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小问题
罗森是当今西方汉学界美术考古方面的著名人物，其深厚的汉学功底显示出她对法国汉学传统很好的继承于开拓，是一位掌握了汉学工具的艺术史家。他的研究领域广泛，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艺术材质的深刻了解倍受国内外美术史家的赞誉，在运用考古材料方面亦是十分令人佩服的。此书是她近年来发表的许多论著中的部分论文结集，虽然未能完全领略她的学术成果但也能够窥其一斑，看出她在诸多领域中所具有的高深造诣和独到的见解。
然而在对考古及文献上与中国艺术史的结合研究这方面对于中西方而言都是比较欠缺的。在国外，由于某些原因，汉学家避开了中国艺术研究，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一直处于其他领域，认为艺术历史的研究并不属于他，而对于许多的艺术史家则更青睐于那些难以捉摸的所谓美学敏感和对图象风格的阐释，对陶器、铜器、绘画等所涉及的浩瀚的文献材料及对上个世纪中国田野考古的大量原始材料出土的熟悉上望而却步。①在中国本土这种情况也是如此，清代考据学派就开始蔑视画学,不把画学放到学术领域来加以论列.他们无征不信之学风蔚然称盛,独恨画学一门始终未曾受此学风之沾溉,他们疏释校刻古籍虽多,却绝无一人稍肯作一点疏释校刻画学古籍的工作,给今天留下了极大的遗憾.②到了近现代算是稍有进步，自1954年7月，王逊在《美术》上专门发表了文章：《考古发现与美术史研究》对此加以强调以来，对中国的绘画鉴定的研究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其它的美术领域却还望发展。这种情形必然就导致在这方面欠缺学术争论，容易进入一个学术死角。就拿罗森这本书来说，我看了一遍之后第一感觉是毫无瑕疵可言（当然事实上它的确是一本好书），但笔者在进一步稽查所引文献材料时，开始发现此中一些观点亦存商榷之余地，况且它在引用材料的欠公正，真难令吾辈服膺。由于时间的逾限，我也仅仅是就一个方面的考证和讨论上维系着我的这一篇书评。笔者对罗森的这点看法也仅只是初步评价而已。对于许多艺术史研究者而言，对这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和在材料上的欠缺，就容易主观地去认同从而也就得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要真正的评价作者的成就就真得需要下一番基本的苦功夫。
罗森在此书的前面部分对商周青铜器作了深入的研究，确实像是还原了历史原貌。并得出了这一结论：商周时期的中国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原文明，在其周边地区同时并存着几个与中原相抗衡且独立的文明之邦。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她举了一些有差异的青铜器和纹饰来与中原的传统作对比，从而否定了中原文化对其周边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而只是在某些不重要的地方如小携带物、装饰物等方面的传播而已。她反而觉得中原地区借鉴了周边地区高度文明的某些因素，这样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大地上的几个文明并行不悖得以成立。
构成一个“文化”是否有文字的出现是很重要的。“文字”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进一步了解的产物，文字的发展状况也跟社会的发展相关联，江西新干出土的文字符号还是很原始的类型，这与它们的青铜工艺不相协调，这就很值得怀疑。③就举三星堆来说，蜀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年代，学术界依然有着不同的意见。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非常进步，范铸的分型水准异常之高。尤其是动物铸像更是如此，有的个别器物上还出现了周王朝中晚期才出现的波曲纹（即环带纹）。黄金杖的工艺更是商周时代的金器所难以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商器或是更早的器物来看待，那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蜀国这样比较封闭的地区何以突然出现远远胜过商代而且没有前后继承关系的青铜器？因此问题并不容易简单的说清楚，罗森更把它说成是一个比较独立发展的文明那就更令人迷惑了。
她还认为河南和中国南方发生联系的主要时期即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从河南传到中国南方的时期发生在二里岗时期。关于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时期是在二里岗时期，这与李学勤的观点一致，也许在很大方面罗森是受到了李学勤发表在1991年《文物》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⑤。还有几个方面都是李学勤说到过的，如大方鼎、扁足鼎、玉器等在观点上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罗森在注释中并没有引出李的这一篇文章。其中的新干与殷墟妇好墓铜器上都出现燕尾纹这个问题李学勤已经做了研究比较了。罗森认为此后铜器铸造就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发展传统，一只在河南，一只在南方。的确，在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二里头、二里岗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可是在进入商代以后，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出了盉、觚、璋、铜牌饰等继续流行外，还新出了青铜尊、罍、盘、器盖、玉石戈、璜、璧、陶将军盔等。