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碧眼里的日本人》
读伊恩•布鲁玛的书别有趣味,起码一是读外国人怎么看日本,再是读西方的外国人看日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开卷有益。
布鲁玛是荷兰人,说得更精当,乃父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们的国家近代与东方世界有密切关涉。1951年12月28日生于海牙。1970年进莱顿大学读中国历史与文学,那时候的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酷似炼狱。1971年,风貌有如拿破仑的寺山修司率领“天井栈敷”剧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鸦片战争》,观看之后,布鲁玛觉得“毛泽东版‘亚洲式专制’含有诉求于清教徒的东西,而寺山所展现的日本则是长达几世纪的吸引‘放荡者’、令‘传教士’喟叹的那种‘官能的东方’现代版”,兴趣遂转向日本,可以说寺山修司这个文艺怪才对布鲁玛的人生有重大影响。1975年至1977年在日本大学艺术系留学,专攻日本电影,这或许与伯父做电影导演不无关系。之后在东京从事摄影、写作、电影导演,撰写电影评论,并参加过唐十郎的剧团“状况剧场”。1980年离开日本,正式步入新闻行,文化是当行本色,笔锋更转向社会政治,正如他日后自道:“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不只论说书本或电影,也一直写时代的思想及事件。”2003年以后当大学教授,执笔执教两擅场。2008年荣获“伊拉斯谟”奖。通晓多种语言,见多识广。比社会学的傅高义、文学的唐纳德•金晚一代,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出道的日本研究家同样,有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结婚的履历,而独具的特色是真心喜爱日本的通俗文化,藉以展示并解析日本自画像。
所谓通俗文化,即电影、漫画、戏剧、读物等,与纤巧、优雅的形式相比,属于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下位文化,或曰亚文化,是欧美世界几无所知的。当然不应被轻蔑,但它浅俗,带有暴力性,每每是病态的。通俗文化中的英雄或坏蛋是大众性、集体性想象的产物,表现日本人一种典型,并形成国家或民族的认同。这正如约翰•韦恩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在美国不存在,但那是美国人的愿望,被当作美国人的典型。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论说日本的经典《菊与刀》基本是堆砌事例,勾勒日本人形象,那么,布鲁玛的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则主要从神话、传说中发掘日本人的原型。虽然历史上时有变化,但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最初的原型仍然活现在通俗文化当中。
布鲁玛于1984年出版此书,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就在1980年,如日中天的明星山口百惠把麦克风放在舞台上,跟人气比她差N个数量级的演员三浦友和结婚,息影家庭。布鲁玛把这类事件与古代神话,以及11世纪的《源氏物语》、17世纪的《好色一代女》,乃至谷崎润一郎的恋母小说等贯通一气,解释日本女人的母性与娼性诸相。沟口健二、今村昌平的电影,好些电视剧、漫画,更被他顺手拈来佐证自说。岂止西方人,连与之为邻的我们亚洲人也常觉得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这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布鲁玛追溯到天照大神和她的弟弟须佐之男那里。男人,即便是硬派的非常男人,“总是还有一位最终的强者……那最甜美、最温顺、最和蔼的生物……他自己的妻子,大和之母。”(见正文第168页)女人被崇拜为母亲之神,可一旦剥下母亲的假面,就变成可怕的恶灵。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揭示日本人的二重性:“向来爱搞些天真烂漫的乐趣,以此闻名,如赏玩樱花、月亮、菊花、初雪,在家里挂个笼子听虫儿歌唱,吟咏和歌或俳句,摆弄院子,埋头于插花、茶道。这样的乐趣不像是抱有惴惴不安与反抗心的国民的行状。”赏花咏俳之类是日本人的雅的一面,现实生活当中便呈现出一派“和气”,而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即“惴惴不安与反抗心”则通过酒宴上的胡闹、漫画中的血腥暴力、海报上被捆绑的裸女来宣泄。