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1.〖尚书孔氏传〗即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十三卷，旧题孔安国撰。安国系孔子十二世孙，字子国，山东曲阜人，受《诗》于申公，受《尚书》于伏生。相传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安国悉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遂开《古文尚书》学派，承诏作书传，世称《尚书孔氏传》（一说孔安国《古文尚书》未列于学官，不曾作传），武帝时安国为博士，官至临淮太守。安国所献《古文尚书》五十八篇既未得立于学官，其书遂在魏晋间亡佚。东晋时元帝求书，豫章内史梅赜，一作梅颐或枚赜，乃增益今文为五十八篇，并各为之传，托名孔安国，进献于朝廷，是为伪《尚书孔氏传》，群臣视其为真古文而不疑，并立于学官。至南朝齐姚方兴又上《舜典》孔《传》一篇，另加经文二十八字。书前冠孔安国《尚书序》一篇，概述《尚书》流传承继及作传缘起。五十八篇中，包括伏生所传令文二十九篇，但析为三十三篇：《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稷》、《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自《盘庚》析出二篇；从百篇《书序》中采录十八个篇题，于各种典籍中搜集文句缀成二十二篇，又重新编造《泰誓》三篇，凡伪造二十五篇，以合于刘向、桓谭、郑玄所论的汉代古文五十八篇之数。五十八篇之外，原有由百篇《书序》汇集而成的一篇，此书便把各《序》分插在各篇前后，每篇经文各句下皆有称为“孔氏传”的注，书中体例，大略如此。迨唐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即以此伪本为宗。但自宋代始，吴□、朱嘉等人就疑其为伪作，历经元赵孟俯、吴澄，明梅□、归有光，清阎若璩、惠栋、崔述、段玉裁、王鸣盛、丁晏等学者的考定，证实所谓的《古文尚书》、孔传及孔序惧为伪作，并多数学者认为梅氏所献的伪孔传当为魏王肃所撰。应该肯定的是，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虽伪，但其中却保存了三十三篇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是非常珍贵的商周史料；其余二十五篇虽真伪相混，难以断定，并时代不明，但亦保存了一些上古史料，并不可尽弃而不用。至于伪孔传，作者虽伪，资料却真，它既不同于西汉今文学家空虚繁琐的杂说，也不同于东汉初期古文学家，如卫宏等人故意与今文学家立异而造作的《古尚书》说，而是集聚了八百余年人们所引用的《尚书》文句及四百年来今、古文经师的解说，对每章每句加以梳理，条析，作到每句都有解释，是《尚书》研究史上的一个很大成就。此书总结和承袭了汉代经学的全部成果，着重把圣道王功贯串在全书经文和传注中，并视时代所需，在经文和传注中融进了这样的思想：有惩于王莽、曹丕、司马炎等人都以《尚书》记载尧、舜和周公故事夺取政权，故特别强调维持封建纲常，从《尧典》中分出《舜典》、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另造《伊训》、《太甲》诸篇，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宣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故在伪《大禹谟》中撰写了“三圣传授心法”，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拟厥中”四句十六字，此为后世儒家所奉的“虞廷十六字”，为圣人一贯相承的神髓。所有这些，都在以后儒家哲学理论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影响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史，无论是学术史，还是思想史，政治史等等，伪孔传都是必读的参考资料。
