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魅
本书题目初看起来,是以“革命”与“反革命”为主线,从文化的角度对民国政治进行梳理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应该是一部探讨民国政治的专著,贯穿始终的红线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概念或说是历史范畴。本书“前言”即以五分之四的篇幅讲述“革命”,符合上述推断。
全书共分十三章,涉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社会思潮的更迭、政党间的关系、反革命的语词流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方式、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国民党内部党政军系统间的关系、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等诸多内容。读后(最后两章未认真读,不是很感兴趣)我的感觉是,本书的确做到了从“文化”的视野去分析民国政治的若干方面,但革命与反革命并非全书的主线。主线者,主题之义也,文章著作的每一部分是以一定的逻辑关系从不同方面论述主题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机的结构。不能说因为内容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与革命、反革命有关,全书就可以此为主题。比如新文化运动大抵可以说是革命的前奏,社会思潮为革命奠定思想基础,政党关系和反革命的语词考源都是革命发展的内在脉络,但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国民党内部党政军系统间的关系、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等内容就很难统一涵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下。因此,本书与其说是讨论革命与反革命,不如说是截取了民国政治的若干截面,从文化的角度予以梳理分析;与其说是一部专著,不如说更像作者已撰写论文的汇编。
当然,结构的松散并不妨碍本书的意义。我以为本书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宽广的视野,二是实证的研究方法,三是去魅的功效。
我们说20世纪是革命和战争的世纪,是人民觉醒的世纪,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纪。然而革命本身是怎么一步步地点燃并燎原,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呢?官方史学一直坚持中共从一开始就将科学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其他党派、其他力量因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或者依附性、动摇性太强,所以基本可以如同空气的阻力一样忽略不计。王奇生教授针对这种观点指出,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应放回到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在研究革命的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才能再现历史本相。
为此,本书梳理了民国初年的文化思潮,认为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最终压倒个人解放与个人自由,一步步地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王教授在对《新青年》文本的考察中发现,前五四时期,革命一词出现频度在1%以下,五四时期上升到2.45%,后五四时期,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飙升(25%),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其他思想类杂志的趋向大概类同。这就说明“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激愤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所以,革命之有无,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能左右,实在于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
在对反革命和不革命的研究中,本书指出,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有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当时都以革命自诩,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为此,三党之间形成了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也都各自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支持。问题是,在革命一词已异化成最高道德和正当的使命实践的社会背景下,各党派为建立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难免开始争相竞夺革命话语的阐释权,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贬斥对方为不革命、假革命甚或反革命。由于缺乏民主、自由的对话平台,各方以武力代替了争论,政治分歧滑向了暴力对抗,乃至剥夺反对方存在的合法性。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只要有国民党党部的证明法院便可以无须审问直接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处刑。看看历史,恍如隔世,作为我们当下思想内核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就是这么一点点积淀起来的。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都是着重分析中共上层领袖的决策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本书别出心裁地就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如何进行组织动员进行了细致、耐心、深入的考察。王教授以上海和广东为例,分析了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分别说明在城市和乡村中共采取什么策略立足生存、扩张组织、动员民众。与高层富有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材料不同,这些材料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让我们看到了活灵活现的另类党史。
1925年8月,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批评了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并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5人以上入党。到1927年3月,上海区委更决定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广东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928年1月,中央要求广东省在半年内增加8000名新党员,广东省委要求南路各县在半年内必须发展到1万名以上党员。于是,下达征求指标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加码,而厘定党员条件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递减。另外,传统的熟人社会使得党的命令也无法贯彻执行。陆丰一区委指定一农民去杀一反革命,未料到该农民回家后几次欲悬梁自尽,人问其故,答曰:“共产党要我杀乡里的人,倒不如自己死去还了得”。为维持党的运转,广东地方党部更通过借、捐、抢、勒、骗、绑……等多种方式自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民怨极大……
