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欧:《保罗 普世主义的奠基》序言及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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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 普世主义的奠基》序言及结语
[法]阿兰•巴迪乌 著
王立秋 试译
序言
奇怪的事业。长期以来,这个人物就和其他人一样陪伴着我:马拉美,康托尔(Cantor),阿基米德,柏拉图,罗伯斯庇尔,康拉德……(这是就没有深入我们自己的世纪而言的)。十五年前,我写过一部戏剧,名叫《安提阿的事变》(The Incident at Antioch),剧中的女英雄名字就叫保拉(Paula,与保罗的名字Paul同源)。性别的改变很可能预防了过于明显的同一性。对我来说,真理是这样说的:保罗不是使徒也不是圣人。我毫不关心他宣告的那些福音,或是奉献给他的那些崇拜。但他是一个具有首要(的重要性)意义的主体人物。我总是以人们向那些已经特别熟悉的经典文本回归的方式来阅读使徒书信;它们的道路已被磨穿,它们的细节已得到打磨,它们的力量则得到了保存。没有超验,也没有神圣,就我而言,在这部著作触动我的时候,它与其他经典著作完全平等。一个人断然地写下这些短语,写下这些热烈而温柔的言说,而我,则自由地,不投入也不反感地利用它们。在我这里尤其如此,因为,祖辈传下来的非宗教的传统,甚至在粉碎教士污名的欲望中受我四位祖父——他们都是教师——鼓舞的我,在很晚的时候才遭遇使徒的书信,而我与之相遇的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偶然邂逅诗情令人惊奇的有趣的文本那样。
基本上说,我从未真正地把保罗和宗教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我对他的兴趣,并非依据这种记录,或是对某种信仰,甚或反信仰的见证。与我基于他们话语中明显的基督教成分抓住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或克罗岱尔不放相比,保罗也不甚于此。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考验——其中,将成为一部艺术和思想之作的那种东西充满了无名的杂质——;它包含着执念,信仰,幼年的迷惑,多种多样的保留,没有泄露的记忆,没有计划的偶然的阅读,以及许多的白痴的行为和妄想。分析这种炼金术并没有多少用处。
对我来说,保罗是一名事件的诗人-思想家,也是那个实践并陈述了所谓激进形象(militant figure)的不变特征的人。他提出了在一种断裂,一种颠覆的普遍观念,与一种思想-实践——而这种思想-实践证实这断裂的主体材质(subject material)——的普遍观念之间的,完全的人类的联系(human connection),这种联系让我着迷。
如果今天我希望用几页书的篇幅来追溯保罗那里这种联系的独特性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当前存在一种广泛的,对新的激进形象的寻求——即便这种追求采取了否定其可能性的形式——人们希望这种新的激进形象能够继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本世纪开端安置的那个形象,后者可以说,一直都是激进党的形象。
在向前迈步成为今日之命令的时候,人们可以,除了其他方面,在最伟大的却步中寻求帮助。这一却步源于保罗的再生。我不是第一个冒险做出这种比较的人:使保罗成为(另)一个列宁,对他来说,基督将是那模棱两可的马克思。
我的意图,显然,既非历史化,亦非对之加以评释。我的意图完全是主体(性)的。我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保罗那些为现代学者验证为真的文本范围内,并使论证仅限于这些文本与我的思想的关系。
至于希腊原文,我用的是Nouvum Testamentum Graece(《希腊语新约》),属于Nestlé-Aland的批判版本,由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于1993年出版。
用作底本的法语文本——有时我会对它的一些表达加以修正——是路易•塞贡(Louis Segond)翻译的Le Nouveau Testament(《新约》),由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出版(1993年版)。
