形影不离。疯癫正是理性权力的排斥结果，疯癫的知识也正是理性权力建构起来的。 如福柯在书中所指出的，现代精神病院不是针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治疗，而是试图对病人进行规训和控制，医院中的医生是一种社会整合的工具。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人不大有机会走进精神病院，但在美国电视连续剧《越狱》和法国电影《闭嘴》我都看到了这样的内容：精神病院中，医生给病人定时服用的药物能使病人镇定，但也有导致痴呆的副作用，但医院不管这些，他们只希望病人不惹麻烦，便于管理，所以强迫病人吃药。电影情节也许是虚构的，但它至少反映了一定程度的真实，即直至今日，医学对大多数精神病的发病机制、病因和病理尚不清楚，医生的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对于福柯的“权力/知识”观，聂保平的理解比较深入：在福柯的回眸中，对精神病人或犯人的残酷折磨和控制，只是知识特权的家常便饭，消解个体的“真”和“自由”，才是文明所追求的豪华大餐。福柯发现，导致生命苦痛不堪的恶魔是理性专制和权力渗透。将话题从精神病学上引申开来，无论是生物学、经济学还是医学，在福柯看来，都是人理性思维的结果，是文艺复兴之后人类的新发明。不幸的是，这些发明的目的只有一个：知识和权力联姻，建构一个巨大的文明工厂，以国家、民族、规范等等名义，牺牲个体的自由和真实，把个体生命训练成听命于权力网络的机器，并贴上“人”的标签。而福柯所有的工作目的实际上也只有一个：消除权力对生命严密而肆无忌惮的管理，寻找成为自己的路。
福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透过自己的痛苦看到了别人和整个社会的痛苦，在带领整个人类摆脱痛苦和寻找自己的道路上无所畏惧、身先士卒。福柯是冷酷的，他毫不留情的揭示了西方理性的缺陷；他却又是温情甚至富有激情的，他希望人们尝试去宽容和理解被排斥的人，还他们自由，而不要做压迫者的帮凶。他告诉我们人人都是被压迫者，希望我们能够学会反思和重估传统，勇敢地摆脱所谓“文明”的束缚，用自己的方式去尽情地尝试生活、发现自我，甚至，可以纵情追逐生命的极端感受。只有这样，人才是自由之子，才能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活得酣畅和淋漓尽致；否则，人只是奴隶，对种种合理之欲求和现象的压制必然会导致人的自我折磨和彼此暴政。
三 、评 书
一本好书的诞生，犹如一块石子被投入湖中，总会激起许多波澜，《疯癫与文明》也是如此。对于它，文学评论家布朗肖和罗兰•巴尔特，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布罗代尔等发出赞美之声，认为该书开辟了新的文化史、精神医疗的历史；而H•C•米德尔福德和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等则提出了批评之辞。
米德尔福德批判的是书中历史的确切性问题，他认为福柯德的理论缺乏合理论据。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疑点，比如福柯所说的“愚人船”经考证是不存在的；比如疯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未必过着一种开放的生活，他证明，实行禁闭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已经广为流行。 之后也有学者从这一角度对该书提出批评意见，如1991年库罗德在题为《应该批判福柯吗？》的报告中也指出：福柯提到了男色的事情，大谈法国大革命前的旧体制下，同性恋是被认为与癫狂有亲近性的，而事实上，同性恋并未被等同于癫狂，而是被当作犯罪来对待的。
哲学家德里达似乎是《疯癫与文明》的众多读者中反应最为强烈的一个，他对该书提出了诸多异议。他认为福柯对笛卡尔思想的解释不合理，对弗洛伊德的定位亦不合理等。在此不对他的观点进行详细介绍，仅阐述其中笔者感兴趣的部分。
在阅读《疯癫与文明》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即福柯批判理性的漏洞，而他所运用的工具实际上却正是理性，他在用一种有漏洞的东西来攻击它自身。而德里达也发现了与之类似的方法论上的问题，他对是否能够从理性和秩序的语言内部来书写疯狂的历史——沉默的考古学提出了疑问。虽然福柯并不认为他的作品是由理性主导的，但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书写行为本身构成了一种“法律的强迫”，福柯的疯狂史仅仅以不同的形式重复了他所攻击的对精神病人的排斥和客观化过程，因为，疯狂必然是无法被说出的东西，在福柯自己的描述中，它是“作品的缺席”。完全从理性语言中解脱出来而不受束缚，这意味着像疯人那样陷入沉默，而谈论疯狂必然要将秩序和理性强加给它。 我以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福柯能否作为疯癫代言人的问题。
英国学者路易斯•麦克尼说：“福柯的著作博大精深，不容易将其归入哪一门学科，并且这通常导致难以对它们加以批判性的接受。历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太哲学化了；哲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缺少形式上的严密性；社会学家们拒绝了福柯的著作，因为它们带有文学和诗意的性质。” 福柯的位置似乎难以确定，而他本人也说：“毫无疑问，我不是唯一因写作而没有固定形象的人。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始终如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述对福柯著作的较真的批评意义并不大，因为福柯带我们去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自由。福柯的历史方法和书中整体的方法论也许是有问题的，但这不能使他对处理疯狂中的某些现代倾向的一般观察归于无效。福柯已经点醒了我们这些被束缚而不自觉的人，他的目的难道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在我看来，假如说福柯有做得不尽完美之处，那么它在于：他解构地很彻底，但缺乏建构。通过阅读《疯癫与文明》，我们意识到疯癫受到的待遇是不合理的，但是福柯并没有告诉我们该如何还疯癫以自由。据说受该书影响，现在西方有一些疯子到处流浪、无处收留。福柯通过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把现代社会解构了，使我们从前理想中的“康庄大道”分崩离析，那么，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如同文学家安德烈•纪德所说过的一句话：“把自己解放出来并不难，难就难在当人面临自由存在这一状态时。”福柯用自己的、激情燃烧的生命去实践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甚其极限，然而我们却没有胆量这样去做，但假使我们都有胆量并且这样去做了，那么恐怕这个世界面临的也将是毁灭而不是理想中的人人获得自由的情景吧？如果福柯在世，我的这种想法也许会遭到他的鄙视——这大概是一种做惯了奴隶的人才会有的担忧，但是我们却不得不去担忧。不管怎样，我们应该感谢福柯，福柯不是救世主，他已经为我们砸烂了一个旧世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而新世界，需要我们自己来建设摸索。