学术贵在同中求异,小处见大。王奇生教授站定文化批评的立场,以证据立论,小心求证,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而我们当下的生活的源头,也许就是从那里开始。
全书共分十三章,涉及新文化运动的性质、社会思潮的更迭、政党间的关系、反革命的语词流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方式、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国民党内部党政军系统间的关系、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等诸多内容。读后(最后两章未认真读,不是很感兴趣)我的感觉是,本书的确做到了从“文化”的视野去分析民国政治的若干方面,但革命与反革命并非全书的主线。主线者,主题之义也,文章著作的每一部分是以一定的逻辑关系从不同方面论述主题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机的结构。不能说因为内容在一个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与革命、反革命有关,全书就可以此为主题。比如新文化运动大抵可以说是革命的前奏,社会思潮为革命奠定思想基础,政党关系和反革命的语词考源都是革命发展的内在脉络,但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国民党内部党政军系统间的关系、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等内容就很难统一涵摄在“革命与反革命”之下。因此,本书与其说是讨论革命与反革命,不如说是截取了民国政治的若干截面,从文化的角度予以梳理分析;与其说是一部专著,不如说更像作者已撰写论文的汇编。
当然,结构的松散并不妨碍本书的意义。我以为本书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宽广的视野,二是实证的研究方法,三是去魅的功效。
我们说20世纪是革命和战争的世纪,是人民觉醒的世纪,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纪。然而革命本身是怎么一步步地点燃并燎原,从而发展到今天的呢?官方史学一直坚持中共从一开始就将科学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其他党派、其他力量因为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或者依附性、动摇性太强,所以基本可以如同空气的阻力一样忽略不计。王奇生教授针对这种观点指出,革命不是孤立发生的,应放回到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视野下考察。在研究革命的同时,也要研究不革命和反革命,才能再现历史本相。
为此,本书梳理了民国初年的文化思潮,认为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最终压倒个人解放与个人自由,一步步地成为社会主导思潮。王教授在对《新青年》文本的考察中发现,前五四时期,革命一词出现频度在1%以下,五四时期上升到2.45%,后五四时期,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飙升(25%),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其他思想类杂志的趋向大概类同。这就说明“在急于改变‘一盘散沙’现状的激愤和新造‘士敏土’式有机体社会的期待中,‘社会改造’的声浪,……最终导向了社会革命。傅斯年‘无中生有造社会’的理想,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以俄为师’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集权之路。”所以,革命之有无,不是某一个政党所能左右,实在于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
在对反革命和不革命的研究中,本书指出,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本是一场有不同党派、群体以及精英与大众共同发声(赞成或反对)、组合(推动或抗阻)而成的运动。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当时都以革命自诩,三党之间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革命,而在如何革命以及革命究竟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为此,三党之间形成了循环敌对和相互抗衡的局面,也都各自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支持。问题是,在革命一词已异化成最高道德和正当的使命实践的社会背景下,各党派为建立革命话语的霸权地位,难免开始争相竞夺革命话语的阐释权,唯己独革、唯己最革、唯己真革,贬斥对方为不革命、假革命甚或反革命。由于缺乏民主、自由的对话平台,各方以武力代替了争论,政治分歧滑向了暴力对抗,乃至剥夺反对方存在的合法性。1929年,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名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提案,只要有国民党党部的证明法院便可以无须审问直接对“反革命分子”定罪处刑。看看历史,恍如隔世,作为我们当下思想内核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就是这么一点点积淀起来的。
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都是着重分析中共上层领袖的决策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本书别出心裁地就中共早期基层组织如何进行组织动员进行了细致、耐心、深入的考察。王教授以上海和广东为例,分析了地方各级组织的工作汇报、请示材料以及上级党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性文件和会议决策过程记录,分别说明在城市和乡村中共采取什么策略立足生存、扩张组织、动员民众。与高层富有理论性、计划性和宣传性的文件材料不同,这些材料更多地反映了中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以及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的贯彻执行情况,让我们看到了活灵活现的另类党史。
1925年8月,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批评了在入党问题上重质不重量的观点,并规定,党员每人每月必须介绍5人以上入党。到1927年3月,上海区委更决定公开征求党员,如几十人的集会,可公开签名集体加入,同时提出在产业工人及店员、学生和小商人中,要无限制地发展党员。广东方面的情况也大致相同。1928年1月,中央要求广东省在半年内增加8000名新党员,广东省委要求南路各县在半年内必须发展到1万名以上党员。于是,下达征求指标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加码,而厘定党员条件时,中央、省委、县委层层递减。另外,传统的熟人社会使得党的命令也无法贯彻执行。陆丰一区委指定一农民去杀一反革命,未料到该农民回家后几次欲悬梁自尽,人问其故,答曰:“共产党要我杀乡里的人,倒不如自己死去还了得”。为维持党的运转,广东地方党部更通过借、捐、抢、勒、骗、绑……等多种方式自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民怨极大……
学术贵在同中求异,小处见大。王奇生教授站定文化批评的立场,以证据立论,小心求证,一定程度上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而我们当下的生活的源头,也许就是从那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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