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暴力与中国的现代化
——读《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
他们（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共产党宣言》
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于建嵘：《父亲是个流氓》
一
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革命之势可谓风涌云起。在欧陆，由巴黎大学生所发动的“五月风暴”将革命之风推上了令人炫目的顶峰。在美国，兴盛于此时的“嬉皮士”运动至今仍见余音袅袅。而社会文化层面的动荡绝不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在学术领域，左派知识分子同样风光无限地描绘着美轮美奂且颇具神话意味的图景。这些学者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影响力堪称巨大，典型者诸如纵横法兰西大地的保罗•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又如在大西洋彼岸同样声名卓著的马尔库塞、巴林顿•摩尔等人。
尽管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名字开始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他们塑造的一段段的“神话”也纷纷曲终人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可能存在路径的不懈探索，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享用的一笔宝贵财富。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有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著作被丹尼斯•斯密斯（Dannis Smith）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而与其并称的则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两部名著。
二
摩尔的这部著作视野恢弘广博，论述精道且全面，全书着力探讨了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各国道路的分殊。摩氏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正如中译本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三条历史轨迹在发展序列上有着紧密的接续，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叩响了德、日、意三国通往法西斯的大门，而中、俄两国在法西斯试验失败的同时，也引爆了共产主义式的革命。
在具体论述摩尔独树一帜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书撰写时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流派做一概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风行之时，标榜科学的行为主义学者侧重对于具体行为的研究，而对于涉及国家、体制等宏大结构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摩尔一反彼时学术界的常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勾勒了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的图景。对于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经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论断，摩尔在著作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在著作中，他援引庞博却又不失精细的史实，加以精彩绝伦的阐释，不无雄辩地揭示了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这一观点。犹值一提的是，摩尔对于暴力同样有着一反常态的推崇。可贵的是，摩尔的论点绝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史实论据的充分辨析之后得出的。他既例举了英、法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追溯了日、俄、中等国，指出了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暴力的无从避免的事实，也是凤凰涅槃的必经之道。
当然，提到《起源》一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作者纯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并以此建构各国以不同道路通往现代社会的逻辑所在。正如《起源》一书的副标题“现代世界诞生时的领主和农民”所昭示的那样，摩尔把土地贵族和农民两个阶级引作自变量，将上述两个阶级的商品化程度，以及与其他阶级的联合或者对抗作为最终主导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摩尔看来，英国土地贵族和农民都在进入现代社会前完成了商品化，同时土地贵族与王权形成了力量制衡，故而较为顺利地迈入了自由民主的道路。而法国由于土地贵族与王权的联合，尽管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革命，但摩尔则指出，“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对于美国来说，正是南北战争砸碎了钳制黑奴的枷锁，紧随而来的农民高度商品化也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器。
在分析日本的情况时，摩尔指出虽然农民在土地贵族和王权的裹挟下完成了商品化，但这种既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同时却又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必然会将国家引向军国主义的道路。面对中国问题，摩尔给出的解释则是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并且由于农民与土地贵族之间仅存微弱的联系。同时，日本的侵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使得以土地贵族为统治基础的国民党在面对善于发动农民的共产党时最终遭遇了失败。摩尔断言，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农民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但作为革命主要动力的农民阶级在胜利之后必将遭遇消亡的结局。对于印度，作者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并没有纳入建构的三种类型中。