2.〖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等疏。颖达生平，详见《周易正义》。东晋伪《尚书孔氏传》传布于世后，南朝经学受佛教以义疏解经方法的影响，而各依伪《尚书孔氏传》作义疏，自南朝抵唐初，《尚书》义疏已达十几家之多。唐初，为了给自汉至隋的经学做一总结性的整理，同时，也是为了统一南、北学风，加强思想上的政治统治，及为全国学校颁行教材，遂先命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既而又命孔颖达主持撰写《五经正义》。贞观间，颖达于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奉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初名《义赞》，太宗诏改作《正义》，以伪《尚书孔氏传》为底本，搜求采辑自南北朝以来各家，如费□、蔡大宝、巢猗、顾彪、刘焯、刘炫诸《义疏》，其中，主要根据费□、刘焯、刘炫三家，取材于二刘者尤多，之后，加以综合发挥，并把受禅、玄两学影响较深的《义疏》删除，约在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始告完成。初稿完成后，马嘉运驳正其失，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长孙无忌又率人加以刊定，始行于世。本书体例，一仍伪《尚书孔氏传》之旧，今文《尚书》三十三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凡计五十八篇。其书虽以伪作为真品，排斥了马融、郑玄、王肃诸家旧注，借助国家的力量予以颁行，使后世学者对《尚书》各种版本的真面目认识不清；但却如伪《尚书孔氏传》一样，保存了三十三篇（二十八篇）优生所传《今文尚书》，为商周文献的孑遗，又在《专》的基础上进行了疏正，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史的珍贵资料。另外，书中对上古社会的典章文物的训诂，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论在经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在史学史的研究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书成后单行于世，抵南宋，始把伪《尚书孔氏传》与孔颖达《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阿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两代均将其汇刻在《十三经注疏》中，故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厥正人”引“帷厥正人”为证，“日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然矛盾，诚为蔡氏之疏略，陈泰交所指谪极是。同字异解者三百二十三条，陈氏皆直录《蔡传》语注，一一排列，不加论断。明代私人著作纠蔡沈《书集传》之失者，如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尚书砭蔡编》等，多从典制名物的角度补正蔡传之阙，陈泰交此书从训诂学角度指谪蔡传之失，然陈氏采用以矛攻盾之法，仅就蔡传自注之间的矛盾人手，没有广征博引、援古证今，加以阐发，是此书尚未展开。朱彝尊《经义考》误陈泰交为陈泰来，《四库全书》据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收录。 存，也以此两家为断。自序称，其撰书宗旨，期望与两先生之说相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定夺去取。其所说在名物训诂上多有缺略，甚至有不相及者；而在阐发经文义理方面却较详细，多有为他书所不及者。王氏一生以研经为主，其所撰书并不参以已意，在元儒中可谓少有。本书特点在于：其较多地保留了宋儒朱熹及真德秀说解《尚书》的观点，并将这些说解集中于一帙之中，为后世学者系统、全面的研究他们的《尚书》学术观点，提供了方便。但对其舛误之处，不加已意，不作驳正，一仍其旧而录之，堪称不类之举。这种研究《尚书》方法，说明了元儒除少数几人外，其他皆不能在思想上摆脱前代的影响。有明刻本，庋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奥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为宋历，非古历；《晋书》所引梅□事迹不出《晋书》；“方命”当从《蜀志》；“并州”不在冀东；“医巫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禹贡》所载“鸟鼠同穴”为实有其事；“用爽厥师”之“爽”应训为：“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取苏轼说，以甘盘为是；《西伯戡黎》为武王；“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宇为句等，皆确有所据。