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愛快樂！

一九四六年自春徂夏，夏濟安在昆明為單相思熱苦欲狂的時候，夏志清正在台北工作，是靠關係取得的一個公務員閒差。夏志清帶來台灣的書不多（當時台灣能買到的中英文書或許也少），宿舍裏又沒書桌，於是他：

「只好到街上去亂跑。那時台北日本情調很重，到處有小咖啡館，進去坐坐，頗自得其樂。台胞對大陸來的人非常親善，居然覺得交女朋友，不十分困難，一改上海時期『單相思』之苦，情形和我哥哥那一年恰恰相反。」

這是從夏志清寫的《前言》裏抄錄的話。另外，書後附錄夏志清1946年5月13日寫給夏濟安的信，信中也說：

「我在上海雖然愛過幾個女人，始終脫離不了這種緊張的初戀狀態；也同你一樣，在愛人的一顰一笑間，獲求精神上的快樂，分析對方的心理反應。然而這種敏感式的精神享受，是否是一個lover最大的快樂？我現在懷疑。到台灣後，我克服了我對女性的恐怖，同時發現當時認為富於symbolism和meaning的微小事實漸漸地失掉它們的重要性了。情感的增進，confidence的產生，必然有肉體上的accompaniment：從挽手、接吻到最後sexual act是情感增進的紀錄。」

台灣解放了夏志清的情欲，那有如另一位老上海木心所謂的、多半是水仙情結的「我紛紛的情欲」（儘管性向也許參差）。上海固然摩登，當年的台北看來也不弱。台灣一方面受日本人的影響，雖然男尊女卑，卻鬆男女之防，另一方面台灣傳統風俗又比較單純直接。這都有益於男女交往。最重要的，從夏志清的供述我們知道，背後還有一層歷史因素：光復初期，台人新附，出於一種對祖國文化的孺慕之情，對來台的大陸人易生好感。

夏志清碰巧趕上兩岸關係那段「最好的時光」，他在那時來到台北。要是他晚一年來到，情況恐怕不會一樣，因為有228事變之故。

政治煽亮了或吹熄了愛情，在夏濟安身上也找得到例證。夏濟安談戀愛，一向請錢學熙做軍師。1946年2月23日，夏向錢吐露愛上了學生李彥。錢給他獻策：

「他…勸我不要寫信，因為對方既如此害羞，只怕去信之後，反把她嚇走。他主張正式央媒說親，而他願代為奔走。我說我想請向先生去，因為是湖南人關係，較便說話。他說亦好。」

多有意思。虧錢學熙還是個成天鼓吹西式true love的人，他給朋友獻策竟然仍走央媒說親的老路，可見得社會風俗之難改。不過，話說回來，從後見之明觀之，央媒說親還是比較適合已過三十且身為師長的夏濟安，而向達雖是土家，仍屬湘人，身為歷史系師長，學術聲望亦隆，的確是月老冰人的首選。可惜夏濟安不此之圖，竟然自己寫了浪漫長信去，果然一敗塗地，立刻把人家女生嚇跑啦。

問題是：為什麼夏濟安改變了主意不找人說親？其實背後也有個歷史因素、政治原因。

大遊行後，夏濟安在1946年2月26日記道：

「說親這件事絕不可行。（而且我預定代我去做月老的向先生，近來因為東北問題，我同他意見很不合，我不高興多麻煩他。）」

這一段東北史實，也可以不必多說。總之夏濟安是堅決反蘇聯的，在課堂上也常發表言論。此所以東北事件斷了他央媒求親之路。很不幸的，他趕上了有生之年裏中國知識份子的最大分歧時代。夏濟安在這個風口浪尖上談校園之戀，天時地利人和都欠缺。可憐啊可憐。

縱觀歷史，現在兩岸關係又來到了所謂歷史新高點，台灣的淳厚民風還存留一些，所以大陸同學想來台灣交朋友，是個好時機啊。不過，台灣知識份子的最大分歧時代還沒結束，甚至正要開始，所以交朋友時還是得多盤算盤算。

祝福大家戀愛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