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与民族国家的建立
一说起张之洞《劝学篇》，普遍会以一句“中体西用”概括之。这倒不能说错，因为这四个字的确是《劝学篇》的标志性观点，亦是清末洋务派大员们津津乐道的调和之见。但最近翻阅这本小册子，却觉得不能用“中体西用”就将此书放过。在我看来，《劝学篇》勾勒了张之洞的乌托邦意图，其中内篇的根本在“学”，即以学习经学塑造共同体之德行；外篇的目的在制度与器物，目的是建立与世界万国相同的现代化国家。二者合一，正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当代中国仍然在这个构建的过程中，却又面临着经学变革的问题。
一、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从清末到今天，中国从天下逐渐变为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早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这里就简单提一下。清末以来，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乃至到五四启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所指向的目标，根本上就是要把中国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将天下之民变为公民。所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固然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简单来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必然和现代化的形成一致，或者干脆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两者简直就是一回事。（《现代性的后果》）
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国而言，大致意味着下面这些变化：
有疆域，有主权。以前中国有chaoting，有一家一姓之政权但不能说有主权；
天下不分民族、信仰的“臣民”变为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公民。在中国，格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老百姓终于不再只知道有皇上，不知道有国家了；
教育的普及、普遍化；
工业化的实现，这一点中国已经实现，所以还应该加上信息化；
市场经济；
统治方式从人治变为人依靠技术统治，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式构成社会的统治力量，基层政权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党委设到村；
民主制度固然没有实现，但幌子是有的，而且现代化的孪生兄弟——极权主义倒是建立了。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最近在读一本笑话集，是吴趼人编写的《俏皮话》，里面不少笑话都侧面反映了晚清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他对西方人在中国的防疫卫生观念的惊讶和佩服，都反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彻底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信仰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晚清之人常常慨叹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绝非一种抒情话语，而是赤果果的现实主义勾勒，在我看来，能与这种变局相媲美的只有一个时期：即从东周到秦汉，也恰恰是经学从孔子到汉武帝这一发展的时期。（可参考杜正胜《编户齐民》）
二、张之洞的乌托邦
其实，从晚清洋务派到民国启蒙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归根到底都是这个民族国家。张之洞更多的关注在器物层面，但也没有敌视制度，如外篇《变法》中写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第109页）；内篇《正权》则认为等到“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也是可以开议院的。五四那一拨人更不必说，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么。这里比较有趣的是何炳棣在文革期间的中国走马观花的看了几天后，回到美国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3814095/d8208532.htm）
这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尤其被脑残们大量引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主要在于，作为五四一代学者，尤其是后来出国的学者，何氏对中国应该追求的目标，恰恰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这篇文章中对政权的严密组织、教育的空前普及（其实也伴随了思想的空前控制）、用武力实现独立自主等津津乐道就能看出，何氏并不是乡愿，也不全是被蒙蔽（比如他的参观必然是安排好的），而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诸多层面的巨变，契合了五四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想象。换言之，共和国从建立各级政权，到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实现，再到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些频繁的破与立，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五四传统的。共和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成果。而极权主义，同样也是现代性的或然后果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可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如此，再回头来看张之洞，就能跳出“中体西用”的二元概括，细细追究他的“西用”和“中体”究竟是什么东东。先来看“西用”：《劝学篇》下篇的十五则条目已经勾勒出一幅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了。包括：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学堂废除科举）、建立报社（以往都说洋务派设立报馆只是为了士大夫增长见识，其实不然，《阅报》篇说：“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开矿修路以及建立现代农业商业制度等（工业化）。所以，他所谓的“西用”，和中国后来所走的民族国家道路极为契合。