也有考证有误、不足为信的，如“南讹”，蔡传注谓《史记索隐》作“南为”，袁仁谓“《史记索隐》现在皆作‘南□’，未尝作“为”也”，是袁仁只据今本《史记索隐》，旧本有作“南为”者；“不格奸”训为“不去正他奸恶”；“鲜食“训为“肉食”；“怪石”解为“资服饵”；“泊陈”训“陈”为“旧”等，被后世学者指为“有意立异”而不可为训者。此书开宗明义，专为纠蔡传而作，故名《砭蔡编》，曹溶《学海类编》收入此书，题为《尚书蔡注考误》。又有《四库全书》本。 “大司乐”郑玄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亦即余氏之律吕分用之说也。所以，书中虽自出新意，亦皆有所根据，并非空言杜撰之论。至于其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则前有道士陈抟，宋氏步其后也。元儒研究乐学，多袭宋儒之遗说，如熊朋来《瑟谱》、刘理《律吕成书》等均是如此。而有元一代，著述尤稀，今所能得见者，唯此编与熊、刘二书。其较熊、刘二书，尚能多有新意，虽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考见元儒研治乐学之一斑，仍具有参考价值。此书《文渊阁书目》著录，但却久无传本，唯《永乐大典》尚录其全文，因屡经传写，故舛误甚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并给予校正，使其得复旧貌。除《四库全书》本外，又有《墨海金壶》本。
3.《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首二卷，书序一卷。清王顼龄等奉敕撰，清雍正八年（1730年）内府刻本。
4.〖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清阎若璩（１６３６一１７０４）撰。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东晋梅□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南宋时吴□、朱熹已疑其伪，清代郝敬亦揭露其伪。若璩于此书中广泛搜集材料，进行详细考证，共提出１３８条理由，证明梅□所献，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并非真古文，而是伪作。内容较稍后的惠栋《古文尚书考》为详。自若璩乃引经据古-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考证中亦有不实和疏略处。如谓“马融、郑玄注本亡于永嘉之乱”，“郑注者即为其所注之逸篇”“《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调作传之事等等”，深究之，体例亦有未善者，如繁而非要、滋蔓卷秩等。然此书反食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功劳赫在，研究《尚书》者不能舍弃是书。本书亦为考据之学的楷范。书中卷一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卷三第三十三条至第四十八条，卷七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八至一百一十条，一百二十二条至-百二十-七条，皆快佚。有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眷西堂刻本，嘉庆间天津吴氏重刻本，《皇清经解读编》本。
5. 〖尚书集注音疏〗十四卷。清江声（１７２１一１７９９）撰。声三十五师事惠栋，为《尚书》之学。其说多阎、惠二氏所末及。因知《古文尚书》及《孔传》皆时人所伪作，遂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之研究基础上，搜集汉儒经说，以注《尚书》二十九篇。不取伪古文及孔传。汉儒不备的则旁考他书，研精古训，有集注和音注两部分。（附补谊九卷、识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篇》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书中或自注自疏，或采用其师惠氏《周易述》之例，凡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本书在刊正经文、疏明古注方面超过了阎、惠二氏，该书辨《泰誓》最详核、原刻本有篆书、真书两种。有《皇清经解》本。