1979年在清江口王家渡的河床下打捞出一件商代中期的铜罍 ⑥ 。1980年在巫山大昌东坝出土一件商代青铜尊 ⑦，在三星堆文化中还发现有零星的文字。成都十二桥12层的一件上刻有两个字，两字与常见的巴蜀符号不同，而与甲骨文属于一个系统。广汉城西顺城络环保局工地出土商代末年青铜尊上的族徽文字更与一般商文化铜器上的族徽一致 ⑧ 。孙诒让在殷墟卜辞中发现用作名的“蜀”⑨ 。学者们多从其说，并从卜辞中找出“蜀受年”“征蜀”“于蜀”“蜀射”等各项记录十条，可以得知蜀是对商王朝时叛时服的一个方国。三星堆文化就是古蜀文化 ⑩ 。由此可知商代晚起蜀国与商王朝确曾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这样蜀国助周灭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星堆文化还包括整个陕江地区都有分布的朝天嘴类型和分布于鄂西以西陵陕为中心的路家河文化。不管是陶器还是铜器都与中原脱不了关系 ⑾。由此可知我们反而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的夏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礼器。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礼治观念，迄今为止，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中尚未发现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因素，这说明当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原地区对三星堆文化施加影响，相反方向的文化传播则发生的很少，这与夏商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基本相同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仅因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铜像、铜面具、神树等怪异形象而否定了这一点，这毕竟是少数，只能说是有某些差别。作为研究我们必需拿整个的地域文化及所有的出土材料来考虑事情，而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以片面的材料来论证，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
在讨论江西新干之前先说说其旁边的吴越青铜文化。
吴越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大江以南。1949年以前的发现有仪征破山口土坑墓出土的一批。1949年以后则有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及其伴存物⑿。近年发现的随葬吴越文化青铜器的墓葬，有大港磨盘墩的所谓“西周墓”，丹阳司徒的墓葬等⒀。以上这些墓葬所得的青铜器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是，这些发现的青铜器属于西周早期或中期，如丹徒烟墩所出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铭文为“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等。第二个特点是与西周共存的还有吴越文化特色农厚的一大批青铜器，这些铜器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形制或多或少变了形，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的新设计式样，是少数。很重要的一点证据是这些类物除个别外器壁都比较薄或很薄，这种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都是不同的，其成分经化学分析，普遍有甚高的含铅量。铸造这样精细的纹饰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加入多量的铅而增加液态青铜的流动性，则浇铸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和春秋晚期至战国的纹饰精美器壁甚薄的青铜器普遍地含有大量铅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
下面再来看看罗森所举的江西新干出土的两个铜鼎⒁。其腹壁厚度分别为0.4cm、0.3cm。而我们再看看郑州商代窖藏坑内的青铜器⒂腹壁厚度来比较0.7cm、0.6—0.8cm、0.5cm。新干第二鼎的兽面纹饰呈现出商末周初中原流行的形象具体、肢体省略和变形的兽面纹饰。这些证据都显示出江西新干的这个窖藏青铜器的年代问题尚有待考证（从上述证据来看笔者认为它更接近周代），但这无疑说明了南方仍具有着深厚中原文化因素的无可非议。如果在商代江西就有如此高端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何以吴越地区舍近求远的去仿中原青铜器而视期邻邦而不见呢？如果这一论证成立，那么罗森的江西新干的青铜纹饰影响了殷墟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反而更有可能是他们在周代史仿中原的结果。至于说南北平行发展论就更不可能了，上述吴越地区大量仿制周器就是个明显的证据。李学勤在那篇文章中并没认为江西是独立发展的，反而认为它是受到了中原的文化影响，如他举出江西出土的一个铜瓒，因为瓒见于主要体现中原礼制的礼书，在这里出现，肯定是受中原礼制影响的明证⒃。