而在内篇中提出的备受诟病的“保国、保种、保教”三条中，国家和种族这两点已经被刻意突出，强调他所推崇的乌托邦，是一个由“黄种华人”组成的“国家”，这就更从根本上确认了张之洞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张之洞论述极少。但细细考察内篇的《明纲》《正权》两篇，他所反对的“民权”更像今天的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制度。因为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论据，大都是强调无论中西各国，都得受到宗教、法律、习俗等的限制，“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乌托邦并不必然的要反对民主制度，只是他本人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和官二代（其父亲为知府），世受爱新觉罗氏厚恩，这话不能说。毕竟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有主权，而主权理论上必然来源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所以，后期洋务派的政治主张和维新派已经有相同的趋势。
再来说“中体”。其实，张之洞说的“中体”，并没有措意在制度层面，并不是非要维护旧制度，而是关乎在人心和道德。《劝学篇》开宗是《同心》，重点是“保教”，强调一个好的社会离不开正义的“血气”和德性。而要实现这种德行，舍“学”无他途。学，当然是“宗经”，因为唯有经学才寄托着德性。近处说，这才是《劝学篇》题目的本意所在；远处说，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所以，“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说，固然有着二元对立的意味，但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对立情境，把“中体”看成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一个定语或者打的一个底色，则会有另一番感悟。我认为，中国还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毕竟五四的两大任务还没有实现，绝不可能回头。但是，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与众不同的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等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彻底实现了从民主制度到工业信息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你如何区分中国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如何区分中国和韩国？）
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传统。如果说传统二字太虚，那就说“经典”或者更确切地说“经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于反拨现代性之弊端，如官僚科层制、人的异化、道德伦理多元化、环境污染等。这一点，恐怕中西皆同。近些年来所谓古典学的突起，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也遭遇了这些现代性弊病；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不可能脱离传统的语境，变成一个处女民族再来接受现代性，她必然带着过往的种种，跌跌撞撞反反复复的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自晚清到当代，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俄国学美国，学习一直在进行，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时如何处理传统这一问题。而这一过程，必然经历着经学的复生和变革。 所以，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那个“中体”不是文化的“返祖”，而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伴随着古典学的兴盛，激起了经学、国学的热度升高，正是不得不回头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不是报章和传媒上的国学热，那多半成了民族主义的柴火，这里说的热度升高，是学术思想界）。
三、变革中的经学观念
张之洞书中的乌托邦，纵然有个经学打底，但他的经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不是学宗一派的学者，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描述的经学已经被化约了。
首先，他仍然尊朱子，讲人心，这是他始终恪守的经学观念，也是他所认为的乌托邦里，经学最主要的表现，最本质的实现；
第二，既然劝学，所以仍然要“道问学”，这倒也仍然没有脱离朱子的主张。于是，他在《守约》中非常具体的提出了如何用化约的方式学习经学。张之洞认为，五经四书卷帙浩繁，还得学外语考六级，除以后做学者的人外，一般人学习经学只要用简便方法就行了。《守约》一篇，颇值得读书人玩味，我觉得以后再出版《书目答问》，这篇可以当附录列在后面。（http://www.xinfajia.net/3586.html）
其实，上述第一点，若继续发展，就会面临民国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困境，而且已经走入死胡同。第二点，张之洞化约了的经学，放在今天也仍然显得太繁琐了。所以，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引出另一个有趣的经学问题：张之洞对晚清公羊学的敌视。这除了因为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洋务派的论敌之外，更因为张之洞的经学观本身就与康有为的公羊大同学龃龉。细看这两则言论：
“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国之学而杂糅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会通》，第147页）
“公羊春秋者……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宗经》，第46页）
实际上，读到这两段话时，我的感想有二：
第一，如果只是将经学限制在人心道德，就会重蹈新儒家覆辙。张之洞的“中体”非但不能为体，恐怕只是缘饰而已。康有为公羊说固然怪异，但却将经学观念的革新引向政治领域，这条路在今天看来显得大胆也有见地。儒家经学的革新，非经过制度层面难以实现。
第二，张之洞不愧是老辣之官，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透视得如此清晰，非常精准地看到了经学这头猛兽，一旦放任进入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有大毒，可以杀人”，这一点，绝然不虚。经学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公羊学的变革，而这头公羊是嗜血的。近几年来，古典学的流行，导致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且都很年轻）都津津乐道经学的政治哲学，把现代性批判的一无是处。甚或听说这一派一些学者，年方二十七八正青春还长着很多头发就慨然有为帝师之志。（去年流行的《盛世2013》已经有所描写了。）其实这一点很令人忧虑。一则中国必然要走向民族国家，挡是挡不住的，这就决定了经学必然也会变革，古典不可能直接拿来用的；二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过于讲求微言大义，出将入相，真会导致乱臣贼子喜。哲学家王还是别要的好，圣人还是应当在野。诚如荀子所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所以，在当代，经学必然越来越兴盛。但怎么学？学成什么样子？仍然不能遽言。当年从春秋时期到汉代，经学的转型经历若许年才定型，那么今后亦然。《劝学篇》表面上只是后期洋务派的一份过时文献，其实里面内容多多。这是因为，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仍然在路上，而作为“中体”的经学也仍然在变革中。
