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关汉月今朝看 ——从古迹旅游谈旅游文化感悟
秦时明月汉时关,旅游与历史文化、名胜古迹的联系是浑然天成的。但凡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群,大抵不会被完全由钢筋混凝土所堆砌的地方所吸引。他们的旅游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文化感悟。而承载着重要文学、历史含量的古迹正好能够满足他们的这种需求。在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旅游产业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迹旅游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小组想通过古迹旅游,来谈谈旅游的文化需求。
早在宋朝,诗人戴复古就在《满江红·赤壁怀古》中写道:“揽遗踪,胜读诗书言语”,为什么呢?陶渊明的解答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古人、古事、古物的笔迹、形迹、事迹,让当年的情境、思维穿越时光流传后世,承载昔年往事,时常会引发后世之人的追怀情绪,于是我们才想到曾经发生这些我们遥想已久的事迹的场合、境地去感同身受。
古迹旅游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开掘着人们的旅游文化需求,详述、展开,我以为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昔年际遇,丰富景境内涵:
(一),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生际遇,才让古人产生了那种不期而遇的感慨而写下千古流芳的篇章,或者得以增长自身才干而完成流传后世的功业。
司马迁自述,“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其气”,司马迁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青年时期又游历各地,采访史迹,之后又蒙冤入狱,被处以腐刑,倘若他没有这样一番人生际遇,他又如何能够通过一部《史记》描绘出上古先秦西汉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全景图呢?
陶渊明如果不是仕途不顺,不会有山水田园诗,不会有归去来兮辞。同样的柳宗元如果政坛得意,也不会有《永州八记》,苏轼倘若始终官拜礼部尚书,后世也就少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
(二)
一方面是景物、环境、情境给人施加了影响,没有这一层作用,或者是环境机遇产生了些许偏差,古人的篇章与功业可能就大为不同,甚而难以达成。而反过来,正是这些篇章、事迹,又给这些原本可能平淡无奇的境地环境,遗留了某种情绪,从而丰富了景境的内涵。
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条长江三峡的旅游线路,乘游轮从重庆到宜昌,其中就有景点“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两句诗大家耳熟能详,登临黄鹤楼的时候,难免不会有追古感今的情绪。同样的,置身于岳阳楼上,极目远眺,你难免不会想起范仲淹的名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然,前提是你记得住。
小到一个地点,大到一个城市与人,也存在这样的相互成就的关系。
陈丹青的《荒废集》提到鲁迅与上海,说道,“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是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他认为,“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京都有了川端康成,东京、京都所以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给他们想象的空间和创作的灵感”。
我们置身在这些城市里,看到的是楼宇,想到的却是之前阅读过、了解过的种种,在当下一一被印证。所以,是昔年情景成就了往事古人,留下了当时的情绪和思维,反过来又成就了环境景观,它们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阐释,古迹旅游魅力的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读书游历,后人怀古抚今:
(一),正因为古迹里有前人所遗留的情绪,后人才能够通过游历这些特定的地方去体悟到这些情绪和心境。陶渊明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正合此意。
陈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牧说“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劳之辨叹“自古盛衰如转烛,六朝兴废同棋局”。
人生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延续下,空间不断变换的排列组合。于是我们才会试图去找寻前人旧事曾经推演、存在过的空间,在同样的空间里去感知往昔。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苏轼的《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二),那么,为什么这种体悟和感知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享受感和文化需求的满足感呢?我以为,是因为从时空的广博中找寻到了与你心境相通的感觉。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无论我们心情是阴郁沉闷,还是欢欣鼓舞,当有一天你来到一个地方,你得知从前也有一个人,跟你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同样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天地悠悠,原来你并不孤独。这种彷徨无助的先破后立,是会让我们得到一种满足感的。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最后一段“余尝求古仁人之心……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在岳阳楼上,范仲淹遥想古时仁人的心境与自己的不谋而合,从洪荒时光里找到了同道之人。
得到这种满足感以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追求。这就延伸为古迹旅游魅力的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时空相隔,今昔心迹相通
(一),穿过时空的阻隔,通过踏访古迹,追寻古情,来与古人达到一种遥相呼应,心迹相通的境地。
苏轼的兄弟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写道“百氏之书,无所不读,皆古人之陈迹,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苏辙读过诸子著书,要游历四方去追寻书中奇观。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朝杜牧夜泊秦淮河,联想到亡国之痛,近千年后的明末年间,张煌言在秦淮河畔一样吟唱着亡国之恨:“玉颜空作琵琶怨,谁叫明妃出塞来”。
再如黄鹤楼,崔颢感“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叹“古人西辞黄鹤楼”,宋之问说“清江度暖日,黄鹤弄晴烟”,王维则见“城下沧浪水,江边黄鹤楼”,时光阻挡不了他们的呼应唱和。
(二),而这种心迹相通,又不是简单的心心相印,或者一唱一和。它更可以是一种扬弃,一种超越,甚至是一种商榷和反驳。但是,这种反驳甚至嘲讽,并非毫无缘由,妄加鄙薄,而是发生在充分理解和绝对熟悉以后,这是最为俏皮的一种沟通与交流。
例如石钟山,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唐代李渤“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苏轼的《石钟山记》访其古踪,亲自实地考察,结果是补正了前人的结论,还对古人的缺漏进行了一番批判,“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说李渤“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最后苏轼“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早在宋朝,诗人戴复古就在《满江红·赤壁怀古》中写道:“揽遗踪,胜读诗书言语”,为什么呢?陶渊明的解答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古人、古事、古物的笔迹、形迹、事迹,让当年的情境、思维穿越时光流传后世,承载昔年往事,时常会引发后世之人的追怀情绪,于是我们才想到曾经发生这些我们遥想已久的事迹的场合、境地去感同身受。
古迹旅游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开掘着人们的旅游文化需求,详述、展开,我以为有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昔年际遇,丰富景境内涵:
(一),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生际遇,才让古人产生了那种不期而遇的感慨而写下千古流芳的篇章,或者得以增长自身才干而完成流传后世的功业。
司马迁自述,“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其气”,司马迁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青年时期又游历各地,采访史迹,之后又蒙冤入狱,被处以腐刑,倘若他没有这样一番人生际遇,他又如何能够通过一部《史记》描绘出上古先秦西汉以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貌全景图呢?