目前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青铜器在哪出土就是这个地方的器物，虽然实际情况许多正是如此，但有些就不然，如湖南洞庭以南的宁乡、湘潭 至衡阳广大地区曾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及其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又如传世现在日本的虎食人卣等不少器物也都出土于这一地区。这类特殊的青铜器还散见于江西、浙江等地。以上这些器物大都单独埋于土层中，从工艺卓越的水平而言，决不是当地所能铸造。这些器物中有的还铸上所有者的人名或族名，其中某些族名和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完全相同。如果说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是代表了当地商代高度的青铜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学家对史迹的记载再疏忽也不至于对如此辉煌的青铜文化片纸无录。由此可见，这些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华显然是经过特别选择和特殊途径有意保存下来的，总之，江南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商器发现，并不说明就是商人在这些地区的遗迹，也不是商文化的独立现象。这些器物，只能权当古代流散的器物来认识。李学勤依然有着这个疑问，就如在新干大洋洲墓没有发现觚、爵、角、斚之类的炊器，有可能当地习俗是以陶器或漆木器充当该项用途的，可奇怪的是同属二期文化的吴城不仅有铜斚而且还有铸铜斚的石范⒄。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满意的解释，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出土，任何轻易断定的结论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注释：
见约翰.波普《汉学还是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方法笔记》一 文 郭伟其译
a参见阮璞《画学丛证缘起》一文
b阮璞《画学丛证》<明清人所说古人“善画不以画行”之不足信> 一文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10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⑥ 黎则高、赵平《技城市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九期
⑦《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8
⑧ 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4
b 李学勤《论广汉西门外出土的商代青铜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⑨孙诒让《契文举例》下，1904。又楼礼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
⑩ a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b 《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9
⑾《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
⑿《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5
⒀《江苏潥水、丹阳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8
⒁《近年来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9
⒂《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3
⒃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⒄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然而在对考古及文献上与中国艺术史的结合研究这方面对于中西方而言都是比较欠缺的。在国外，由于某些原因，汉学家避开了中国艺术研究，他们的大部分工作一直处于其他领域，认为艺术历史的研究并不属于他，而对于许多的艺术史家则更青睐于那些难以捉摸的所谓美学敏感和对图象风格的阐释，对陶器、铜器、绘画等所涉及的浩瀚的文献材料及对上个世纪中国田野考古的大量原始材料出土的熟悉上望而却步。①在中国本土这种情况也是如此，清代考据学派就开始蔑视画学,不把画学放到学术领域来加以论列.他们无征不信之学风蔚然称盛,独恨画学一门始终未曾受此学风之沾溉,他们疏释校刻古籍虽多,却绝无一人稍肯作一点疏释校刻画学古籍的工作,给今天留下了极大的遗憾.②到了近现代算是稍有进步，自1954年7月，王逊在《美术》上专门发表了文章：《考古发现与美术史研究》对此加以强调以来，对中国的绘画鉴定的研究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其它的美术领域却还望发展。这种情形必然就导致在这方面欠缺学术争论，容易进入一个学术死角。就拿罗森这本书来说，我看了一遍之后第一感觉是毫无瑕疵可言（当然事实上它的确是一本好书），但笔者在进一步稽查所引文献材料时，开始发现此中一些观点亦存商榷之余地，况且它在引用材料的欠公正，真难令吾辈服膺。由于时间的逾限，我也仅仅是就一个方面的考证和讨论上维系着我的这一篇书评。笔者对罗森的这点看法也仅只是初步评价而已。对于许多艺术史研究者而言，对这方面的知识的不足和在材料上的欠缺，就容易主观地去认同从而也就得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结论，要真正的评价作者的成就就真得需要下一番基本的苦功夫。