6.〖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一１８０６）撰。玉裁为“皖派”考据大师之一，本书是其研究《尚书》之重要专著，利用音韵训诂、小学为基本方法，立足于古文、今文相异，认为古文所遭厄运最多，迭经秦火，汉博士压抑，魏晋间出现伪古文、唐天宝间改字，宋天宝间改释文等诸多事实，遂根据伏生以下欧阳氏、夏侯氏、司马迁、董仲舒、王褒、刘向等人之今文系统，自孔安国以下刘歆、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许慎等人之古文系统，对三十一篇古文暨书序，进行参照，钩考异同，略于经义，详于文字，以求“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取贾逵传之话名书。考述中多有切当之处，然亦间有劲挺疏谬之辞，如谓司马迁《史记》全用《今文尚书》，今文必皆不如古文，古文书宇毕竟胜于今文，梅□所传之古文三十一篇，字字为孔安国真本等等即是。虽如此，然其广搜博证、足备参启，其不失为一有价值的经书注疏之作。有《皇清经解》本。
7.〖尚书今古文注疏〗二十九卷。清孙星衍（１７５２-１８１８）撰。本书是一部《尚书》注释文献汇编。卷首有序并凡例。经文依孔颖达《正义》本，参用《唐开成石经》，且注明今古文文字同异。以《史记》、《尚书大传》马融、郑玄说为底本，尽收《尚书》散佚古注，又仿《诗》疏体例，遍采汉魏至隋唐诸家旧注，惟不取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且无师传，恐滋臆说。又多采清人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诸儒《书》说，合其所长，削繁增简，自己作疏。使《尚书》今古文注疏趋于守善，远远超过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今古文《尚书》注释。是清代学者《尚书》注释中比较完备的一种，然正如其所言，仍有“疏漏谬误之处”。是书创始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迄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竭二十余年精力编纂而成。收入《皇清经解》。有《平津馆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万有文库》等本。
8.〖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清嘉庆间，崇尚今文经学之风日兴，如刘逢禄《尚书今占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不仅认孔安国《传》是伪，即马融、郑玄所传之古文也伪。皮氏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家，平生以教书治学为业，尤专经学，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晚年又总结一生研究、讲授经学之心得，成《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又汇有清一代《尚书》今文学研究之精要，集成《今文尚书考证》一书，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刊行，王先谦为之《序》。王《序》云：皮氏“治《尚书》最，尚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今文尚书》传凡二十九篇，皮氏《考证》篇各１卷，末一卷为考证今文《书序》之作。皮氏坚信《尚书》经孔子手订，本有《序》，也出孔子之予。西汉伏生所传今文经文、经说，包括《尚书大传》在内，应是《尚书》学之根本。师承伏生的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始昌三家的《尚书》学是今文之嫡派，司马迁当时所见《尚书》也只能是今文，故《史记》五帝、夏、商、周、秦诸《本纪》及鲁、燕、卫、宋、晋诸《世家》所载《尚书》之经文和《书序》确信可靠。崇尚古文者矣”（本书《酒诰篇考证》）。故书中一以今文为折衷，对马、郑所传及《伪孔》古文，则采取“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或）去之，或于疏引而加驳正”（《经学通论·书经篇》）。对清代《尚书》学著作也是只取合今文者，偶举古文家说，则意在“其说尤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驳正使句迷眩”。可见其门派立场是很坚定的，使古今《尚书》古文家之精要多抑而不张。