“和气”,布鲁玛视之为日本人的核心,如同“教养”之于英国人,“文化”之于法国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传统秩序所强加的,是堂而皇之的表面原则。不健全的、时而荒唐的趣味贯穿于通俗文化,是被强制服从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规则的直接结果。从社会压抑下唯一的解放是游戏,压抑越强,游戏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动在现实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礼,秩序正常。对于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纯粹的审美来判断。“邪恶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的行为(无论是谋杀与否)有某种的风格,只要他看起来很棒。”(见正文第217页)
布鲁玛说过,也许在日本人看来他并没有写出新东西,但至少提供了新视点。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尽头,是从外侧观察除了日本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最理想位置。而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给本国文化带来新视角也就没有意义,例如他看到,日本众神跟我们人一样有弱点,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富有人性。很多住在日本的西方人摇摆于爱与憎的两极之间,限于一种精神性晕船。他们每每憧憬放荡而来,风情阅尽之后却变作传教士,要把自己所丢弃的那套道德强加给东方人。布鲁玛住在日本时往往跟“日本是独特的”这种日本文化论同调,但了解了亚洲其他地方,后来又回到欧洲,重新学习,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日本人和外国人都相信日本是独特的国度,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这种认识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点。文化的不同是存在的,也影响到人们的行动,但总是用文化的不同来说明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那么,布鲁玛认为,文化相异的各国最终就只有三个选择:或者对方像我们这样,或者我们像对方那样,或者抵制与对方贸易,兵戎相见。
布鲁玛解说文化,却不容许随便拿文化作挡箭牌,以开脱历史的责任。他指出,日本人特别固执于文化是“欠缺政治”的结果。日本还遗留着冷战结构,甚至仍笼罩在二次大战的阴影之下,政治家、知识人迄今热衷于议论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阴郁的官僚统治着日本,虽然造成了某种安定,却也使公然论争的政治绝迹。在没有政治的社会,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代替政治,甚嚣尘上。
宣示或张扬自己的文化,哪个国家、民族甚或地方都不无此心态,以日本为甚。他们总是忙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本地化,创造自己的传统,好似商场里常见的情景,有走样的洋食,有变味的中华菜肴,卖和食的要头缠抹额,身穿印有店名的短外褂,吆喝兜售,似乎非此则无法认知。日本人不大有亚洲一员的感觉,其背景未必在于江户三百年锁国,倒像是日本人长年处于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而形成的历史情结,被美国炮舰敲开了国门之后,又唯恐欧美把自己跟中国及亚洲当作一回事。日本人爱看外人谈论自己,不大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他们确认并赏玩自己的与众不同,为外人不可能理解而自鸣得意,从而更坚定岛国根性。那些一知半解的日本论只会被当作电视的搞笑节目。但蔑视东方或厌恶西方均非“文明冲突”,而是破坏性的“思想冲突”。在很多场合,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是日本价值观的变种,为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便煞费苦心,求助于所谓儒教,旧的或新的。