罗森在此书的前面部分对商周青铜器作了深入的研究，确实像是还原了历史原貌。并得出了这一结论：商周时期的中国不仅仅只有一个中原文明，在其周边地区同时并存着几个与中原相抗衡且独立的文明之邦。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她举了一些有差异的青铜器和纹饰来与中原的传统作对比，从而否定了中原文化对其周边地区在很大程度上的影响。而只是在某些不重要的地方如小携带物、装饰物等方面的传播而已。她反而觉得中原地区借鉴了周边地区高度文明的某些因素，这样在商周时期的中国大地上的几个文明并行不悖得以成立。
构成一个“文化”是否有文字的出现是很重要的。“文字”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进一步了解的产物，文字的发展状况也跟社会的发展相关联，江西新干出土的文字符号还是很原始的类型，这与它们的青铜工艺不相协调，这就很值得怀疑。③就举三星堆来说，蜀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年代，学术界依然有着不同的意见。④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非常进步，范铸的分型水准异常之高。尤其是动物铸像更是如此，有的个别器物上还出现了周王朝中晚期才出现的波曲纹（即环带纹）。黄金杖的工艺更是商周时代的金器所难以比拟的。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商器或是更早的器物来看待，那么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蜀国这样比较封闭的地区何以突然出现远远胜过商代而且没有前后继承关系的青铜器？因此问题并不容易简单的说清楚，罗森更把它说成是一个比较独立发展的文明那就更令人迷惑了。
她还认为河南和中国南方发生联系的主要时期即青铜器的造型和装饰风格从河南传到中国南方的时期发生在二里岗时期。关于江西新干出土青铜器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时期是在二里岗时期，这与李学勤的观点一致，也许在很大方面罗森是受到了李学勤发表在1991年《文物》上的一篇文章的影响⑤。还有几个方面都是李学勤说到过的，如大方鼎、扁足鼎、玉器等在观点上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但是罗森在注释中并没有引出李的这一篇文章。其中的新干与殷墟妇好墓铜器上都出现燕尾纹这个问题李学勤已经做了研究比较了。罗森认为此后铜器铸造就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发展传统，一只在河南，一只在南方。的确，在三星堆文化中包含有二里头、二里岗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为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可是在进入商代以后，川西平原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出了盉、觚、璋、铜牌饰等继续流行外，还新出了青铜尊、罍、盘、器盖、玉石戈、璜、璧、陶将军盔等。1979年在清江口王家渡的河床下打捞出一件商代中期的铜罍 ⑥ 。1980年在巫山大昌东坝出土一件商代青铜尊 ⑦，在三星堆文化中还发现有零星的文字。成都十二桥12层的一件上刻有两个字，两字与常见的巴蜀符号不同，而与甲骨文属于一个系统。广汉城西顺城络环保局工地出土商代末年青铜尊上的族徽文字更与一般商文化铜器上的族徽一致 ⑧ 。孙诒让在殷墟卜辞中发现用作名的“蜀”⑨ 。学者们多从其说，并从卜辞中找出“蜀受年”“征蜀”“于蜀”“蜀射”等各项记录十条，可以得知蜀是对商王朝时叛时服的一个方国。三星堆文化就是古蜀文化 ⑩ 。由此可知商代晚起蜀国与商王朝确曾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这样蜀国助周灭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星堆文化还包括整个陕江地区都有分布的朝天嘴类型和分布于鄂西以西陵陕为中心的路家河文化。不管是陶器还是铜器都与中原脱不了关系 ⑾。由此可知我们反而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的夏商文化因素主要是礼器。中原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主要是礼治观念，迄今为止，中原地区的夏商文化中尚未发现典型的三星堆文化因素，这说明当时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原地区对三星堆文化施加影响，相反方向的文化传播则发生的很少，这与夏商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是基本相同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仅因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铜像、铜面具、神树等怪异形象而否定了这一点，这毕竟是少数，只能说是有某些差别。作为研究我们必需拿整个的地域文化及所有的出土材料来考虑事情，而不是单个的孤立的以片面的材料来论证，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
在讨论江西新干之前先说说其旁边的吴越青铜文化。
吴越青铜文化的分布地区主要在大江以南。1949年以前的发现有仪征破山口土坑墓出土的一批。1949年以后则有丹徒大港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及其伴存物⑿。近年发现的随葬吴越文化青铜器的墓葬，有大港磨盘墩的所谓“西周墓”，丹阳司徒的墓葬等⒀。以上这些墓葬所得的青铜器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是，这些发现的青铜器属于西周早期或中期，如丹徒烟墩所出的西周康王时代的宜侯矢簋，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的一批青铜器中铭文为“伯作宝尊彝”的方座簋等。第二个特点是与西周共存的还有吴越文化特色农厚的一大批青铜器，这些铜器也分为两类，一类是模仿西周器但形制或多或少变了形，这是大多数；一类是当时的新设计式样，是少数。很重要的一点证据是这些类物除个别外器壁都比较薄或很薄，这种中原地区西周器乃至春秋早期器都是不同的，其成分经化学分析，普遍有甚高的含铅量。铸造这样精细的纹饰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不加入多量的铅而增加液态青铜的流动性，则浇铸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和春秋晚期至战国的纹饰精美器壁甚薄的青铜器普遍地含有大量铅的情形是十分相似的。
