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想做的事，一定过得去

因为一本禅学书《花出青嶂》，我和该书的编辑杨葵，有过一两次只言片语的邮件来往，直到前些日子，在单向街书店才看到真身。我问他，我是否该叫杨哥。杨葵面少，那张著名的坛子脸第二太胖（坛子脸第一是张立宪），把抬头纹给撑平了。他说他42岁，还是给我惊着了，因为如此年纪，他编辑过的书，有很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并且他居然在虎坊路甲十五号住了十年，30岁以上的文学爱好者都该对此抱有艳羡之心，又并且随着《诗刊》杂志社转移到了农展馆南里十号，那都是些全国顶尖的文学期刊的所在啊，作家出版社、诗刊杂志社、文联出版社、文艺报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搬到朝内大街去了。

杨葵年纪不大，却有二十多年的编辑生涯。说起编辑，有必要提及他的父亲杨犁先生。杨先生是老革命，参加过“一二一”反内战学生运动，更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编辑家，在多家媒体工作过，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北岛在《新观察》上班时，杨先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杨葵的这本《过得去》，一大半是回忆那些老编辑和他自己的编辑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后期参与编辑的作家出版社“文学新星丛书”。那套书出了很多本，其中的作者随便拎出一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在当初只是刚刚崭露头角。我接触文学时，这套丛书几乎看遍了。去年作家出版社出了丛书的纪念版，装帧设计和以前一样，见了令人恍若隔世。杨葵回忆他的编辑生涯和他与作家的交往，是中国文学出版史的一块别样的“私家地理”，起着补遗的作用。

从虎坊路甲十五号的“老楼里的老人”到后来的“文学新星”，两三代编辑、作家的追求和苦难都在里面了，这本薄薄的小书，因之而沉重。杨葵说，很多老作家，解放后，平反后，当官了做领导了，就很少拿起笔，等到想写的时候，忽然发现不会写字了。老作家路翎像只关久了的鸟，“放出来，就不会唱歌了。”我在《读库》上第一次看到杨葵这样描述，登时心头一凛。杨葵缅怀父亲，“老人越到晚年，越觉得自己这一辈子走了很多弯路，做的那些工作固然有点意义，但并非最适合自己，也并非自己最想做的事。”人生苦短，一定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经验，非过来人所能体悟。可视为本书的跋的《天安门》一节中，杨葵供述，“终究因为不能违背一些东西，为呼啸远去的时代列车甩脱。好在现在是自觉自愿，甚至是自行弃车而去。”有所舍，才有所得。杨葵的所得，无非是做想做的事。比如他四处奔走，募资修庙。书名叫《过得去》，谦虚中透着极大的骄傲：能舍的人，现在不好找了。

杨葵“只想用干净规矩的句子，老老实实回忆一些人，一些事。”文字做到干净规矩不易，做到老老实实不易，做人若想做到这份儿上，更不易。杨葵认为“不做作”的文字，即是好文字。苗炜说杨葵的文字“老派、老气”，很可能由于打小和那帮老右派老文人生活在一起的缘故，造成了他的沉着。其实所谓不做作，我觉得是有传统可循的。杨葵的文字，比喻罕有，白描多见，近于明清小说的写法。亦即张竹坡所谓的“追魂摄影”，能以最少文字状最多事物。杨葵把它称为“做减法”，分“正、反、合”三步。讲究文字章法，最大的讲究就是不讲究。做人亦如此。我问过杨葵，他学禅，是否是和钓鱼养花一样，爱好而已。他说这是人生追求，与他追求文字的干净相同，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他的人生观，不免在其文字里露马脚，只是露得少，惊鸿一现。

这是一本面向文学爱好者的散文集，围着文学，写人叙事。有父辈编辑们的曲折历史，有同龄作家不太远的回忆，有狐朋狗友宿酒初醒的恍惚，也有杨葵个人成长的点滴。能读出点别的东西，应算惊喜，也应是杨葵没明着说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