倘若时至今日才惊艳于《菊与刀》,恐怕是难以真正了解日本的。当下伦敦书店里摆着布鲁玛的著述。他并无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于“低俗文化”,便像是与日本国拼命树立“高雅文化”唱反调。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漫画、动画片之类乃日本最具独创性文化,大力提振,推向世界,这就要躬身感谢布鲁玛才是。一只碧眼所映现的日本或许会偏蓝,有的景象更鲜明,有的反而模糊了。笔下恣意汪洋,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也时而漫没了点睛之处。有关日本的著述,除了此书,布鲁玛还出版有《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译本《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Love and War in East and West》(日译本《伊恩•布鲁玛的日本访谈:从村上春树到广岛》)以及与人合著的《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日译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就日本人的心态来说,最在意的仍然是欧美人说他们什么了。
布鲁玛是荷兰人,说得更精当,乃父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他们的国家近代与东方世界有密切关涉。1951年12月28日生于海牙。1970年进莱顿大学读中国历史与文学,那时候的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酷似炼狱。1971年,风貌有如拿破仑的寺山修司率领“天井栈敷”剧团在阿姆斯特丹演出《鸦片战争》,观看之后,布鲁玛觉得“毛泽东版‘亚洲式专制’含有诉求于清教徒的东西,而寺山所展现的日本则是长达几世纪的吸引‘放荡者’、令‘传教士’喟叹的那种‘官能的东方’现代版”,兴趣遂转向日本,可以说寺山修司这个文艺怪才对布鲁玛的人生有重大影响。1975年至1977年在日本大学艺术系留学,专攻日本电影,这或许与伯父做电影导演不无关系。之后在东京从事摄影、写作、电影导演,撰写电影评论,并参加过唐十郎的剧团“状况剧场”。1980年离开日本,正式步入新闻行,文化是当行本色,笔锋更转向社会政治,正如他日后自道:“作为一个批评家,我不只论说书本或电影,也一直写时代的思想及事件。”2003年以后当大学教授,执笔执教两擅场。2008年荣获“伊拉斯谟”奖。通晓多种语言,见多识广。比社会学的傅高义、文学的唐纳德•金晚一代,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出道的日本研究家同样,有留学日本、与日本人结婚的履历,而独具的特色是真心喜爱日本的通俗文化,藉以展示并解析日本自画像。
所谓通俗文化,即电影、漫画、戏剧、读物等,与纤巧、优雅的形式相比,属于日本文化的另一面,也就是下位文化,或曰亚文化,是欧美世界几无所知的。当然不应被轻蔑,但它浅俗,带有暴力性,每每是病态的。通俗文化中的英雄或坏蛋是大众性、集体性想象的产物,表现日本人一种典型,并形成国家或民族的认同。这正如约翰•韦恩所扮演的角色几乎在美国不存在,但那是美国人的愿望,被当作美国人的典型。如果说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论说日本的经典《菊与刀》基本是堆砌事例,勾勒日本人形象,那么,布鲁玛的这本《面具下的日本人》则主要从神话、传说中发掘日本人的原型。虽然历史上时有变化,但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最初的原型仍然活现在通俗文化当中。
布鲁玛于1984年出版此书,很多读者应该还记得,就在1980年,如日中天的明星山口百惠把麦克风放在舞台上,跟人气比她差N个数量级的演员三浦友和结婚,息影家庭。布鲁玛把这类事件与古代神话,以及11世纪的《源氏物语》、17世纪的《好色一代女》,乃至谷崎润一郎的恋母小说等贯通一气,解释日本女人的母性与娼性诸相。沟口健二、今村昌平的电影,好些电视剧、漫画,更被他顺手拈来佐证自说。岂止西方人,连与之为邻的我们亚洲人也常觉得日本所有的女人都是母亲,而男人都是儿子,这种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被布鲁玛追溯到天照大神和她的弟弟须佐之男那里。男人,即便是硬派的非常男人,“总是还有一位最终的强者……那最甜美、最温顺、最和蔼的生物……他自己的妻子,大和之母。”(见正文第168页)女人被崇拜为母亲之神,可一旦剥下母亲的假面,就变成可怕的恶灵。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揭示日本人的二重性:“向来爱搞些天真烂漫的乐趣,以此闻名,如赏玩樱花、月亮、菊花、初雪,在家里挂个笼子听虫儿歌唱,吟咏和歌或俳句,摆弄院子,埋头于插花、茶道。这样的乐趣不像是抱有惴惴不安与反抗心的国民的行状。”赏花咏俳之类是日本人的雅的一面,现实生活当中便呈现出一派“和气”,而截然相反的另一面,即“惴惴不安与反抗心”则通过酒宴上的胡闹、漫画中的血腥暴力、海报上被捆绑的裸女来宣泄。“和气”,布鲁玛视之为日本人的核心,如同“教养”之于英国人,“文化”之于法国人,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传统秩序所强加的,是堂而皇之的表面原则。不健全的、时而荒唐的趣味贯穿于通俗文化,是被强制服从严格的、限制重重的正常规则的直接结果。从社会压抑下唯一的解放是游戏,压抑越强,游戏越荒唐。可以在空想中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使暴力行动在现实中得到抑制,彬彬有礼,秩序正常。对于空想的暴力,日本人不是用道德,而是以纯粹的审美来判断。“邪恶的人也可以成为英雄,只要他的行为(无论是谋杀与否)有某种的风格,只要他看起来很棒。”(见正文第217页)