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摩尔提出了民主发展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即建立某一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农民完成商品化历程；土地贵族的削弱（转为资产阶级）；防范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建立针对工农阶级的联盟；声势浩大的革命。从摩尔开出的五个条件来看，民主道路的实现并非单个因素可以左右，而是需要复合多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民与土地贵族都成顺利实现商品化，并且成为制衡其他阶级政治势力的一股力量。反观今天的中国，能否顺利走过历史的“三峡”，完成现代化的历程。依笔者管见，最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农民阶级能否顺利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
摩尔大作，叙事宏大，精辟论点绝非本文所能尽逮。在完成对于《起源》一书的大体素描之后，笔者试图结合摩尔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作用的阐述，对于当下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主要困境做一初步探讨。笔者以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农民阶级为中观分析对象，视农民有可能引发的暴力为具体的微观行为，由此展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可能会遭遇农民问题阻难的论述。
在《起源》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到消灭农民阶级（完成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摩尔的分析仅限于社会结构层面，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农民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关于农民阶级的特性，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指出农民普遍具有自私、分散、保守的阶级性，他们眼光狭隘，也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古斯塔夫•勒庞则的《乌合之众》尽管侧重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但他对于群体的归一心理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农民。农民阶级在聚合时往往容易形成愚蠢、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的状况。
然而，现代公民的主流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对于世界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具有完整的行动能力，以便承担作为现代公民理应担负的政治层面的义务。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对国内的行政完成了垄断，依靠暴力和法律的手段控制国家。作为个体公民，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于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便会导致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继而产生新的暴政。所以，“公民”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有效保证。但显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浸淫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自私、保守、狭隘等阶级性，这与现代公民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农民阶级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
目前的中国，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近七成。如果不能在城市化中将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遭遇瓶颈。在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前，笔者试图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为何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
无论是执政的领导人，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无法否认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根本问题的事实。而要对这一问题的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却并非易事。依笔者管见，恐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有着作为一个巨型农业国家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晚清遭遇变局之前，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前之久。在创造了令人称赞的农业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农业人口。1840年后，即使历经西方列强经济上的渗透，洋务运动、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党长达六十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农民依然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以见农民数量之庞大，农民问题之严峻。
其次，上世纪20~40年代的数次战争中，共产党采取立足农村的策略。面对对手国民党和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围剿，共产党通过占据农村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强大。中共的农村统治范围往往是封闭的，这一政策虽然利于中共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客观上却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地位，不利于农民的市场化。
再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共产党执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增长军事力量，对农村进行了极为骇人的榨取。政府在1957年正式设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价格体系，这对于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促进工业体系的建设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导致农民徘徊在温饱线附近，非但没有消灭农民阶级，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问题。