七月十五日
一、从天下到民族国家
从清末到今天，中国从天下逐渐变为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早已被许多学者所论述。这里就简单提一下。清末以来，无论是洋务派还是维新派，乃至到五四启蒙，一波又一波的思想运动所指向的目标，根本上就是要把中国变为一个民族国家，将天下之民变为公民。所以，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固然有密切联系，但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简单来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必须、必然和现代化的形成一致，或者干脆用安东尼吉登斯的看法，这两者简直就是一回事。（《现代性的后果》）
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中国而言，大致意味着下面这些变化：
有疆域，有主权。以前中国有chaoting，有一家一姓之政权但不能说有主权；
天下不分民族、信仰的“臣民”变为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公民。在中国，格外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老百姓终于不再只知道有皇上，不知道有国家了；
教育的普及、普遍化；
工业化的实现，这一点中国已经实现，所以还应该加上信息化；
市场经济；
统治方式从人治变为人依靠技术统治，韦伯式的官僚组织形式构成社会的统治力量，基层政权组织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党委设到村；
民主制度固然没有实现，但幌子是有的，而且现代化的孪生兄弟——极权主义倒是建立了。
除了这些大的方面，对于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最近在读一本笑话集，是吴趼人编写的《俏皮话》，里面不少笑话都侧面反映了晚清老百姓生活方式的变化。如他对西方人在中国的防疫卫生观念的惊讶和佩服，都反映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彻底了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为“现代”的民族国家。从此，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官方意识形态、民间信仰直到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断裂式的变化。晚清之人常常慨叹赶上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绝非一种抒情话语，而是赤果果的现实主义勾勒，在我看来，能与这种变局相媲美的只有一个时期：即从东周到秦汉，也恰恰是经学从孔子到汉武帝这一发展的时期。（可参考杜正胜《编户齐民》）
二、张之洞的乌托邦
其实，从晚清洋务派到民国启蒙思想家乃至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归根到底都是这个民族国家。张之洞更多的关注在器物层面，但也没有敌视制度，如外篇《变法》中写道“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第109页）；内篇《正权》则认为等到“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也是可以开议院的。五四那一拨人更不必说，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么。这里比较有趣的是何炳棣在文革期间的中国走马观花的看了几天后，回到美国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3814095/d8208532.htm）
这篇文章后来被广泛转载，尤其被脑残们大量引用。在我看来，这篇文章的有趣之处主要在于，作为五四一代学者，尤其是后来出国的学者，何氏对中国应该追求的目标，恰恰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的目标。从这篇文章中对政权的严密组织、教育的空前普及（其实也伴随了思想的空前控制）、用武力实现独立自主等津津乐道就能看出，何氏并不是乡愿，也不全是被蒙蔽（比如他的参观必然是安排好的），而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诸多层面的巨变，契合了五四思想家对中国未来的美好想象。换言之，共和国从建立各级政权，到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基础的实现，再到市场经济的建立，这些频繁的破与立，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五四传统的。共和国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最大成果。而极权主义，同样也是现代性的或然后果之一（当然不是唯一，可参考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如此，再回头来看张之洞，就能跳出“中体西用”的二元概括，细细追究他的“西用”和“中体”究竟是什么东东。先来看“西用”：《劝学篇》下篇的十五则条目已经勾勒出一幅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了。包括：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建立学堂废除科举）、建立报社（以往都说洋务派设立报馆只是为了士大夫增长见识，其实不然，《阅报》篇说：“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开矿修路以及建立现代农业商业制度等（工业化）。所以，他所谓的“西用”，和中国后来所走的民族国家道路极为契合。
而在内篇中提出的备受诟病的“保国、保种、保教”三条中，国家和种族这两点已经被刻意突出，强调他所推崇的乌托邦，是一个由“黄种华人”组成的“国家”，这就更从根本上确认了张之洞的乌托邦就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这一现代性的核心要素，张之洞论述极少。但细细考察内篇的《明纲》《正权》两篇，他所反对的“民权”更像今天的自由主义而非民主制度。因为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论据，大都是强调无论中西各国，都得受到宗教、法律、习俗等的限制，“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乌托邦并不必然的要反对民主制度，只是他本人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吏和官二代（其父亲为知府），世受爱新觉罗氏厚恩，这话不能说。毕竟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必然有主权，而主权理论上必然来源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公民。所以，后期洋务派的政治主张和维新派已经有相同的趋势。
