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霜中的鸟足堇——读《异教徒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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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带给我难以言传的阅读体验。几天以来，词语的霰雪吹拂着我，它布下了有关受难与死亡的浓郁荫翳，远在一切光明之上。这片荫翳的云朵，使我对人类以上帝之名施行杀伐异己的暴虐行径，产生了深重的惆怅与嘘唏。那真是可怕的时代，如此惨剧刿目怵心，理性之光尚未驱散邪魅的梦魇，人们的仁慈与怜悯都被投入狂热之火，那些幸存的人们，却长久生活永难愈合的黑色创伤中。
世事往往如此，当往事像疤痕那样静止，所有痛定思痛似乎不如心肝全无的忘却。然而对于此书的作者凯瑟琳•肯特（Kathleen Kent）来说，小说的叙写极不寻常，这乃是关乎历史与家族的双重沉疴。
从历史来看，“岁月有多长，死者的名单就有多长”，这股可怕的猎杀女巫之焰自15世纪燃至18世纪末，在这黑暗的三百年中，基督教教士以《圣经》中“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之语，对诸多无辜女性行迫害之实。被控之女性，多是性情幽独的村妇，擅制草药的医生，甚或洞悉秘密的智者。只因天气异常，庄稼减产，牲畜猝死，邻里纠葛等，即被控以施行邪术之“女巫”，或被斩首示众，或惨遭火刑。
从个人来看，这个故事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来自幻想故事里的那口井，而是用自己家人的血泪编织而成”。作家八岁时，即从祖母口中得悉自己是1692年赛伦村审巫案死难者马莎‧卡列尔的十世后代。因此，这个题材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作家不仅要重检史实，还要召唤亡灵，起先祖于地下，并与死亡对话。
应当说，作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叙述角度，以受害者之女的视角展开，第一人称的口吻予人亲切自然之感。小说中，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我们全家迁往安多佛，在那个风中流布薄荷气味的地方生活。对于早慧的“我”而言，生活是由望不到头的贫穷，与可怕的天灾人祸的搏斗，以及春种秋收的辛劳构成。我们看到，这个敏感小女孩的一生还未就位，就已经被过多忧伤、孤独与梦魇侵扰。
而妈妈，这个在岁月的磨砺中怀抱岩石之心的女人，仿佛一口深不可测的深井，言语犀利，特立独行，眼神里总是透出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上天赋予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温柔隐藏在冰冷的外表之下，不易察觉。一股怨恨开始在像发酵木桶中的啤酒那样滋长，似乎妈妈应该为“我”所有的损失承担罪责：亲爱外婆的去世，以及与亲爱的姨妈和表姐的分别。
这个故事，并非一个小女孩的前青春期造像，也无关绮罗愁绮恨，它始终以细腻的笔调在讲述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故事。如果忧伤的本质是对失去的恐惧，那么，我们似乎已经在小说前半部分的忧伤基调中发现了不幸的端倪。很快，全家开始面临最大的恐惧：因为莫须有的原因，妈妈被诬以女巫之名并被捕入狱。
有多少残忍的暴行，就有多少无辜的殉难。小说深刻描绘了妈妈在走向死亡之途中，她本人以及家中亲人所经受的种种痛苦。“如果我们完全看透了自己的明天，还有多少人会绝望地一搏来改变未来？如果远见告诉我们将要失去家园、亲人和自己的生命，而惟一得拯救之道是出卖最可宝贵的灵魂，我们又会怎么做？”也许对死亡的恐惧会促使人放弃信仰的坚守。而妈妈却宁愿为此付出代价。为了捍卫清白，她在法官面前桀骜不驯，这种宁为玉碎的性格送她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而年幼的“我”，在生命图景尚未清晰展开的时候，未料想妈妈坚硬漠然的外表之下，拥有真正柔软慈悲的心。在临死之前，她拒绝食物，为了使孩子们有果腹之食，她节省水给孩子们止渴。而她甚至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抱孩子们，她说：“不要记得死亡。记得我，莎拉。记住我，我的一部分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最后她被施以绞刑，而那天的天气，万里无云，“仿佛上帝也要睁大眼睛观看。”
“我”终于明白了先前对于妈妈的误解和苛责。妈妈，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她表面的冷漠以对家人无限的忠诚与爱作为前提。她是一个宁愿为真相付出生命的，值得敬爱的女人。她的死甚至带有殉道者仪式性的牺牲意味。