陶渊明如果不是仕途不顺,不会有山水田园诗,不会有归去来兮辞。同样的柳宗元如果政坛得意,也不会有《永州八记》,苏轼倘若始终官拜礼部尚书,后世也就少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千古绝唱。
(二)
一方面是景物、环境、情境给人施加了影响,没有这一层作用,或者是环境机遇产生了些许偏差,古人的篇章与功业可能就大为不同,甚而难以达成。而反过来,正是这些篇章、事迹,又给这些原本可能平淡无奇的境地环境,遗留了某种情绪,从而丰富了景境的内涵。
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而今天我们已经有了一条长江三峡的旅游线路,乘游轮从重庆到宜昌,其中就有景点“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这两句诗大家耳熟能详,登临黄鹤楼的时候,难免不会有追古感今的情绪。同样的,置身于岳阳楼上,极目远眺,你难免不会想起范仲淹的名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当然,前提是你记得住。
小到一个地点,大到一个城市与人,也存在这样的相互成就的关系。
陈丹青的《荒废集》提到鲁迅与上海,说道,“所有关于上海历史的记忆和研究,公认上海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是民国年间唯一短暂的承平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要是没有鲁迅,那是寂寞多了,失色多了……”,他认为,“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上海容纳鲁迅,而鲁迅远远地躲开上海——这是一座城市与一位文人最传奇、最风流的关系。巴黎出了雨果与波德莱尔,巴黎所以风流;伦敦住着狄更斯与王尔德,伦敦所以风流;彼得堡给陀思妥耶夫斯基详详细细描述了,于是彼得堡风流;东京有过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京都有了川端康成,东京、京都所以风流;纽约有过伍迪·艾伦和安迪·沃霍尔,于是纽约风流……我们不能想象这些城市不曾遭遇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选择了这样的城市,然后跟她过不去,跟她闹着玩,城市则不动声色,包容文化叛徒,给他们想象的空间和创作的灵感”。
我们置身在这些城市里,看到的是楼宇,想到的却是之前阅读过、了解过的种种,在当下一一被印证。所以,是昔年情景成就了往事古人,留下了当时的情绪和思维,反过来又成就了环境景观,它们是一种相互成就的关系。
通过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来阐释,古迹旅游魅力的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读书游历,后人怀古抚今:
(一),正因为古迹里有前人所遗留的情绪,后人才能够通过游历这些特定的地方去体悟到这些情绪和心境。陶渊明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正合此意。
陈子昂登幽州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杜牧说“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劳之辨叹“自古盛衰如转烛,六朝兴废同棋局”。
人生就是在固定的时间延续下,空间不断变换的排列组合。于是我们才会试图去找寻前人旧事曾经推演、存在过的空间,在同样的空间里去感知往昔。李白说“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苏轼的《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二),那么,为什么这种体悟和感知能够带给我们心灵的享受感和文化需求的满足感呢?我以为,是因为从时空的广博中找寻到了与你心境相通的感觉。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
无论我们心情是阴郁沉闷,还是欢欣鼓舞,当有一天你来到一个地方,你得知从前也有一个人,跟你怀着同样的心情,来到这个同样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天地悠悠,原来你并不孤独。这种彷徨无助的先破后立,是会让我们得到一种满足感的。
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最后一段“余尝求古仁人之心……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在岳阳楼上,范仲淹遥想古时仁人的心境与自己的不谋而合,从洪荒时光里找到了同道之人。
得到这种满足感以后,我们还会有进一步的追求。这就延伸为古迹旅游魅力的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时空相隔,今昔心迹相通
(一),穿过时空的阻隔,通过踏访古迹,追寻古情,来与古人达到一种遥相呼应,心迹相通的境地。
苏轼的兄弟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写道“百氏之书,无所不读,皆古人之陈迹,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苏辙读过诸子著书,要游历四方去追寻书中奇观。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唐朝杜牧夜泊秦淮河,联想到亡国之痛,近千年后的明末年间,张煌言在秦淮河畔一样吟唱着亡国之恨:“玉颜空作琵琶怨,谁叫明妃出塞来”。
再如黄鹤楼,崔颢感“此地空余黄鹤楼”,李白叹“古人西辞黄鹤楼”,宋之问说“清江度暖日,黄鹤弄晴烟”,王维则见“城下沧浪水,江边黄鹤楼”,时光阻挡不了他们的呼应唱和。
(二),而这种心迹相通,又不是简单的心心相印,或者一唱一和。它更可以是一种扬弃,一种超越,甚至是一种商榷和反驳。但是,这种反驳甚至嘲讽,并非毫无缘由,妄加鄙薄,而是发生在充分理解和绝对熟悉以后,这是最为俏皮的一种沟通与交流。
例如石钟山,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唐代李渤“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苏轼的《石钟山记》访其古踪,亲自实地考察,结果是补正了前人的结论,还对古人的缺漏进行了一番批判,“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说李渤“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最后苏轼“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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