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台北：朱天文的早期写作
黄锦树 / 文
□文学评论家，台湾
编者按：台湾作家朱天文自去年在大陆出版长篇小说《巫言》受关注后，日前在其系列作品首次在大陆系统出版，包括朱氏创作早期即1972-1990年的小说代表作。在此特向广大读者推荐。
如果从1972年初发表作品算起，朱天文(1957～)写作迄今近四十年，就一个专业写作者而言，作品其实不算多(小说六种，散文三本，电影剧本若干册)，就量而言其实远不如她父亲朱西宁(1927～1998)，更别说是著作量惊人的大陆当代作家。风格也不算多变(这方面远不如同辈张大春)，也并不投注心力于作意好奇的文学实验。作品不多，说明她的写作不足以维生；不作意好奇，说明了她长期抗拒台北文学新思潮的拍打。那就意味着，她一开始就对文学写作自有主张，那信念的强度足以让她相当程度地抵御台北的一波波西潮。
假使略做分期，大概第一个十年的作品都属于早期写作，小说《传说》(包含了《乔太守新记》与《传说》)、散文《淡江记》均属之；中期写作包含了两个十年，始于《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而止于1994年的《荒人手记》；2008年的《巫言》，可说是其晚期写作的开端。就文学史意义而言，中期写作或许最具代表性，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是她写作最主要的形式———抒情小说。确实也如写诗那样细腻地经营着。题材从校园生活、眷村里的家庭剧场、母系亲属客家乡镇的故事、台北职场里的人际关系、两岸恢复探亲等等……相当程度地呈现出眷村子弟、台北战后世代的感觉结构。
朱天文写作的前两个十年，都是在台湾的戒严情境里。她是国民党军人的女儿，所谓的“外省第二代”，父亲正是中国内战败北的一方被迫迁台的百万军民其中的一员。对人民共和国而言，台湾是历史的外一章。台湾作为中共手下败将蒋介石父子的最后根据地，军民随着他们饱尝流离之苦，数十年的戒严里，均以反共复国和重建中华文化为主导的意识型态。外省新移民自居为寓居者，自然而然地和他们想象的中国建立等式；而在美援的背景里，台湾快速地现代化，文学上现代主义一度被标举为最进步最先锋的形态。因而西化与中国化、传统与现代之间，重演了五四时代的拉锯。就在那两个十年间，“民国”台湾自身也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变化：1972年9月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随后1975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同年蒋介石过世，“民国”在萎缩中。相应地，二十多年的高压统治引起了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一波波反扑，以“乡土”或“本土”之名，1978-1979年的乡土文学论战最关键，外省族裔的中国情怀及西化世代的现代主义都受到严厉的批判。那与其说是文化的，毋宁说是政治的。台湾自身在“去‘民国’化”。身为眷村子弟，朱天文和许多同样被归类为“外省第二代”的写作者，此后的写作都必需面对那样的政治考验，也是最令他们困窘甚至恼怒的。当朱天文的中期写作成功地捕捉了解严后台北人的地方感，这问题也就相对地解决了。
在她成长的年代，朱西宁作为台北文坛的领袖之一，朱家几乎成了“朱家沙龙”，文人穿梭往返，不论是外省的、本省的、刚崛起的、当红的、走下坡的……这是对文坛的现实直接的现场观察。更何况，父亲的藏书建立了她们的文学品位与眼界，同时让她们和现代中国文学的累积不至隔膜，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父亲极为景仰的张爱玲。确实，朱天文的早期写作时见张爱玲式的修辞，但促成其一生与张爱玲(的天才时代)角力争胜，却无疑是因为那怪异的文化使者，被朱西宁迎接供养、延请为其女儿讲授古典中国文化的胡兰成。
后者的影响是全面的、压倒性的，从审美观、写作观、人生观、宇宙观，甚至，“民国观”。他“煽动了他们的青春”，因而有三三集刊之创办，也鼓动了一场青年运动；一群以大学生、中学生为主体的文艺青年，企图以现代的“士”的精神，嫁接进当道的复国意识形态，为在美援的西化里摇摇欲坠的“民国”重新召魂。一种饶具古典意味的浪漫写作，有一股纯真的傻劲，构成朱家姐妹写作的基本场景。因此在朱天文早期的散文里，青春的哀愁之外，时见“民国话语”，混合了“兰师箴言”与国民政府的复国修辞，如《华冈的夜》：“我们今当流离变换的时代，有识之士仍然每提及“中华民国”的远景，蓦地又起了英雄豪情。”常常往返于大我小我间，那是三三诸子典型的文风，构成特殊的“民国”台北景观。
这样的出发点，以胡的教诲为基砥，而胡强调从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民间的诗歌)出发，使得他们的浪漫运动有着中国古典的着色。因此即使在朱天文早期最天真的作品里的古典意象，不论是正文里还是标题里的，如“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青青子衿”都不是点缀而已，而是一种柏拉图主义式的理念，企图用古典的普遍性来克服地域的差异性———乡土文学正是前述差异性的显现。胡强调的王风文学，温柔敦厚的儒门诗教：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甚至情而不淫……一直让朱天文的写作体现着一种古典的节制———即使最放肆的《荒人手记》也不涉淫猥。
以台北为新乡土，“民国话语”退场，自《炎夏之都》始朱天文建立个人风格，注视台北烂熟的现代文明下，人的存在状态与及这文明本身的颓废形式。为了贴近都市人的心态，她试图在语言上趋近她们，而仿真她们的世代语言；然而叙述语言还是自己的，在某些瞬间，甚至出现“兰师箴言”的更新版，如名篇《世纪末的华丽》末句：“湖泊幽邃无底洞之蓝告诉她，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彼时读者已久久地遗忘了那位颇有争议的异乡老人。晚近当她把自己的写作与本雅明的“新天使”联系在一起，其实暗示了胡式美学——— 神话学或许足以转化出一种(“民国”式的———如果不说是中国式的话)救赎批判，因为它确是抒情传统的一种现代变种。一如本雅明之接引犹太神学。因此不论是《世纪末的华丽》还是《荒人手记》都带有若干天启的意味，个中的前卫感，或许也得力于她的前卫电影经验。感官—文字，让书写语言成为物表象，身体(不论是“同志”，还是早衰的世故的女子)转化为文体，成为诗，辩证意象。“民国”已远，但在朱天文的晚期写作却更回到她的起点，以胡兰成晚年大弟子的身分，去徒劳地为胡捍卫什么——— 一场她原不该介入的前代恩怨，死者间的恩怨。诚然，她对胡的思想债务昭然若揭。然而，吊诡的是，身为写作者，胡也成了朱平生最大的敌人。放任其降神附体，将严重妨碍她的个性与声音，使得《荒人手记》成为绝响。
转载自2010年5月16日《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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