再来说“中体”。其实，张之洞说的“中体”，并没有措意在制度层面，并不是非要维护旧制度，而是关乎在人心和道德。《劝学篇》开宗是《同心》，重点是“保教”，强调一个好的社会离不开正义的“血气”和德性。而要实现这种德行，舍“学”无他途。学，当然是“宗经”，因为唯有经学才寄托着德性。近处说，这才是《劝学篇》题目的本意所在；远处说，等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中国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之处正在于此。
所以，“中体西用”的体用之说，固然有着二元对立的意味，但如果我们跳出这一对立情境，把“中体”看成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一个定语或者打的一个底色，则会有另一番感悟。我认为，中国还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走下去，毕竟五四的两大任务还没有实现，绝不可能回头。但是，诚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与众不同的真是一个西方化的工程吗？对这个问题的直截了当的回答是：是的。”（《现代性的后果》第152页。）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根本上就是一个东西。那么，等中国的现代化实现，彻底实现了从民主制度到工业信息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之后，你如何区分中国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如何区分中国和韩国？）
归根到底，还是离不开传统。如果说传统二字太虚，那就说“经典”或者更确切地说“经学”。这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在于反拨现代性之弊端，如官僚科层制、人的异化、道德伦理多元化、环境污染等。这一点，恐怕中西皆同。近些年来所谓古典学的突起，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也遭遇了这些现代性弊病；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不可能脱离传统的语境，变成一个处女民族再来接受现代性，她必然带着过往的种种，跌跌撞撞反反复复的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自晚清到当代，我们学日本学德国学俄国学美国，学习一直在进行，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学习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时如何处理传统这一问题。而这一过程，必然经历着经学的复生和变革。 所以，加在现代民族国家前面的那个“中体”不是文化的“返祖”，而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近些年伴随着古典学的兴盛，激起了经学、国学的热度升高，正是不得不回头解决这一问题的表现（不是报章和传媒上的国学热，那多半成了民族主义的柴火，这里说的热度升高，是学术思想界）。
三、变革中的经学观念
张之洞书中的乌托邦，纵然有个经学打底，但他的经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作为经世致用的封疆大吏，而不是学宗一派的学者，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描述的经学已经被化约了。
首先，他仍然尊朱子，讲人心，这是他始终恪守的经学观念，也是他所认为的乌托邦里，经学最主要的表现，最本质的实现；
第二，既然劝学，所以仍然要“道问学”，这倒也仍然没有脱离朱子的主张。于是，他在《守约》中非常具体的提出了如何用化约的方式学习经学。张之洞认为，五经四书卷帙浩繁，还得学外语考六级，除以后做学者的人外，一般人学习经学只要用简便方法就行了。《守约》一篇，颇值得读书人玩味，我觉得以后再出版《书目答问》，这篇可以当附录列在后面。（http://www.xinfajia.net/3586.html）
其实，上述第一点，若继续发展，就会面临民国新儒家“老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困境，而且已经走入死胡同。第二点，张之洞化约了的经学，放在今天也仍然显得太繁琐了。所以，这两点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引出另一个有趣的经学问题：张之洞对晚清公羊学的敌视。这除了因为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洋务派的论敌之外，更因为张之洞的经学观本身就与康有为的公羊大同学龃龉。细看这两则言论：
“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国之学而杂糅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苏，是自扰也。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会通》，第147页）
“公羊春秋者……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日之世道人心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宗经》，第46页）
实际上，读到这两段话时，我的感想有二：
第一，如果只是将经学限制在人心道德，就会重蹈新儒家覆辙。张之洞的“中体”非但不能为体，恐怕只是缘饰而已。康有为公羊说固然怪异，但却将经学观念的革新引向政治领域，这条路在今天看来显得大胆也有见地。儒家经学的革新，非经过制度层面难以实现。
第二，张之洞不愧是老辣之官，对中国的政治现实透视得如此清晰，非常精准地看到了经学这头猛兽，一旦放任进入政治领域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有大毒，可以杀人”，这一点，绝然不虚。经学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公羊学的变革，而这头公羊是嗜血的。近几年来，古典学的流行，导致很多学者（尤其是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且都很年轻）都津津乐道经学的政治哲学，把现代性批判的一无是处。甚或听说这一派一些学者，年方二十七八正青春还长着很多头发就慨然有为帝师之志。（去年流行的《盛世2013》已经有所描写了。）其实这一点很令人忧虑。一则中国必然要走向民族国家，挡是挡不住的，这就决定了经学必然也会变革，古典不可能直接拿来用的；二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完全实现，过于讲求微言大义，出将入相，真会导致乱臣贼子喜。哲学家王还是别要的好，圣人还是应当在野。诚如荀子所说“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如学”。
所以，在当代，经学必然越来越兴盛。但怎么学？学成什么样子？仍然不能遽言。当年从春秋时期到汉代，经学的转型经历若许年才定型，那么今后亦然。《劝学篇》表面上只是后期洋务派的一份过时文献，其实里面内容多多。这是因为，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仍然在路上，而作为“中体”的经学也仍然在变革中。
七月十五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