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喜欢做的事，做到最专业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一）
“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
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
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
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
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
《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
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
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
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
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
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
（三）
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
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斑。
（四）
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
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
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
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
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
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原创文章，原始出处：http://www.econzhang.com/?p=3985
“我只喜欢采访和写作！”戴维说。
戴维•约翰斯通是前《纽约时报》的财经记者，曾因报道安然事件获普利策奖。2010年7月，他和《今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其他几位美国媒体人，来到广州，和南方报业集团的媒体同仁交流。
7月23日这天下午，戴维关于他当年如何报道安然事件的一番激情演讲后，我向他提问：我觉得你极为傲慢，你的朋友是否也持同样的评价，如果是，你傲慢的源泉是什么？
在座的人轰笑了一下。戴维也笑了，不过他很快接过话茬，“是的，你说的对，”他说，“这是我的性格。我是一个穷人的孩子，19岁就进入美国大报（指《纽约时报》），打破了之前24岁的最年轻纪录，这或许是我傲慢的理由吧。”
其实他的理由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他从19岁开始做准记者，到现在已退休后了的60多岁，始终坚持采访与写作。但戴维觉得这是常识而已，在美国，终生做记者或写作的比比皆是，倒没什么值得侧目或骄傲的。
这就是国情的不同吧。所以在随后的提问里，一位同事问：在中国，记者过了35岁就要跑不动了，而在美国，是什么动力让你们做到这么老？
这个时候，台上除了戴维，还有另一位40来岁，名叫兰迪•史密斯、同样也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家伙。人们先将目光对准了他，他连忙摇头说：“我还不算老，这个问题还是问戴维！”
人们又是一阵大笑。
（二）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没有什么比此更过瘾的了。很凑巧的是，这些天我还读了另一位《纽约时报》老记者拉塞尔•贝克的一本书，名叫《成长》。拉塞尔获得过两次普利策奖，一次是新闻奖，一次是传记文学奖——即《成长》这本自传小说。
《成长》躺在我书架上好久，一直没有细细读来。直到前些天一件事给我以启发之后。
这件事是，一位十年间曾两次获得CCTV经济年度人物的企业家，要出版一本传记。经朋友牵线，我和他见了面，聊得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口头约好了8月份抽几天的时间，找个小岛，住上几日，封闭式采访。但我后来婉拒了这次合作。一来，我拿到的报酬与我想像的有差距，而我也是个俗人，不能不考虑这一点。第二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做的是一本自传，要用第一人称写。说实话，就这位企业家和他的企业来说，确实有许多精彩的、以前被遮蔽的故事，也能够带出来整个行业或民营经济变迁与悲喜的一幅宏大画卷，但是因为是自传，一定会失去客观和独立性，失去了纵横交错式的畅快写作姿态。
回想凌志军佳作之一的《联想风云》，采访和写作时受到很少的羁绊，使他得能淋漓尽致地发挥，真是让人艳羡；100多年前，梁启超写《李鸿章传》，到最后一章分别写李鸿章与左宗棠、曾国藩、伊藤博文等人的对比，视野开阔得令后人惊叹（我在上海证券报上“商业PK堂”的专栏的最初灵感，便始于此）。
我最后做出终止合作的决定时，心里一下子非常舒畅。我知道我作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为一位企业家立传，原本就是一件值得慎重考虑的事情。
7月份，我在南方周末写了5篇报道。而1到6月份，半年的时间我总共才写了7篇报道。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花了，也并非因为报社介意我写得太少，而是与我拒绝掉那本传记有关。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客观的平台上写自己最喜欢写的文字为宜——如果又碰上了好的或熟悉的选题，激情自然会一下子迸发出来。