但是书作为清代今文学派的晚出代表著作，有其得以总结前人研究成就之自然条件，加之皮氏学术根深，故此书能博洽古今，取材极其丰富，融汇前人之长。每篇均有考证性之解题，或以词为节，或以句为节，每一考证皆以“锡瑞按”、“按”，或随证文直接阐发己意，辨释训解，凡今文《尚书》经文所涉，均在考证之中，内容广泛，文字校勘、训读，山川地理、人物事件、时间年代、典章制度、名物器具、文化典籍、天文历象、生活起居等考辨，言必有据，无武断臆测之说，在清人今文《尚书》学考订著作中，也最为详尽精微。其收集的资料，阐述的观点，对今人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及文化源流，俱有较高参考价值，对研读《尚书》者，尤为必备。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刊《师伏堂丛书》本，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盛冬铃、陈抗新校点排印本，较佳善。
9. 〖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清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撰。王氏政治反对变革维新，然为学博览群书，通识名物典制。治经循乾嘉遗风，重考证，然于小学则不深究。著纂其多，大都搜集众说而成。是书也为搜集整理汉儒马融、郑玄以来历代学者《尚书》传注疏笺而成。书成约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尚书》今古文之议，自清阎若璩辨东晋所出古文尚书为伪，其说信于海内。乾隆时有议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时直上书房者庄存与以为不可，遂止。王氏是作，凡经传原文凡四十九篇之数，附请考证。于今文古文皆兼收不弃。自《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诸书，至《熹平石经》。凡可发挥优生、欧阳大小夏侯、张生三家经文者，采集略备，马融、郑玄古文注传也辑征不弃，只于注中明标“古文”‘今文”‘伪孔传”。又旁及古今诸家义训之可采者，仍有未能尽达经义者，间下己意。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称是书“详明精确，最为善本”，其评可谓真言足信。王氏此书、在清人《尚书》诸多家疏注中，其有其突出之处，书又晚，一代治《尚书》之成果，多能得以吸收，故可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相伯仲。惟说《禹贡》“三江”犹沿近时风气，遵阮元“《三江图考》，博引繁征，未免辞费。皮氏曾说：论《禹贡》当据经文或汉人古注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并认为“浙江当南江，经文邪，汉人古义邪，后起之说邪。斯抑王氏干虑之一失欤”。卷首《书序百篇异同表》。详列伪古文孔传，马融、郑玄古文，《史记》大传今文，伏生二十九篇，欧阳大小夏侯二十九篇之异同，表列-览可见，却也有意义之功。有清光绪三十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本《十三经清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印行。
2.〖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孔安国传，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等疏。颖达生平，详见《周易正义》。东晋伪《尚书孔氏传》传布于世后，南朝经学受佛教以义疏解经方法的影响，而各依伪《尚书孔氏传》作义疏，自南朝抵唐初，《尚书》义疏已达十几家之多。唐初，为了给自汉至隋的经学做一总结性的整理，同时，也是为了统一南、北学风，加强思想上的政治统治，及为全国学校颁行教材，遂先命颜师古考订“五经”文字，既而又命孔颖达主持撰写《五经正义》。贞观间，颖达于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奉撰《尚书》义训百余篇，初名《义赞》，太宗诏改作《正义》，以伪《尚书孔氏传》为底本，搜求采辑自南北朝以来各家，如费□、蔡大宝、巢猗、顾彪、刘焯、刘炫诸《义疏》，其中，主要根据费□、刘焯、刘炫三家，取材于二刘者尤多，之后，加以综合发挥，并把受禅、玄两学影响较深的《义疏》删除，约在贞观十六年（６４２）始告完成。初稿完成后，马嘉运驳正其失，高宗永徽四年（６５３），长孙无忌又率人加以刊定，始行于世。