由此我想到那些诸多蒙冤死去的女性，据资料，英国埃塞克斯郡在1560年至1680年间处死了291名行“巫术”者，其中268人是女性，而塞伦村审巫案只不过是长达三世纪以来狂热屠杀的尾声，那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血迹斑斑的章节。
此外，小说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在合理的司法程序以及正常理性缺席的情况下，在妈妈周围，那些原本熟悉的亲人、邻居，甚至漠不相识的人，在以上帝之名行罪恶之实的掌权者的监禁与酷刑之下，最后都成了她的“罪行”指控者，以及联合绞杀者。法国人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那些处在极权制度的恐惧中生存的普通群众，他们的心理如何逐渐呈现法西斯化的非理性特质，有着十分深刻的描绘。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了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1500多人，连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赏心乐事。这些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义的，他们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同理，小说中那些刽子手，都认为自己是在奉上帝旨意为正义之事。当非理性的磁场在人群中像传染病一样迅急蔓延之时，人类极易流于暴决。这种昆德拉所谓“无动机谋杀”，真是一股疯狂可怕的非理性情绪，它使人失去正常思考能力，沦为残忍与暴虐的工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体现了作家追寻真相的勇气。当然，仅仅体现这点是不够的，如果这种写作不能同时也成为审美活动，那将是极为遗憾的。《异教徒的女儿》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叙述语调诗意美好，像春天的花朵渐次开放它朴素内敛的花瓣。诗人洛尔迦说：“一朵玫瑰的形式和香味，可以向我们讲述永恒。”
读罢此书，我想到书中描写的那些古老而残忍的夜，一切都像月光下的原野，被无声的霰雪覆盖。“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海子《亚洲铜》）。许多年以前，“我”曾料想如果“妈妈”的骨头做成琴弦，将会奏出何种音乐，那歌词一定壮大有力，有如惊涛拍岸，曲调则像大海一样低沉冷静。但后来，“我听到的还是轻柔的沙沙声，一种古怪的哨声，是鸟足堇在冬天的早霜中生长的声音”。
我以为上面这句话，既是“妈妈”一生的写意，亦足以概括这本小说的风格：早霜中倔强而温柔的鸟足堇。那是一种生于北美原野的淡紫色花朵，有着别样的幽独之美。作家仿佛要告诉我们：尽管有过冬天，花朵仍不辞开放；尽管死亡的荫翳笼罩众生，我们仍不妨活出生之绚烂。这本书，对于作家，对于历史，一切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世事往往如此，当往事像疤痕那样静止，所有痛定思痛似乎不如心肝全无的忘却。然而对于此书的作者凯瑟琳•肯特（Kathleen Kent）来说，小说的叙写极不寻常，这乃是关乎历史与家族的双重沉疴。
从历史来看，“岁月有多长，死者的名单就有多长”，这股可怕的猎杀女巫之焰自15世纪燃至18世纪末，在这黑暗的三百年中，基督教教士以《圣经》中“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之语，对诸多无辜女性行迫害之实。被控之女性，多是性情幽独的村妇，擅制草药的医生，甚或洞悉秘密的智者。只因天气异常，庄稼减产，牲畜猝死，邻里纠葛等，即被控以施行邪术之“女巫”，或被斩首示众，或惨遭火刑。
从个人来看，这个故事的特殊性在于，它“并非来自幻想故事里的那口井，而是用自己家人的血泪编织而成”。作家八岁时，即从祖母口中得悉自己是1692年赛伦村审巫案死难者马莎‧卡列尔的十世后代。因此，这个题材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作家不仅要重检史实，还要召唤亡灵，起先祖于地下，并与死亡对话。
应当说，作家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叙述角度，以受害者之女的视角展开，第一人称的口吻予人亲切自然之感。小说中，那个寒冷刺骨的冬天，我们全家迁往安多佛，在那个风中流布薄荷气味的地方生活。对于早慧的“我”而言，生活是由望不到头的贫穷，与可怕的天灾人祸的搏斗，以及春种秋收的辛劳构成。我们看到，这个敏感小女孩的一生还未就位，就已经被过多忧伤、孤独与梦魇侵扰。
而妈妈，这个在岁月的磨砺中怀抱岩石之心的女人，仿佛一口深不可测的深井，言语犀利，特立独行，眼神里总是透出一股永不屈服的倔强。上天赋予她坚强的性格，她的温柔隐藏在冰冷的外表之下，不易察觉。一股怨恨开始在像发酵木桶中的啤酒那样滋长，似乎妈妈应该为“我”所有的损失承担罪责：亲爱外婆的去世，以及与亲爱的姨妈和表姐的分别。