对使徒书信的引用依照习惯的章节安排。因此,Rom.1.25意味着:给罗马人的书信(即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类似地,我们也会用Gal.来表示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即加拉太书),用Cor.I和Cor.II来表示给格林多人的两封书信(即林前和林后),用Philipp.来表示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即腓立比书),用Thess.I来表示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即帖撒罗尼迦前书)。
对有兴趣进一步扩展阅读的人,我愿意至少在关于保罗的巨大的二手文献中提出以下两部著作:
斯坦尼斯拉斯•布雷顿(Stanislas Breton)的一本粗略的小书:《圣保罗》(Saint Pau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0)。
君特•伯恩卡姆(Günther Bornkamm)的《保罗》(Paul),D.M.G.斯多克(D.M.G. Stalker)英译(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清教徒。但愿他们和无神论者形成三角对应关系。
目录
英译者注/ix
序言/1
1 保罗:我们的同时代人/4
2 谁是保罗?/16
3 文本和语境/31
4 话语的理论/40
5 主体的分离/55
6 死亡与复活的反辩证/65
7 保罗反对法律/75
8 作为普世权力的爱/86
9 希望/93
10 普世性与差异的横越/98
11 结语/107
11
结语
我们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名为《普世主义的奠基》的名字。当然,这是一个过度的标题。真正的普世主义在阿基米德这样或那样的定理中,在希腊人的某些政治实践中,在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悲剧中,或者在萨福诗歌见证的爱欲的激烈中就已经完全在场了。它也在诗篇中在场,或者,在传道书的挽歌中反转为虚无主义。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保罗那里发生了一次有力的断裂,就我们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这一断裂在基督的教导中依然是非法的。只有这场断裂,才阐明了基督教奠基的无尽的回响。
我们的困难在于,这次断裂并没有负载显见的学说内容。毕竟,复活,只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断言。毋庸置疑,“素数无限延续”的断言当然具备普世性。但“基督复活”的断言则好像是普世与特殊之间的对立的差集(substracted from),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设想为历史的叙事陈述。
实际上,保罗式的断裂支起了植根于纯粹事件,脱离于一切对一个世界或社会的特定法律的客观赋值,却又具体地,注定要铭写在某个世界或某个社会内部的真理-意识的形式条件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保罗必须被专门肯定为奠基者的地方,在于对这种只通过终结交流的特殊主义并对确定区别一(One)与“为所有(for all)”的真理之主体才存在的事件的忠诚。因此,和有效地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爱)不一样,保罗式的断裂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某种普世之物的生产的基础之上。它承载的东西,在神秘主义语境中无法和解地还原为一种单个的点,单个的陈述(基督复活)的东西,相反维持了普遍意义上的普世性之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作一次理论的断裂,为什么它(应当)作此理解:在这里,“理论”并不与“实践”,而是与真实对立。保罗是一个奠基者——就其为最早的普世理论家而言。
因而,第二个困难,也就在于保罗可以被认同为一名哲学家。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为哲学所专有的东西,并不是对普世真理的生产,而是相反,通过锻造和重新表达真理(Truth)的范畴,来对普世真理的综合性的接受进行组织。奥古斯特•孔德把哲学家定义为“专于普遍性”的人。保罗难道不是专于所有普世主义的普遍范畴的人么?
