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之体系

在《中国文学史话》中，胡兰成的学问自然是好的，而且自成体系，其文笔也美。但一贯批评西方，却让人反胃。西方与中国并非一个文化体系，以中国文化体系评估西方，西方自然肤浅得很。但若以西方体系评估中国，怕是中国亦甚为腐朽。

譬如，西方文化最根基处乃是逻辑。但这也是中国很多文人（包括胡兰成）不甚重视之处。因此，胡兰成很多文章虽好，却是随意所在，根本禁不起推敲。

比如他写道，他初次见到朱西宁、朱天心父女，送其日本特产，同时不经意间道，该特产本来一式两份，不过其中一个已送给高官云云。朱天心听后不屑道，想不到胡兰成也如此三俗。胡兰成听后说，他觉得朱天心这样很好，因为朱天心也是一片冰心，如同孩童一样，而这也是她文章能够如此脱俗的理由之一。

但是，胡兰成却没有想一想，当年他如果留在了大陆，并熬过了66年，坚持到了上山下乡再改造，那么他也能遇到许多直接批评他的人。估计老农民也不理你胡兰成是谁，曾经多么叱咤风云。他们恐怕一上来就要批评胡先生是个臭老九，个人作风还有问题，绝对的坏五类，超级大毒草。

仅此一比，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不尊重权威、有话直说，和才气与否根本没得关系。实际上，胡兰成对童心的推崇有如欧洲人（特别是Rosseau）推崇所谓“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即天然的即是好的。但罗素驳此一论调才是有趣；胡兰成与Rosseau若是不服，可以自去亚马逊或太平洋野人聚集区，看看他们究竟是高贵的一塌糊涂，还是会商量怎么吃这两个送上门来的SB。

但胡兰成也许会辩解说，我说的童心乃是比喻，不能以一概全。同时，此标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将我写意的文笔设立为绝对的标准，又用理性梳理之，本身即是落了下乘。

但这也恰恰是问题所在。就是因为其全部标准根本无法用在别的地方，也不能写的明白，这种标准无非是一种感觉，是完全不能系统化的。也就是说，胡觉得朱天心好，朱天心就是好的，而不用解释为何好，也解释不清楚。同时，此一标准只适用于朱天心，不用套用在别人身上。

但这样一个标准，其实留给用心不良之辈的，不就是狡辩的余地吗？如果我不觉得朱天心的东西好，只是因为赞美朱天心能够让我得利，我亦可以如此写，因为反正感觉在我（至于以胡先生的人品作风，是否会这样做，就不得而知了）。

而这种空间也正是胡兰成所推崇之国学不如西方文化之处。或许，国学确如胡先生所说，意境比西方高了一筹（当然这又涉及到美学系统问题，在这里不详述）。但问题是，国学只能由二、三高士，西方则可以用系统化方法培养出一批中上之流。毛主席告诉我们，人多力量大，所以《最后的武士》中，武艺远胜平民的日本武士会被征召兵全部殆尽。

这样无用的标准，美则美矣，但全无实用价值。看看欣赏是可以的，学习就不必了。这和看胡先生之文，道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