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关于《中国男》的简评和摘记
在《中国男》这本书里，余世存曾转引中国美学家高尔泰说的这样一句话：“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要由一些既不爱我、也不比我聪明或者善良的人们来摆布？”
那些总想着摆布我们的人爱我们吗？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男》中的那篇曾国藩小传。现在很多学者说曾国藩是儒家文化“完美的榜样”，是继孔、孟、朱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是中国的“儒脉斜阳”。可是如果你去阅读《中国男》，你会发现这位儒学大师的军队曾导致南京城内外“伏尸百万”，而且其中被杀死的很多都是平民，关于这段史实，印象深刻的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所记述的这句话：“其幼童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而对于曾国藩这类儒学大师，余世存在书中这样点评道：“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
以“十万”或“百万”为计数单位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样的“圣德”和“大爱”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前几天，在阿多尼斯的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曾看到这样一句描绘1969年的伊拉克的诗：“我能肯定：在这里，统治者的心思都用于编撰捕猎和驯服人类的百科全书。”
也许某种意义上，一直不断“进化”的儒学正是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就像王朔所说的那样：“什么是儒学？——等级制，差别心，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忠孝一条龙服务——只唯上。——此为儒学核心价值观。”
胡适曾说：“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着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我想胡适在这里所说的“先知先觉者”应该也是指那些“儒学大师”们吧。说到胡适，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去西单图书大厦，我让我老婆去找工作人员查询一下有没有胡适写的书，结果我老婆查完后回来对我说：一本都没有。在西单图书大厦这个北京最大的书店，竟然一本胡适写的书都没有，对此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好像有点扯远了，说回到《中国男》，当我阅读这本书的前五分之四的时候，我在心里多次念叨：“好书啊！真是好书！”可是当我阅读到这本书的后五分之一的时候，却忽然感到这本书就像某豆友所说的那样“笔力渐软”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男人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越来越疲软、无能且没有个性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虽然这本《中国男》稍微有一点点“早泄”，但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是获得了很多乐趣和启发，也让我初步了解了很多位晚清和民国时灿若星辰般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顺便也将我阅读本书时的几条摘记也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呃，这段话描述的不是现在，而是龚自珍所身处的晚清时代。）
●在书中，徐继畲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 ’”“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徐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注：这里所说的“书”是指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这本书“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
●……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注：这里所说的“义学”是指“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私塾”。）
●李书磊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这本《中国男》中的光绪小传让我对这位皇帝有了全新的认识。）
●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 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Ｃ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 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 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这又是一位传奇人物，余世存对此人的评价极高：“……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注：这位“觉民”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
那些总想着摆布我们的人爱我们吗？不知道为什么，一说起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男》中的那篇曾国藩小传。现在很多学者说曾国藩是儒家文化“完美的榜样”，是继孔、孟、朱后的又一位“儒学大师”，是中国的“儒脉斜阳”。可是如果你去阅读《中国男》，你会发现这位儒学大师的军队曾导致南京城内外“伏尸百万”，而且其中被杀死的很多都是平民，关于这段史实，印象深刻的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所记述的这句话：“其幼童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而对于曾国藩这类儒学大师，余世存在书中这样点评道：“他们安身立命完全跟民众无关，跟个体无关；即使有关，也只是吸民脂民膏以成全自家的神圣，故此我们的社会高深莫测谓之神圣，神圣也是以民众血肉筑养而成的。”
以“十万”或“百万”为计数单位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样的“圣德”和“大爱”想一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前几天，在阿多尼斯的诗选《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中曾看到这样一句描绘1969年的伊拉克的诗：“我能肯定：在这里，统治者的心思都用于编撰捕猎和驯服人类的百科全书。”
也许某种意义上，一直不断“进化”的儒学正是这样一部“百科全书”，就像王朔所说的那样：“什么是儒学？——等级制，差别心，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忠孝一条龙服务——只唯上。——此为儒学核心价值观。”