本书体例，一仍伪《尚书孔氏传》之旧，今文《尚书》三十三篇，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凡计五十八篇。其书虽以伪作为真品，排斥了马融、郑玄、王肃诸家旧注，借助国家的力量予以颁行，使后世学者对《尚书》各种版本的真面目认识不清；但却如伪《尚书孔氏传》一样，保存了三十三篇（二十八篇）优生所传《今文尚书》，为商周文献的孑遗，又在《专》的基础上进行了疏正，使其成为研究中国古史的珍贵资料。另外，书中对上古社会的典章文物的训诂，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无论在经学史的研究上，还是在史学史的研究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书成后单行于世，抵南宋，始把伪《尚书孔氏传》与孔颖达《正义》合刻成《尚书注疏》《阿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两代均将其汇刻在《十三经注疏》中，故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 “厥正人”引“帷厥正人”为证，“日若稽古，帝尧”引“越若来”为证，“德懋懋官”引“时乃功懋哉”为证，则前后显然矛盾，诚为蔡氏之疏略，陈泰交所指谪极是。同字异解者三百二十三条，陈氏皆直录《蔡传》语注，一一排列，不加论断。明代私人著作纠蔡沈《书集传》之失者，如马明衡《尚书疑义》、袁仁《尚书砭蔡编》等，多从典制名物的角度补正蔡传之阙，陈泰交此书从训诂学角度指谪蔡传之失，然陈氏采用以矛攻盾之法，仅就蔡传自注之间的矛盾人手，没有广征博引、援古证今，加以阐发，是此书尚未展开。朱彝尊《经义考》误陈泰交为陈泰来，《四库全书》据浙江吴玉墀家藏本收录。 存，也以此两家为断。自序称，其撰书宗旨，期望与两先生之说相合而已，不敢以私意定夺去取。其所说在名物训诂上多有缺略，甚至有不相及者；而在阐发经文义理方面却较详细，多有为他书所不及者。王氏一生以研经为主，其所撰书并不参以已意，在元儒中可谓少有。本书特点在于：其较多地保留了宋儒朱熹及真德秀说解《尚书》的观点，并将这些说解集中于一帙之中，为后世学者系统、全面的研究他们的《尚书》学术观点，提供了方便。但对其舛误之处，不加已意，不作驳正，一仍其旧而录之，堪称不类之举。这种研究《尚书》方法，说明了元儒除少数几人外，其他皆不能在思想上摆脱前代的影响。有明刻本，庋藏北京图书馆，另有《通志堂经解》本及《四库全书》本。 “奥若、“越若”之前后异训；“三百六旬有六日”为宋历，非古历；《晋书》所引梅□事迹不出《晋书》；“方命”当从《蜀志》；“并州”不在冀东；“医巫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禹贡》所载“鸟鼠同穴”为实有其事；“用爽厥师”之“爽”应训为：“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取苏轼说，以甘盘为是；《西伯戡黎》为武王；“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宇为句等，皆确有所据。也有考证有误、不足为信的，如“南讹”，蔡传注谓《史记索隐》作“南为”，袁仁谓“《史记索隐》现在皆作‘南□’，未尝作“为”也”，是袁仁只据今本《史记索隐》，旧本有作“南为”者；“不格奸”训为“不去正他奸恶”；“鲜食“训为“肉食”；“怪石”解为“资服饵”；“泊陈”训“陈”为“旧”等，被后世学者指为“有意立异”而不可为训者。此书开宗明义，专为纠蔡传而作，故名《砭蔡编》，曹溶《学海类编》收入此书，题为《尚书蔡注考误》。又有《四库全书》本。 “大司乐”郑玄注所谓六律合阳声，六吕合阴声，亦即余氏之律吕分用之说也。所以，书中虽自出新意，亦皆有所根据，并非空言杜撰之论。至于其准大衍之数以制《河图》，准太乙行九宫法以造《洛书》，则前有道士陈抟，宋氏步其后也。元儒研究乐学，多袭宋儒之遗说，如熊朋来《瑟谱》、刘理《律吕成书》等均是如此。而有元一代，著述尤稀，今所能得见者，唯此编与熊、刘二书。其较熊、刘二书，尚能多有新意，虽亦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但对于考见元儒研治乐学之一斑，仍具有参考价值。此书《文渊阁书目》著录，但却久无传本，唯《永乐大典》尚录其全文，因屡经传写，故舛误甚多。清修《四库全书》时，馆臣自《大典》中辑出，并给予校正，使其得复旧貌。除《四库全书》本外，又有《墨海金壶》本。
3.《钦定书经传说汇纂》，二十一卷，首二卷，书序一卷。清王顼龄等奉敕撰，清雍正八年（1730年）内府刻本。