这个故事，并非一个小女孩的前青春期造像，也无关绮罗愁绮恨，它始终以细腻的笔调在讲述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故事。如果忧伤的本质是对失去的恐惧，那么，我们似乎已经在小说前半部分的忧伤基调中发现了不幸的端倪。很快，全家开始面临最大的恐惧：因为莫须有的原因，妈妈被诬以女巫之名并被捕入狱。
有多少残忍的暴行，就有多少无辜的殉难。小说深刻描绘了妈妈在走向死亡之途中，她本人以及家中亲人所经受的种种痛苦。“如果我们完全看透了自己的明天，还有多少人会绝望地一搏来改变未来？如果远见告诉我们将要失去家园、亲人和自己的生命，而惟一得拯救之道是出卖最可宝贵的灵魂，我们又会怎么做？”也许对死亡的恐惧会促使人放弃信仰的坚守。而妈妈却宁愿为此付出代价。为了捍卫清白，她在法官面前桀骜不驯，这种宁为玉碎的性格送她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而年幼的“我”，在生命图景尚未清晰展开的时候，未料想妈妈坚硬漠然的外表之下，拥有真正柔软慈悲的心。在临死之前，她拒绝食物，为了使孩子们有果腹之食，她节省水给孩子们止渴。而她甚至未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拥抱孩子们，她说：“不要记得死亡。记得我，莎拉。记住我，我的一部分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最后她被施以绞刑，而那天的天气，万里无云，“仿佛上帝也要睁大眼睛观看。”
“我”终于明白了先前对于妈妈的误解和苛责。妈妈，她是这样一种女人：她表面的冷漠以对家人无限的忠诚与爱作为前提。她是一个宁愿为真相付出生命的，值得敬爱的女人。她的死甚至带有殉道者仪式性的牺牲意味。
由此我想到那些诸多蒙冤死去的女性，据资料，英国埃塞克斯郡在1560年至1680年间处死了291名行“巫术”者，其中268人是女性，而塞伦村审巫案只不过是长达三世纪以来狂热屠杀的尾声，那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血迹斑斑的章节。
此外，小说令人震撼之处在于，在合理的司法程序以及正常理性缺席的情况下，在妈妈周围，那些原本熟悉的亲人、邻居，甚至漠不相识的人，在以上帝之名行罪恶之实的掌权者的监禁与酷刑之下，最后都成了她的“罪行”指控者，以及联合绞杀者。法国人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对那些处在极权制度的恐惧中生存的普通群众，他们的心理如何逐渐呈现法西斯化的非理性特质，有着十分深刻的描绘。如1792年法国历史上的大屠杀事件，当时，在大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巴黎成千上万市民几天之内虐杀了关在监狱里的僧侣贵族1500多人，连孩子也不放过。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极刑现场，妇女们以一睹贵族受刑为赏心乐事。这些店员伙计、家庭主妇，都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完全正义的，他们是在消灭“共和国的敌人”。同理，小说中那些刽子手，都认为自己是在奉上帝旨意为正义之事。当非理性的磁场在人群中像传染病一样迅急蔓延之时，人类极易流于暴决。这种昆德拉所谓“无动机谋杀”，真是一股疯狂可怕的非理性情绪，它使人失去正常思考能力，沦为残忍与暴虐的工具。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体现了作家追寻真相的勇气。当然，仅仅体现这点是不够的，如果这种写作不能同时也成为审美活动，那将是极为遗憾的。《异教徒的女儿》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这一点，其叙述语调诗意美好，像春天的花朵渐次开放它朴素内敛的花瓣。诗人洛尔迦说：“一朵玫瑰的形式和香味，可以向我们讲述永恒。”
读罢此书，我想到书中描写的那些古老而残忍的夜，一切都像月光下的原野，被无声的霰雪覆盖。“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海子《亚洲铜》）。许多年以前，“我”曾料想如果“妈妈”的骨头做成琴弦，将会奏出何种音乐，那歌词一定壮大有力，有如惊涛拍岸，曲调则像大海一样低沉冷静。但后来，“我听到的还是轻柔的沙沙声，一种古怪的哨声，是鸟足堇在冬天的早霜中生长的声音”。
我以为上面这句话，既是“妈妈”一生的写意，亦足以概括这本小说的风格：早霜中倔强而温柔的鸟足堇。那是一种生于北美原野的淡紫色花朵，有着别样的幽独之美。作家仿佛要告诉我们：尽管有过冬天，花朵仍不辞开放；尽管死亡的荫翳笼罩众生，我们仍不妨活出生之绚烂。这本书，对于作家，对于历史，一切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