我们会对这种通过声称正因为保罗把他的思想专注于一个特殊的事件,而不是某组概念的普遍性,他才不是一名哲学家的反对意见加以悬置。这个特殊的事件属于阻止保罗成为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科学家,或一名国家的革命者,同时也禁止一切通往哲学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要么使自己从属于概念的基础或自我构设的基础(auto-foundation),要么把自己放到真实的真理程序的条件之下——的道路的寓言次序(the order of a fable)。对保罗来说,真理事件拒绝哲学的真理(Truth),尽管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事件的虚构维度,拒绝了它对真实事件的要求。
相应地,我们必须说:保罗是一名普世性的反哲学的理论家。为反哲学家所创造的事件(或纯粹的行动)是虚构的,这并不成其为问题。在帕斯卡尔(和保罗一样),或尼采那里(尼采的“大政治”并没有把世界的历史折成两半;而是尼采[本人],使世界的历史一分为二),差不多也如此。
天才的反哲学家,保罗警告哲学家,普世的条件不可能是概念的,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命定的终点上。
就起源而言,事件,作为多于一切特殊性的恩惠,必须是人们为摆脱差异的出发点,这是必然的。
就终点而言,它既不可能是断定性的(predicative,谓语性的,谓项的)也不可能是审判性的(judicial,司法的)。不存在某一真理程序的结果在它面前可以得到评判的那种权威。真理永远与批评有关。它只为自身所支持并与一种新的主体类型相关,这种主体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实体性的,它完全被界定为问题中的真理的激进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像保罗以一种范例性的方式证明的那样,作为绝对的(无关的)主体产物的普世主义要区分言与行,思想与权力。思想只有通过对所有的他者演说自身才能成为普世的,而通过这种演说,它又把自身实现(效果化)为权力。但在所有人,包括坚定的激进分子,根据普世者都得到清算的时候,随之而来的,那发生的(事件)即同一者(the Same)对他者(the Other)的包含。保罗细节性地展示了一种在他异性(犹太人,希腊人,女人,男人,奴隶,自由人,等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基础上行进的普世主义思想,是怎样生产出一种相同性(Sameness)和平等的(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的区分],等等)。平等和在思想中对差异的摆脱的生产,是普世的物质标志。
(保罗的普世主义)与被设想为同一者之生产的普世主义相反,最近有人提出,后一种普世主义在死亡集中营中能够找到其类似物,如果不是在那里达到顶点的话,在死亡集中营中,每个人,都被还原为死亡边缘上的躯体,与其他的一切人绝对地平等。出于两大原因,这种“论点”是具有欺骗性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在阅读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或萨拉莫夫(Shalamov)的时候,我们看到,与上述观点相反,死亡集中营在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过度的差异,它把现实最细小的片段,也变成一种生与死之间的绝对的差异,而这种对每时每刻的无休止的差异化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其次,与保罗更为直接相关的事,思想作为权力(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在保罗那里这种权力]就是爱)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于作为真理之激进分子的人——与其他人一样——在普世的基础上使自己同一化。同一者的生产本身就内在于同一者的法律。但纳粹对灭绝的屠宰场的生产,服从于相反的原则:为犹太人尸体的大规模生产所专有的意义,在于消除作为绝对差异的优等民族的存在。对他者的“如己”(像爱你自己一样爱别人)的演说正是纳粹意欲废除的那种东西。日耳曼雅利安人的“如己”恰恰是那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规划的东西,是一个封闭的尸体,持续地趋向通过大屠杀,来验证自身的封闭——既在自身内,也在自身外部。
