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此书05年只是略为一览，此次方重读。其论文视野宏阔，基本走的不是纯文学研究的路子，但不少视角都具启发性。
《初盛唐的政治变革与文学繁荣》：对沈宋现象（人品低下而文名远播）的分析，很精彩。对初唐文学独特魅力的解读，也很有新意。另外，有一条材料值得注意：《新唐书·韩瑗传》：自褚遂良、韩瑗因进谏相继死，“内外以言为讳者将二十年”。“王公卿士以语言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计。彦伯著《枢机论》……以为戒世云。”（《新书·徐彦伯传》）因畏于这种恐怖统治，这一时期的文人创作很少涉及政治现实，频繁的政治诛杀乃至国祚移改这样的重大事件在文学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p119）对不同的复古道路的区分。（p128）
《唐代通俗诗研究的若干问题》：涉及通俗诗对传统修辞学背道而驰，与梅、黄“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的关系（p148-149），值得注意。
《李白与盛唐山水诗》：《蜀道难》是在盛唐两种主导审美类型下产生的一个特殊变体，它的出现首先意味着一种新的审美类型的诞生，在当时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经验。这种审美类型的意义在于，将山水诗和边塞诗所反映和释放的盛唐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能量重新组合调配，将前者的超俗旨趣和高蹈幻想与后者的现实企盼和社会压力熔铸为一种新的象喻形式。它打破了山水诗的宁静，所以给人带来强烈的震撼；它将边塞诗的复杂情绪普泛化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社会情绪，所以更能攫人心魂。（p159）《蜀道难》实际标志着唐人山水描写的一个重大转捩：在李白之后，从杜甫一直到韩愈、孟郊，山的形象便完全独立出来，并一再作为可怖、恐惧的对象出现于诗人笔下。（p161）
《从张王乐府诗体看元白的“新乐府”概念》：“新乐府”之“新”确实还有一层诗体上的涵义：相对于汉魏乐府和李白乐府中尚留的五言体，必须运用当时流行的七言歌行体。而当时人所谓的“古乐府”，不仅指古题，也确实是指五言古体。（p178）
《传奇的衰落与词的兴起》：题材的纪实性和局限性限制了传奇的艺术发展程度，使它处于一种相对不成熟的状态。在男女情爱题材中，身为男性当事方的文人作者在当时条件下，却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提升其道德意义的途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题材只涉及他们的本能欲求和世俗享乐。（p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