再到后来，我有一天想，真正的好作品，大都源自生活的体验。中国年轻的财经记者，对这个吊诡世界的认知，无论如何都是有偏颇或缺陷的，都应该有敬畏心。就算那些被同行津津乐道的调查性报道，要么是幸运之作，要么只是在有限的真相空间多走了几步而已，并不能称之为挖掘出了“真相”本身。但是我们生活的体验不一样，就像拉塞尔的小说《成长》，一本朴实无华的自传小说，里面写到的故事，可能是我们都曾遇到的，但它正如李希光教授所言，上千万的读者确“完全渲染在了他的思路里，完全忘记了他在语言上是否雕琢或装饰。”
絮叨这么多，我想说的是，我决定多写一些财经题材之外的文字了。除了平时的博客等随性写作外，书亦然。我的第二本书《大佬的忧郁》8月底就要出版了。第三本书（也是财经类）的初稿这个月会完成，12月能够出版。明年，第四本书，我会写非财经题材，一部自己想写而一直未曾写的作品。
（三）
这几天我还看了一部波兰电影，名叫《昏睡》。我凌晨三点在微博上的推介语是“三个家庭，交错的三段故事，殊途同归的寓意：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不要再拖延。”
这是继上个月初看完《香水》这部电影后，又一部让我感到内心特别充实的影片了。非常有趣的是，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位作家，他每天呆在像囚牢一样的地下室里，憋字。地下室有个小窗户，与外面的人行道齐平，每天早上和晚上，会有行行色色的双腿在作家先生的眼前晃过。他用了相当长的一短时间，用来观察每一双腿。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特别是他那位政客岳父，以为作家就是要天天像抄小楷一样写作再写作。故事的最后我不想透露，大家可以去看电影，我只能告诉你，他最后选择过自己真正想过的生活——哪怕这个时候离他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了。
看完电影《昏睡》后，我又看到同事张英在7月29日《南方周末》上对陈道明的一个访谈。非常巧合的是，陈道明的一段话，上述意味异曲同工。“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陈道明说，“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好。如果说他的“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的价值观普通人难以复制的话，那么努力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完全可以被复制，只是多数人害怕失去既有的东西，害怕折腾和改变，对不稳定的未来充满畏惧，从而没有去执行而只成为一句口号而已。
前几天因为要写《大佬的忧郁》的前言，我仔细研究了一些好的作品的序言，其中最让我折服的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那本《凯恩斯传》，我看的是中文版，超过1000页的黄色封面那本（英文版的似乎是三卷本），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罗伯特写了将近30年。在30年前，他和出版社签的合同是一年半的时间完成。罗伯特在做自己真正想干的事，所以做得极为细致。在这书的序言里，写完他的写作历程后，他还讨论了生活与著作的关系、传记与历史的关系等等，其严谨可见一斑。
（四）
21世纪过了10年。当下的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浮躁，都要浅薄，都要无知，当然，它表现出来的是盛世，是厚重，是开放。面对魑魅魍魉，普通的个体有呐喊的自由，有在twitter和微博上参与或感受战斗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人，虽然积极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或喜欢做的事情义不容辞、无可厚非，但更应该做到专业。
拿我熟悉的紫金矿业污染门的事情来说。事件演变到所谓的“封口费”风波后，几乎成了一场狗咬狗的游戏。围绕污染本身的调查中止了，尽管除了璜溪村之外，还有更多受污染的村庄未进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重要，对不少媒体来说，独到和专业之间，他们选择前者——“封口”的角度够独到吧。特别是到最后，一个骑电动摩托者和一位报道紫金矿业事件的记者亲属的车擦了一下，骑摩托者甚至翻倒在了地上，但就是这样的一起事件，却被渲染成了“紫金矿业涉嫌制造车祸报复记者”；一时间，“正义的化身”诞生了，声援者数不胜数。
我真是感到一阵难过。就算民间大喊“以暴制暴”，但媒体不应成为猜忌和哗众的平台。那是滥用职权，你与你一直以来声讨对象的拙劣和丑陋并无二致。你在干你喜欢干的事情，但你的不专业，使得这一事情潜在的危害远远大于你眼中胜利果实的份量。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在霸王洗发水，和记者遭通辑等最近的几起事情中，我始终对一些力量义正辞严的姿态保留看法。我们一边骂着“对手”（其实有时是假想的对手）是不专业的小丑，一边不经意间自己充当着小丑，并原谅着自己另一范畴上的不专业。
所有人都大声喧哗，以为自己的嗓门压过了对方就是胜利，所以人都大喝口号，以为应者云集就是做精神领袖的前戏。这是一个价值观扭曲和双重标准盛行的年代。
失望之于我，犹如皇上不急太监急。有时我这么自嘲。“我改变不了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使我自己在南方周末上的报道客观、专业，至少远离一切为了出位、为了一切棒喝的姿态。剩下的，就是躲在书房一隅读书写字、看碟，或是带上老婆去旅行。这已经足够。
今天看到一位我认识的80后女记者写的一条微博，“虽然大家都在微博上关注社会民生、国家大事”，她写道，“我还是在是无忌惮的在微博里写生活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不是没大局观和道德底线，我只是觉得变革或是革新让社会进步，现在已经在行进中。”
真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女孩子，更希望“变革的力量”多一份理性和专业，这样，于己于人都将是长期的福祉——虽然短期难以博得充分的眼球效应。
原创文章，原始出处：http://www.econzhang.com/?p=3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