4.〖尚书古文疏证〗八卷。清阎若璩（１６３６一１７０４）撰。若璩年二十读《尚书》至古文二十五篇，即疑其伪。沉潜三十余年，乃尽得其症结所在。东晋梅□所献《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南宋时吴□、朱熹已疑其伪，清代郝敬亦揭露其伪。若璩于此书中广泛搜集材料，进行详细考证，共提出１３８条理由，证明梅□所献，托名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并非真古文，而是伪作。内容较稍后的惠栋《古文尚书考》为详。自若璩乃引经据古-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考证中亦有不实和疏略处。如谓“马融、郑玄注本亡于永嘉之乱”，“郑注者即为其所注之逸篇”“《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调作传之事等等”，深究之，体例亦有未善者，如繁而非要、滋蔓卷秩等。然此书反食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功劳赫在，研究《尚书》者不能舍弃是书。本书亦为考据之学的楷范。书中卷一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三十条、卷三第三十三条至第四十八条，卷七第一百零二条、一百零八至一百一十条，一百二十二条至-百二十-七条，皆快佚。有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眷西堂刻本，嘉庆间天津吴氏重刻本，《皇清经解读编》本。
5. 〖尚书集注音疏〗十四卷。清江声（１７２１一１７９９）撰。声三十五师事惠栋，为《尚书》之学。其说多阎、惠二氏所末及。因知《古文尚书》及《孔传》皆时人所伪作，遂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之研究基础上，搜集汉儒经说，以注《尚书》二十九篇。不取伪古文及孔传。汉儒不备的则旁考他书，研精古训，有集注和音注两部分。（附补谊九卷、识字一条，《尚书集注音疏前后述外篇》一卷，《尚书经师系表》一卷）。书中或自注自疏，或采用其师惠氏《周易述》之例，凡经文注疏皆以古篆书之。本书在刊正经文、疏明古注方面超过了阎、惠二氏，该书辨《泰誓》最详核、原刻本有篆书、真书两种。有《皇清经解》本。
6.〖古文尚书撰异〗三十三卷。清段玉裁（１７３５一１８０６）撰。玉裁为“皖派”考据大师之一，本书是其研究《尚书》之重要专著，利用音韵训诂、小学为基本方法，立足于古文、今文相异，认为古文所遭厄运最多，迭经秦火，汉博士压抑，魏晋间出现伪古文、唐天宝间改字，宋天宝间改释文等诸多事实，遂根据伏生以下欧阳氏、夏侯氏、司马迁、董仲舒、王褒、刘向等人之今文系统，自孔安国以下刘歆、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许慎等人之古文系统，对三十一篇古文暨书序，进行参照，钩考异同，略于经义，详于文字，以求“正晋唐之妄改，存周汉之驳文”，取贾逵传之话名书。考述中多有切当之处，然亦间有劲挺疏谬之辞，如谓司马迁《史记》全用《今文尚书》，今文必皆不如古文，古文书宇毕竟胜于今文，梅□所传之古文三十一篇，字字为孔安国真本等等即是。虽如此，然其广搜博证、足备参启，其不失为一有价值的经书注疏之作。有《皇清经解》本。
7.〖尚书今古文注疏〗二十九卷。清孙星衍（１７５２-１８１８）撰。本书是一部《尚书》注释文献汇编。卷首有序并凡例。经文依孔颖达《正义》本，参用《唐开成石经》，且注明今古文文字同异。以《史记》、《尚书大传》马融、郑玄说为底本，尽收《尚书》散佚古注，又仿《诗》疏体例，遍采汉魏至隋唐诸家旧注，惟不取宋以来诸人注，以其时文籍散亡，且无师传，恐滋臆说。又多采清人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王念孙父子诸儒《书》说，合其所长，削繁增简，自己作疏。使《尚书》今古文注疏趋于守善，远远超过王鸣盛、江声、段玉裁等人的今古文《尚书》注释。是清代学者《尚书》注释中比较完备的一种，然正如其所言，仍有“疏漏谬误之处”。是书创始于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迄于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竭二十余年精力编纂而成。收入《皇清经解》。有《平津馆丛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万有文库》等本。