保罗的准则,亦即在普世中普世化主体的认同/同一性的分解,把同一者变成了那必须被实现的东西,即便它在必要的时候也包括了对我们自身他异性的他异化。
对于主体来说,这种主体化的逻辑在一种世俗委任/提名,对一切把谓项(predicates,属性)和等级价值分配给特定的子集的冷漠中达到了顶点。希望超过了这些委任/提名。给腓立比人的书信(2.9)提到了作为“超越于一切名字之上的名字(和合本作:超乎万名的名)”的基督。一个真理的主体要求的,永远是这样的名字,而不是那些为特定的语言和被封印的实体所专有的封闭的名字。所有真理的名字都“超越于一切名字之上”。它们任由自身被感染和宣称,就像数学的象征主义做的那样,在一切语言中,根据一切习俗,并通过所有差异的横越来任由自身被感染和宣称。
一切作为真理之出发点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巴别塔之前的名字。但它必要在塔中循环流动。
保罗,我们坚持,他并不是一个辩证主义者。普世不是对特殊性的否定。它是有规则的,跨越与永久存在的特殊性相关的距离的前进。一切特殊性都是一种(构造)一致,是一种一致主义(conformism,遵从行为)。问题在于维持一种与总是与我们一致的东西相关的不一致。思想臣服于一致性的痛苦经验,而只有普世,通过一种不中断的劳动,一种创造性的横越(traversal),才能解除思想的痛苦(把思想释放出来)。正如保罗壮丽地表述的那样,“不要与当下的世纪一致,而要通过更新你们思想来作出改变(这里用的是nous,而不是pneuma,因此最好不要把它翻译成“精神[spirit]”)的更新”(Rom.12.2,和合本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远与逃离这个世纪相反,人们必须与当下的世纪共同生活,但同时也不能任由自己为世纪所塑造,与之一致。在其信仰的命令下必须改变的是主体,而不是世纪。而这种改变,这种“更新”的关键,在于思想。
保罗对我们说:对于一种不愿保持一致(nonconfermist,非一致主义)的思想来说,在世纪中思考总是可能的。这就是主体之所是。维持普世之物的是他,而不是一致。
只有在内在(层面上)是例外的东西才是普世的。
但如果一切都仰赖于事件的话,我们是否必须等待?当然不。许多事件,甚至最遥远的事件,都要求我们对他们忠诚。思想并不等待,它也未曾接近它保留的权力,除非对屈服于一致的深层欲望的人来说——那,是死亡之路。
此外,等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件的本质并无任何先行的标志,它会用它的恩惠来捕捉没有意识(对此毫无意识)的我们,而与我们的警觉无关。
在查拉图斯特拉与火犬的对话中,尼采说真正的事件将在鸽子的脚底下抵达,它们将在最沉默的时刻使我们惊奇。在这点上,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上那样,他本应当承认他对他大加轻鄙的同一个保罗的欠负。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中(5.2)如是说:“主的日子将如夜间的盗贼般到来(和合本作:[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http://www.douban.com/note/86429495/
[法]阿兰•巴迪乌 著
王立秋 试译
序言
奇怪的事业。长期以来,这个人物就和其他人一样陪伴着我:马拉美,康托尔(Cantor),阿基米德,柏拉图,罗伯斯庇尔,康拉德……(这是就没有深入我们自己的世纪而言的)。十五年前,我写过一部戏剧,名叫《安提阿的事变》(The Incident at Antioch),剧中的女英雄名字就叫保拉(Paula,与保罗的名字Paul同源)。性别的改变很可能预防了过于明显的同一性。对我来说,真理是这样说的:保罗不是使徒也不是圣人。我毫不关心他宣告的那些福音,或是奉献给他的那些崇拜。但他是一个具有首要(的重要性)意义的主体人物。我总是以人们向那些已经特别熟悉的经典文本回归的方式来阅读使徒书信;它们的道路已被磨穿,它们的细节已得到打磨,它们的力量则得到了保存。没有超验,也没有神圣,就我而言,在这部著作触动我的时候,它与其他经典著作完全平等。一个人断然地写下这些短语,写下这些热烈而温柔的言说,而我,则自由地,不投入也不反感地利用它们。在我这里尤其如此,因为,祖辈传下来的非宗教的传统,甚至在粉碎教士污名的欲望中受我四位祖父——他们都是教师——鼓舞的我,在很晚的时候才遭遇使徒的书信,而我与之相遇的方式,就好像一个人偶然邂逅诗情令人惊奇的有趣的文本那样。
基本上说,我从未真正地把保罗和宗教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我对他的兴趣,并非依据这种记录,或是对某种信仰,甚或反信仰的见证。与我基于他们话语中明显的基督教成分抓住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或克罗岱尔不放相比,保罗也不甚于此。不管怎么说,这是一场考验——其中,将成为一部艺术和思想之作的那种东西充满了无名的杂质——;它包含着执念,信仰,幼年的迷惑,多种多样的保留,没有泄露的记忆,没有计划的偶然的阅读,以及许多的白痴的行为和妄想。分析这种炼金术并没有多少用处。