最后，改革开放后过早的将改革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尚未腾飞便遭断翅。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尽管让一部分农民成了“居民”，但更多的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这些人往往已经不是实质上的农民，却处于城市的底层，有的甚至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城市化令人堪忧的质量为未来的暴力留下了隐患。
四
鉴于历史遗留、政策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农民数量过大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正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所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成为左右中国到底是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是滑入充斥暴力的泥潭。
以笔者之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阶级分析虽然极富洞见，但也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笔者基本赞同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对于中国和欧洲社会类型所贴的标签，即中国属于支配型社会，而西方则归为制衡型社会。在西方的制衡型社会，贵族、王权、教会、公民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均势，至少每一种力量都在此消彼长中，即使是较为弱势的公民也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而各种力量之间的抗衡往往会腾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这自然有益于底层民众获取一定的权利。反之，在支配型的社会，农民永远作为社会的底层存在。正常稳定的社会形态下，农民不具基本的权利而处于失语状态。一旦统治阶层遭遇权力失范，农民则往往得以享受无限的权力。这种无限制的权力，如同孔飞力笔下的“仍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可以轻易成为社会暴乱的来源。
许田波所描绘的支配型国家虽然直接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但如果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较为基本的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与今天颇为契合。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悲哀之处：目前中国农民的状况难以容人乐观。尽管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顽固的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让人觉得农民争取权利的过程将不会短暂。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化遭遇了巨大的尴尬：许多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后，既失去了土地，又缺乏就业能力。此外，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遭受劣等待遇的同时，在个人的文明程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农民工犯罪率的高居不下显然是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上述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二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安置，那么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他们必然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炸药。作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城市化原本是和平消灭农民阶级的良方，但如果处理欠佳，却反而容易成为社会倒退的推力。
回溯170年前的今天，仅有两千人规模的英国海军驾驭着他们现代化的军舰高傲地游弋在中国的海域上。他们隆隆的炮声轰开中国守军城门，也拉响了中国进军现代化的汽笛。面对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攻势，中国人从“技艺”到“观念”，试图完成对于西方的模仿。尽管其中的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但面对现代化的目标，中国一直在徘徊着前行。然而，即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此时却依然在政治现代化的门槛边久久徘徊。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众多，但农民问题却首屈一指、不容回避。中国的未来究竟能否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如果农民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一定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走向的将是一条充斥暴力的动荡之路。
2010/4/4凌晨1时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他们（农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试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共产党宣言》
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于建嵘：《父亲是个流氓》
一
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革命之势可谓风涌云起。在欧陆，由巴黎大学生所发动的“五月风暴”将革命之风推上了令人炫目的顶峰。在美国，兴盛于此时的“嬉皮士”运动至今仍见余音袅袅。而社会文化层面的动荡绝不可能是孤立无援的。在学术领域，左派知识分子同样风光无限地描绘着美轮美奂且颇具神话意味的图景。这些学者叱咤风云、一呼百应，影响力堪称巨大，典型者诸如纵横法兰西大地的保罗•萨特、阿尔都塞、福柯，又如在大西洋彼岸同样声名卓著的马尔库塞、巴林顿•摩尔等人。
尽管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他们的名字开始逐渐远离公众视野，他们塑造的一段段的“神话”也纷纷曲终人散。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于现代社会鞭辟入里、发人深省的批判，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可能存在路径的不懈探索，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享用的一笔宝贵财富。这其中，值得一提的便有巴林顿•摩尔的成名之作《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这部著作被丹尼斯•斯密斯（Dannis Smith）誉为20世纪社会学三大经典之一，而与其并称的则是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和埃米尔•涂尔干的《自杀论》两部名著。