8.〖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清皮锡瑞（１８５０-１９０８）撰。清嘉庆间，崇尚今文经学之风日兴，如刘逢禄《尚书今占文集解》、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不仅认孔安国《传》是伪，即马融、郑玄所传之古文也伪。皮氏是晚清今文经学大家，平生以教书治学为业，尤专经学，著述多达三十余种，晚年又总结一生研究、讲授经学之心得，成《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又汇有清一代《尚书》今文学研究之精要，集成《今文尚书考证》一书，于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刊行，王先谦为之《序》。王《序》云：皮氏“治《尚书》最，尚为《大传疏证》、《古文冤词平议》二书行世矣。近复以《今文尚书考证》视余，其条理今文，详密精审，兼诸大儒之长而去其蔽，后之治今文者，得是编为前导，可不迷于所往”。《今文尚书》传凡二十九篇，皮氏《考证》篇各１卷，末一卷为考证今文《书序》之作。皮氏坚信《尚书》经孔子手订，本有《序》，也出孔子之予。西汉伏生所传今文经文、经说，包括《尚书大传》在内，应是《尚书》学之根本。师承伏生的欧阳和伯、夏侯胜、夏侯始昌三家的《尚书》学是今文之嫡派，司马迁当时所见《尚书》也只能是今文，故《史记》五帝、夏、商、周、秦诸《本纪》及鲁、燕、卫、宋、晋诸《世家》所载《尚书》之经文和《书序》确信可靠。崇尚古文者矣”（本书《酒诰篇考证》）。故书中一以今文为折衷，对马、郑所传及《伪孔》古文，则采取“合于今文者录之，不合于今文者（或）去之，或于疏引而加驳正”（《经学通论·书经篇》）。对清代《尚书》学著作也是只取合今文者，偶举古文家说，则意在“其说尤足惑人及人所误信者，乃加驳正使句迷眩”。可见其门派立场是很坚定的，使古今《尚书》古文家之精要多抑而不张。但是书作为清代今文学派的晚出代表著作，有其得以总结前人研究成就之自然条件，加之皮氏学术根深，故此书能博洽古今，取材极其丰富，融汇前人之长。每篇均有考证性之解题，或以词为节，或以句为节，每一考证皆以“锡瑞按”、“按”，或随证文直接阐发己意，辨释训解，凡今文《尚书》经文所涉，均在考证之中，内容广泛，文字校勘、训读，山川地理、人物事件、时间年代、典章制度、名物器具、文化典籍、天文历象、生活起居等考辨，言必有据，无武断臆测之说，在清人今文《尚书》学考订著作中，也最为详尽精微。其收集的资料，阐述的观点，对今人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历史及文化源流，俱有较高参考价值，对研读《尚书》者，尤为必备。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刊《师伏堂丛书》本，１９８９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盛冬铃、陈抗新校点排印本，较佳善。
9. 〖尚书孔传参正〗三十六卷。清王先谦（１８４２-１９１７）撰。王氏政治反对变革维新，然为学博览群书，通识名物典制。治经循乾嘉遗风，重考证，然于小学则不深究。著纂其多，大都搜集众说而成。是书也为搜集整理汉儒马融、郑玄以来历代学者《尚书》传注疏笺而成。书成约在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尚书》今古文之议，自清阎若璩辨东晋所出古文尚书为伪，其说信于海内。乾隆时有议重写二十八篇于学官，时直上书房者庄存与以为不可，遂止。王氏是作，凡经传原文凡四十九篇之数，附请考证。于今文古文皆兼收不弃。自《史记》《汉书》《白虎通》《论衡》诸书，至《熹平石经》。凡可发挥优生、欧阳大小夏侯、张生三家经文者，采集略备，马融、郑玄古文注传也辑征不弃，只于注中明标“古文”‘今文”‘伪孔传”。又旁及古今诸家义训之可采者，仍有未能尽达经义者，间下己意。皮锡瑞《经学通论·书经》称是书“详明精确，最为善本”，其评可谓真言足信。王氏此书、在清人《尚书》诸多家疏注中，其有其突出之处，书又晚，一代治《尚书》之成果，多能得以吸收，故可与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相伯仲。惟说《禹贡》“三江”犹沿近时风气，遵阮元“《三江图考》，博引繁征，未免辞费。皮氏曾说：论《禹贡》当据经文或汉人古注解之，不得从后起之说，并认为“浙江当南江，经文邪，汉人古义邪，后起之说邪。斯抑王氏干虑之一失欤”。卷首《书序百篇异同表》。详列伪古文孔传，马融、郑玄古文，《史记》大传今文，伏生二十九篇，欧阳大小夏侯二十九篇之异同，表列-览可见，却也有意义之功。有清光绪三十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新辑校点本《十三经清人注疏》拟收此书，尚未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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