布鲁玛说过,也许在日本人看来他并没有写出新东西,但至少提供了新视点。日本位于欧亚大陆的尽头,是从外侧观察除了日本之外的整个世界的最理想位置。而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给本国文化带来新视角也就没有意义,例如他看到,日本众神跟我们人一样有弱点,比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更富有人性。很多住在日本的西方人摇摆于爱与憎的两极之间,限于一种精神性晕船。他们每每憧憬放荡而来,风情阅尽之后却变作传教士,要把自己所丢弃的那套道德强加给东方人。布鲁玛住在日本时往往跟“日本是独特的”这种日本文化论同调,但了解了亚洲其他地方,后来又回到欧洲,重新学习,便发现了自己的错误。日本人和外国人都相信日本是独特的国度,在文化、经济、政治方面,这种认识使日本孤立,而且是七十多年前日本走上不光彩道路的起点。文化的不同是存在的,也影响到人们的行动,但总是用文化的不同来说明政治的、经济的制度,那么,布鲁玛认为,文化相异的各国最终就只有三个选择:或者对方像我们这样,或者我们像对方那样,或者抵制与对方贸易,兵戎相见。
布鲁玛解说文化,却不容许随便拿文化作挡箭牌,以开脱历史的责任。他指出,日本人特别固执于文化是“欠缺政治”的结果。日本还遗留着冷战结构,甚至仍笼罩在二次大战的阴影之下,政治家、知识人迄今热衷于议论日本在二次大战中的作用。阴郁的官僚统治着日本,虽然造成了某种安定,却也使公然论争的政治绝迹。在没有政治的社会,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代替政治,甚嚣尘上。
宣示或张扬自己的文化,哪个国家、民族甚或地方都不无此心态,以日本为甚。他们总是忙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本地化,创造自己的传统,好似商场里常见的情景,有走样的洋食,有变味的中华菜肴,卖和食的要头缠抹额,身穿印有店名的短外褂,吆喝兜售,似乎非此则无法认知。日本人不大有亚洲一员的感觉,其背景未必在于江户三百年锁国,倒像是日本人长年处于中国文化的阴影之下而形成的历史情结,被美国炮舰敲开了国门之后,又唯恐欧美把自己跟中国及亚洲当作一回事。日本人爱看外人谈论自己,不大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他们确认并赏玩自己的与众不同,为外人不可能理解而自鸣得意,从而更坚定岛国根性。那些一知半解的日本论只会被当作电视的搞笑节目。但蔑视东方或厌恶西方均非“文明冲突”,而是破坏性的“思想冲突”。在很多场合,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是日本价值观的变种,为避免这种尴尬,有人便煞费苦心,求助于所谓儒教,旧的或新的。
倘若时至今日才惊艳于《菊与刀》,恐怕是难以真正了解日本的。当下伦敦书店里摆着布鲁玛的著述。他并无批判日本之意,但取材于“低俗文化”,便像是与日本国拼命树立“高雅文化”唱反调。近年来日本政府终于认识到漫画、动画片之类乃日本最具独创性文化,大力提振,推向世界,这就要躬身感谢布鲁玛才是。一只碧眼所映现的日本或许会偏蓝,有的景象更鲜明,有的反而模糊了。笔下恣意汪洋,令人眼花缭乱的感官也时而漫没了点睛之处。有关日本的著述,除了此书,布鲁玛还出版有《The Wages of Guilt:Memories of War in Germany and Japan》(日译本《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The Missionary and the Libertine:Love and War in East and West》(日译本《伊恩•布鲁玛的日本访谈:从村上春树到广岛》)以及与人合著的《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日译本《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就日本人的心态来说,最在意的仍然是欧美人说他们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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