二
摩尔的这部著作视野恢弘广博，论述精道且全面，全书着力探讨了在政治现代化背景下各国道路的分殊。摩氏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归结为三种类型，即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自由民主道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道路，和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道路。正如中译本在前言中所说的：这三条历史轨迹在发展序列上有着紧密的接续，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自由民主道路叩响了德、日、意三国通往法西斯的大门，而中、俄两国在法西斯试验失败的同时，也引爆了共产主义式的革命。
在具体论述摩尔独树一帜的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书撰写时西方学术界的观点流派做一概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式风行之时，标榜科学的行为主义学者侧重对于具体行为的研究，而对于涉及国家、体制等宏大结构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摩尔一反彼时学术界的常态，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勾勒了一幅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的图景。对于现代化道路必然是经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论断，摩尔在著作中给出了令人信服的反驳。在著作中，他援引庞博却又不失精细的史实，加以精彩绝伦的阐释，不无雄辩地揭示了各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是多样的这一观点。犹值一提的是，摩尔对于暴力同样有着一反常态的推崇。可贵的是，摩尔的论点绝非刻意的标新立异，而是建立在对大量史实论据的充分辨析之后得出的。他既例举了英、法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追溯了日、俄、中等国，指出了在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暴力的无从避免的事实，也是凤凰涅槃的必经之道。
当然，提到《起源》一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当属作者纯熟地运用“阶级分析法”，并以此建构各国以不同道路通往现代社会的逻辑所在。正如《起源》一书的副标题“现代世界诞生时的领主和农民”所昭示的那样，摩尔把土地贵族和农民两个阶级引作自变量，将上述两个阶级的商品化程度，以及与其他阶级的联合或者对抗作为最终主导现代化道路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在摩尔看来，英国土地贵族和农民都在进入现代社会前完成了商品化，同时土地贵族与王权形成了力量制衡，故而较为顺利地迈入了自由民主的道路。而法国由于土地贵族与王权的联合，尽管以无套裤汉为主的工人阶级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革命，但摩尔则指出，“无套裤汉是革命的动力，而农民则成了决定革命能走多远的缰绳”。对于美国来说，正是南北战争砸碎了钳制黑奴的枷锁，紧随而来的农民高度商品化也成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稳定器。
在分析日本的情况时，摩尔指出虽然农民在土地贵族和王权的裹挟下完成了商品化，但这种既不愿意改变社会结构，同时却又试图实现现代化的决策必然会将国家引向军国主义的道路。面对中国问题，摩尔给出的解释则是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农民，并且由于农民与土地贵族之间仅存微弱的联系。同时，日本的侵略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使得以土地贵族为统治基础的国民党在面对善于发动农民的共产党时最终遭遇了失败。摩尔断言，在革命历程中，中国农民的作用甚至超过了俄国，但作为革命主要动力的农民阶级在胜利之后必将遭遇消亡的结局。对于印度，作者把它作为特殊情况，并没有纳入建构的三种类型中。
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摩尔提出了民主发展必须具备的五个条件。即建立某一种均势，避免王权或者贵族倚轻倚重的局面；农民完成商品化历程；土地贵族的削弱（转为资产阶级）；防范土地贵族与城市资产阶级建立针对工农阶级的联盟；声势浩大的革命。从摩尔开出的五个条件来看，民主道路的实现并非单个因素可以左右，而是需要复合多线的因素。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农民与土地贵族都成顺利实现商品化，并且成为制衡其他阶级政治势力的一股力量。反观今天的中国，能否顺利走过历史的“三峡”，完成现代化的历程。依笔者管见，最关键之处恐怕还在于农民阶级能否顺利地退出历史的舞台。
三
摩尔大作，叙事宏大，精辟论点绝非本文所能尽逮。在完成对于《起源》一书的大体素描之后，笔者试图结合摩尔关于现代化进程中农民作用的阐述，对于当下中国通往现代社会的主要困境做一初步探讨。笔者以现代化为宏观背景，以农民阶级为中观分析对象，视农民有可能引发的暴力为具体的微观行为，由此展开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可能会遭遇农民问题阻难的论述。
在《起源》一书中，摩尔明确提到消灭农民阶级（完成农产品商品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鉴于摩尔的分析仅限于社会结构层面，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农民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重大影响。关于农民阶级的特性，马克思曾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农民时，指出农民普遍具有自私、分散、保守的阶级性，他们眼光狭隘，也缺乏明确的政治主张。古斯塔夫•勒庞则的《乌合之众》尽管侧重对于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但他对于群体的归一心理的概括，同样适用于农民。农民阶级在聚合时往往容易形成愚蠢、偏执、极端，缺乏主见的状况。
然而，现代公民的主流应当是拥有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强烈的权利意识，能够凭借自己的理性对于世界作出准确的判断，同时具有完整的行动能力，以便承担作为现代公民理应担负的政治层面的义务。正如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国家对国内的行政完成了垄断，依靠暴力和法律的手段控制国家。作为个体公民，如果不能有效地实现对于国家的反思性监控，便会导致公民权利遭到践踏，继而产生新的暴政。所以，“公民”的诞生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有效保证。但显然，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因为长期浸淫在小农经济的体系中，形成了自私、保守、狭隘等阶级性，这与现代公民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如果农民阶级不能成长为现代公民，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便只能是一个幻影。