胡适曾说：“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着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设法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
我想胡适在这里所说的“先知先觉者”应该也是指那些“儒学大师”们吧。说到胡适，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去西单图书大厦，我让我老婆去找工作人员查询一下有没有胡适写的书，结果我老婆查完后回来对我说：一本都没有。在西单图书大厦这个北京最大的书店，竟然一本胡适写的书都没有，对此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好像有点扯远了，说回到《中国男》，当我阅读这本书的前五分之四的时候，我在心里多次念叨：“好书啊！真是好书！”可是当我阅读到这本书的后五分之一的时候，却忽然感到这本书就像某豆友所说的那样“笔力渐软”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中国的男人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越来越疲软、无能且没有个性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虽然这本《中国男》稍微有一点点“早泄”，但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我还是获得了很多乐趣和启发，也让我初步了解了很多位晚清和民国时灿若星辰般的传奇人物。
接下来，顺便也将我阅读本书时的几条摘记也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殆尽，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呃，这段话描述的不是现在，而是龚自珍所身处的晚清时代。）
●在书中，徐继畲告诉国人，地球的另一边，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以赞美的笔触写道：“乾隆四十七年，华盛顿立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国主；但华盛顿却认为‘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当择有德者为之。 ’”“其总统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耳”，徐告诉国人，只需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位平民皆可能被推选为“国主”。而中国世代“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注：这里所说的“书”是指徐继畲所著的《瀛寰志略》，这本书“在国内被禁，却在日本被一再翻刻，普及至一般读书人之中，于其明治维新，大有助焉”。）
●……武训的人生超出了我们今人贫乏可怜的想象。当今天的人们多在抱怨自己一年不吃不喝难以买到一平方米的房子时，武训却以三十年的努力创办了三所义学。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乞丐决非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心为物役的小民，而是发下金刚心有着非凡智慧的行者、圣者、明哲。据说，他省吃俭用，三十多年间乞讨所得，经营所得，贡献给义学的，相当于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当于当今的八百万至一千万元。（注：这里所说的“义学”是指“旧时由私人集资或用地方公益金创办的免收学费的私塾”。）
●李书磊说：“光绪皇帝生于深宫之中，长于慈禧这样的妇人之手，却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血性与雄壮，能以二十八岁的经历率领一群新进的文人同强大得多的势力决战，正昭示了中国文明不息的生机。因为他是皇帝，人们在革命后的时代不愿言及他在变法中的主角地位，人们甚至羞于提到他的作用。因此我在这篇戊戌百年的祭文中要格外地称念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爱新觉罗•载湉的名字，以还他应有的荣耀。”（这本《中国男》中的光绪小传让我对这位皇帝有了全新的认识。）
●1905年，二十八岁的张静江坐船办事，得知孙中山也在同一船上时，就去结交孙中山：“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国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地址，相约通电暗号，电文以 ABCDE代表不同的数码：A为一万元，B为二万元，Ｃ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两年后，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孙中山万般无奈之际想起与张静江邂逅之事，便对黄兴谈起，想往巴黎发一封电报试一试。他们就给这个清政府使馆官员发电文，写了一个“C”字。很多人大惑不解，有人说孙幼稚可笑，有人说孙滑稽荒唐，还有人跟孙中山打赌：“仅凭一个 C字，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据说当时孙中山的生活费一天仅为一角五分。）但数日后果真有三万法郎从巴黎汇到，革命者们大为惊喜，视若“天佑”。后来孙中山为筹集广东及云南革命起义所需款项，又先后以A字和 E字致电张静江，张两次都如约汇到一万和五万法郎。（这又是一位传奇人物，余世存对此人的评价极高：“……这个有见识也有担当的人迟早会进入时代的中心地带，而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这也符合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规律，即必须有一批个体成员超越现成的社会结构，而努力把自己发展成为跟国家社会同等高度的精神人格，以参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建设，民族国家才会摆脱传统社会的超稳定局面，而获得长足的进展。”）
●李宗吾的很多文章跟当代自由独立的网络写作没有任何分别，甚至可以说，李宗吾已经预言了网络写作的到来：“政治界一切现象，与学术界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大皇帝大圣人专权时期，这是过去的事；第二个时期，是小皇帝小圣人专权时期，这是现在的事；将来到了第三个时期，才是普通人民和普通学者，自由发表意见的时期。我常说，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民族该独立，思想更该独立。”
●有人以为李叔同成为弘一法师是为了避世，或是为了过闲云野鹤的生活，这是误解了一种成熟的灵魂。丰子恺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学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觉民聪颖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但他却不愿学做八股文。十三岁那年，当他被迫应考童生时，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七个大字后，就第一个走出考场。用今天的话，在人们争相考“公务员”时，他从心里拒绝了。（注：这位“觉民”不是别人，正是那位《与妻书》的作者林觉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