下面再来看看罗森所举的江西新干出土的两个铜鼎⒁。其腹壁厚度分别为0.4cm、0.3cm。而我们再看看郑州商代窖藏坑内的青铜器⒂腹壁厚度来比较0.7cm、0.6—0.8cm、0.5cm。新干第二鼎的兽面纹饰呈现出商末周初中原流行的形象具体、肢体省略和变形的兽面纹饰。这些证据都显示出江西新干的这个窖藏青铜器的年代问题尚有待考证（从上述证据来看笔者认为它更接近周代），但这无疑说明了南方仍具有着深厚中原文化因素的无可非议。如果在商代江西就有如此高端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何以吴越地区舍近求远的去仿中原青铜器而视期邻邦而不见呢？如果这一论证成立，那么罗森的江西新干的青铜纹饰影响了殷墟的结论就不能成立。反而更有可能是他们在周代史仿中原的结果。至于说南北平行发展论就更不可能了，上述吴越地区大量仿制周器就是个明显的证据。李学勤在那篇文章中并没认为江西是独立发展的，反而认为它是受到了中原的文化影响，如他举出江西出土的一个铜瓒，因为瓒见于主要体现中原礼制的礼书，在这里出现，肯定是受中原礼制影响的明证⒃。
目前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青铜器在哪出土就是这个地方的器物，虽然实际情况许多正是如此，但有些就不然，如湖南洞庭以南的宁乡、湘潭 至衡阳广大地区曾出土了四羊方尊、豕尊、牛觥、人面方鼎等及其精美的商代青铜器，又如传世现在日本的虎食人卣等不少器物也都出土于这一地区。这类特殊的青铜器还散见于江西、浙江等地。以上这些器物大都单独埋于土层中，从工艺卓越的水平而言，决不是当地所能铸造。这些器物中有的还铸上所有者的人名或族名，其中某些族名和中原商代青铜器上的完全相同。如果说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是代表了当地商代高度的青铜文化，那么古代的史学家对史迹的记载再疏忽也不至于对如此辉煌的青铜文化片纸无录。由此可见，这些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华显然是经过特别选择和特殊途径有意保存下来的，总之，江南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商器发现，并不说明就是商人在这些地区的遗迹，也不是商文化的独立现象。这些器物，只能权当古代流散的器物来认识。李学勤依然有着这个疑问，就如在新干大洋洲墓没有发现觚、爵、角、斚之类的炊器，有可能当地习俗是以陶器或漆木器充当该项用途的，可奇怪的是同属二期文化的吴城不仅有铜斚而且还有铸铜斚的石范⒄。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满意的解释，只能等待更多的考古资料出土，任何轻易断定的结论都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注释：
见约翰.波普《汉学还是艺术史——中国艺术研究方法笔记》一 文 郭伟其译
a参见阮璞《画学丛证缘起》一文
b阮璞《画学丛证》<明清人所说古人“善画不以画行”之不足信> 一文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10
《中国青铜器》马承源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⑥ 黎则高、赵平《技城市博物馆藏青铜器》《考古》1989年第九期
⑦《巫山境内长江、大宁河流域古遗址调查报告》《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8
⑧ a《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4
b 李学勤《论广汉西门外出土的商代青铜尊》《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⑨孙诒让《契文举例》下，1904。又楼礼点校本，齐鲁书社1993
⑩ a 林向《三星堆遗址与殷商的西土——兼释殷墟卜辞中的“蜀”的地理位置》《四川文物》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
b 《三星堆祭祀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出版社1999
⑾《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2
⑿《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5
⒀《江苏潥水、丹阳西周墓发掘简报》《考古》1985.8
⒁《近年来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9
⒂《郑州新发现商代窖藏青铜器》《文物》1983.3
⒃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⒄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10
有关键情节透露
- 作者: 罗森（Jessica Rawson） / [英国] 杰西卡·罗森
- 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定价: 28.00元
- 装帧: 平装
- 页数: 439 页
- 时间: 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