目前的中国，农民所占比例仍然高达近七成。如果不能在城市化中将大量农民转为城市居民，那么可以预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在这一问题上遭遇瓶颈。在思考如何解决城市化问题前，笔者试图先回答的一个问题，农民问题为何在中国如此根深蒂固。
无论是执政的领导人，还是中国问题的研究者，都无法否认农民问题作为中国根本问题的事实。而要对这一问题的来源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却并非易事。依笔者管见，恐怕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中国有着作为一个巨型农业国家有着极为深厚的历史渊源。晚清遭遇变局之前，中国作为东方农业大国已经存在了数千年前之久。在创造了令人称赞的农业文明的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农业人口。1840年后，即使历经西方列强经济上的渗透，洋务运动、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共产党长达六十年的工业化历程，但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农民依然占了这个国家人口的大多数。由此可以见农民数量之庞大，农民问题之严峻。
其次，上世纪20~40年代的数次战争中，共产党采取立足农村的策略。面对对手国民党和后来入侵的日本人的围剿，共产党通过占据农村得以存活并且逐步强大。中共的农村统治范围往往是封闭的，这一政策虽然利于中共壮大自己的实力，但客观上却强化了小农经济的地位，不利于农民的市场化。
再者，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共产党执政后，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以增长军事力量，对农村进行了极为骇人的榨取。政府在1957年正式设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对于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的价格体系，这对于迅速完成原始积累，促进工业体系的建设固然有利，但同时也导致农民徘徊在温饱线附近，非但没有消灭农民阶级，反而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问题。
最后，改革开放后过早的将改革重心从农村移向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尚未腾飞便遭断翅。城市化的不断进行尽管让一部分农民成了“居民”，但更多的人依然停留在“外来务工人员”之列。这些人往往已经不是实质上的农民，却处于城市的底层，有的甚至成了城市的无业游民。城市化令人堪忧的质量为未来的暴力留下了隐患。
四
鉴于历史遗留、政策倾向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农民数量过大的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正如亨廷顿在《变化中的政治秩序》所称：“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府的稳定，依赖于它在农村推行改革的能力。”农民问题能否顺利解决将成为左右中国到底是走向文明的现代社会还是滑入充斥暴力的泥潭。
以笔者之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阶级分析虽然极富洞见，但也忽视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笔者基本赞同许田波在《战争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对于中国和欧洲社会类型所贴的标签，即中国属于支配型社会，而西方则归为制衡型社会。在西方的制衡型社会，贵族、王权、教会、公民之间往往形成一种均势，至少每一种力量都在此消彼长中，即使是较为弱势的公民也能具备一定的话语权。而各种力量之间的抗衡往往会腾出一定的社会空间，这自然有益于底层民众获取一定的权利。反之，在支配型的社会，农民永远作为社会的底层存在。正常稳定的社会形态下，农民不具基本的权利而处于失语状态。一旦统治阶层遭遇权力失范，农民则往往得以享受无限的权力。这种无限制的权力，如同孔飞力笔下的“仍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可以轻易成为社会暴乱的来源。
许田波所描绘的支配型国家虽然直接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但如果我们对于今天的中国做一个较为基本的观察，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与今天颇为契合。甚至，我们还可以发现另一个悲哀之处：目前中国农民的状况难以容人乐观。尽管执政当局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顽固的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还是让人觉得农民争取权利的过程将不会短暂。更重要的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化遭遇了巨大的尴尬：许多农民在成为城市居民后，既失去了土地，又缺乏就业能力。此外，大量处于社会底层的外来农民工，他们在遭受劣等待遇的同时，在个人的文明程度上也难以令人满意，农民工犯罪率的高居不下显然是一个重要信号。如果上述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二者无法得到良好的安置，那么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频发的今天，一旦发生群体事件，他们必然会成为引爆冲突的炸药。作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城市化原本是和平消灭农民阶级的良方，但如果处理欠佳，却反而容易成为社会倒退的推力。
回溯170年前的今天，仅有两千人规模的英国海军驾驭着他们现代化的军舰高傲地游弋在中国的海域上。他们隆隆的炮声轰开中国守军城门，也拉响了中国进军现代化的汽笛。面对来自地球另一端的一种截然不同的文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攻势，中国人从“技艺”到“观念”，试图完成对于西方的模仿。尽管其中的过程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但面对现代化的目标，中国一直在徘徊着前行。然而，即将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此时却依然在政治现代化的门槛边久久徘徊。阻碍这一进程的因素众多，但农民问题却首屈一指、不容回避。中国的未来究竟能否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如果农民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一定无法真正实现现代化；甚至，中国走向的将是一条充斥暴力的动荡之路。
2010/4/4凌晨1时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德]恩格斯.中央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2][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美]许田波.战争与国家的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