四、思民俗学
刘铁梁教授曾提出要从两个层次上对学科进行反思：一是认识论上的反思，即去思考已被确定的理论假设或前提；二是道德上的反思，即学科应具有人文关怀，应作为一种武器去批判压制人自由的东西。在我看来，《疯癫与文明》对于我们民俗学学科进行这两种反思都有启示。
首先，《疯癫与文明》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疯癫——这一看似是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专业兴趣所在，而哲学通常不会去考虑的生僻领域。福柯从认识论上反思了疯癫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是一个创举，为哲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使我联想到当今民俗学所面临的学科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这困境是由于民俗学者们自己在研究对象上“画地为牢”的结果。而要解决这一困境，我们又得回到对“民”和“民俗”的定义这个老问题上去进行反思。
过去的知识告诉我们，“民”和“民俗”是客观存在的，似乎人和事象一旦被贴上“民”和“民俗”的标签，那他（它）们就永远成为了“民”和“民俗”。另外，“尽管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对‘民’有不同理解，但‘眼光向后’和‘眼光向下’的学术姿态是一致的。” 日本学者小松和彦指出这种“圈地”式的界定，这种对“民”和“民俗”走向固定化和形式化的要求是错误的， 它必然导致作为现代文明或城市文化的“他者”的研究对象随着前面二者的泛滥而逐渐消失直至消亡。那么，“民”到底是什么？户晓辉通过对欧美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的知识进行梳理，所得出的结论与小松和彦一致：“民”是主观的，“是现代学者想象出的一个共同体或建构体”， 是民俗学者在将其列入民俗学考察对象时所贴的标签。至此，我们发现，原来“民”和福柯书中的“疯颠”一样也是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我们能从福柯那里学习什么？
疯癫本不是哲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但没有人说福柯所做的不是哲学研究，因为他运用的是哲学的研究方法。因而，小松和彦的思路是对的，“民俗学原本是由方法论所规定的学问，而不是被固定化和形式化的对象所规定的学问”。 尽管“民”和“民俗”是标签，但这标签是不能乱贴的，生活在现代的每位民俗学家必须确立自己的民俗学方法和认识论前提，“主题、方法和概念不一定都得一致，实际上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民俗学。但每位研究者都应表明立场，明确界定自己所用的概念和规范”。， 这样民俗学就不会陷入失去研究对象的危机了。
研究对象是主观性的，这便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所有问题吗？是否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福柯试图为疯人代言，其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那么试图为“民”代言的民俗学者的情境如何呢？户晓辉指出，无论用“民”这个概念的人想或不想、有意或无意要用它来指涉现实中的特定群体，它与这个群体都没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因此，当学者们纷纷把抽象的“民”宣称为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学科的知识主体时，那些具体的民总是“生活在别处”，他们在学科知识中往往是沉默的“失语者”。 ]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间总是存在距离，这个距离妨碍了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以及为其更好地代言（不排除距离也有促进研究者进行客观研究的好的一面）。这时，问题就变得与道德层次的反思相关了。
社会学科均是以人为本的学问。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透出了浓厚的人文关怀气息，然而德里达却说福柯的书写实际上也是对疯癫和疯人的一种压迫。假使我们认同福柯“知识即权力”的观点，我们就必须同意德里达的批判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非疯癫者，一旦书写，即有可能歪曲疯癫的真相。这种方法论上的悖论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事实上，作为民俗学工作者的我们也面对类似问题——民俗学者与“民”并非一体，因而我们也必须进行道德层面的反思：作为掌握知识的人，我们是否曾利用或正利用自己的话语权有意无意的歪曲“民”的意志，伤害民的利益和情感？这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扪心自问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于这个问题，刘铁梁教授所提出的“专业人员应增强学术自觉” 的观点很有启发意义。
五、结语
如同乔治•康吉兰对福柯著作的评价：“读起来并不总是很容易，但对善于思考的头脑则会开卷有益”， 在我看来，读福柯的书就好像进入了他所布置的迷宫，有时不明白出口在何处，有时又觉得哪条路都像是通往出口。尽管在其中行走有些困难，却终究觉得是有趣的，因为福柯总能给你意想不到的灵感礼物。我会将福柯的书继续读下去。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