对我来说,保罗是一名事件的诗人-思想家,也是那个实践并陈述了所谓激进形象(militant figure)的不变特征的人。他提出了在一种断裂,一种颠覆的普遍观念,与一种思想-实践——而这种思想-实践证实这断裂的主体材质(subject material)——的普遍观念之间的,完全的人类的联系(human connection),这种联系让我着迷。
如果今天我希望用几页书的篇幅来追溯保罗那里这种联系的独特性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因为,当前存在一种广泛的,对新的激进形象的寻求——即便这种追求采取了否定其可能性的形式——人们希望这种新的激进形象能够继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本世纪开端安置的那个形象,后者可以说,一直都是激进党的形象。
在向前迈步成为今日之命令的时候,人们可以,除了其他方面,在最伟大的却步中寻求帮助。这一却步源于保罗的再生。我不是第一个冒险做出这种比较的人:使保罗成为(另)一个列宁,对他来说,基督将是那模棱两可的马克思。
我的意图,显然,既非历史化,亦非对之加以评释。我的意图完全是主体(性)的。我把自己严格地限制在保罗那些为现代学者验证为真的文本范围内,并使论证仅限于这些文本与我的思想的关系。
至于希腊原文,我用的是Nouvum Testamentum Graece(《希腊语新约》),属于Nestlé-Aland的批判版本,由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于1993年出版。
用作底本的法语文本——有时我会对它的一些表达加以修正——是路易•塞贡(Louis Segond)翻译的Le Nouveau Testament(《新约》),由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出版(1993年版)。
对使徒书信的引用依照习惯的章节安排。因此,Rom.1.25意味着:给罗马人的书信(即罗马书),第一章,第25节。类似地,我们也会用Gal.来表示给加拉太人的书信(即加拉太书),用Cor.I和Cor.II来表示给格林多人的两封书信(即林前和林后),用Philipp.来表示给腓立比人的书信(即腓立比书),用Thess.I来表示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即帖撒罗尼迦前书)。
对有兴趣进一步扩展阅读的人,我愿意至少在关于保罗的巨大的二手文献中提出以下两部著作:
斯坦尼斯拉斯•布雷顿(Stanislas Breton)的一本粗略的小书:《圣保罗》(Saint Pau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0)。
君特•伯恩卡姆(Günther Bornkamm)的《保罗》(Paul),D.M.G.斯多克(D.M.G. Stalker)英译(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5)。
一个是天主教徒,一个是清教徒。但愿他们和无神论者形成三角对应关系。
目录
英译者注/ix
序言/1
1 保罗:我们的同时代人/4
2 谁是保罗?/16
3 文本和语境/31
4 话语的理论/40
5 主体的分离/55
6 死亡与复活的反辩证/65
7 保罗反对法律/75
8 作为普世权力的爱/86
9 希望/93
10 普世性与差异的横越/98
11 结语/107
11
结语
我们给这本书取了一个名为《普世主义的奠基》的名字。当然,这是一个过度的标题。真正的普世主义在阿基米德这样或那样的定理中,在希腊人的某些政治实践中,在索福克勒斯的一出悲剧中,或者在萨福诗歌见证的爱欲的激烈中就已经完全在场了。它也在诗篇中在场,或者,在传道书的挽歌中反转为虚无主义。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保罗那里发生了一次有力的断裂,就我们接触到的情况而言,这一断裂在基督的教导中依然是非法的。只有这场断裂,才阐明了基督教奠基的无尽的回响。
我们的困难在于,这次断裂并没有负载显见的学说内容。毕竟,复活,只是一个神秘主义的断言。毋庸置疑,“素数无限延续”的断言当然具备普世性。但“基督复活”的断言则好像是普世与特殊之间的对立的差集(substracted from),因为这是一个我们不能设想为历史的叙事陈述。
实际上,保罗式的断裂支起了植根于纯粹事件,脱离于一切对一个世界或社会的特定法律的客观赋值,却又具体地,注定要铭写在某个世界或某个社会内部的真理-意识的形式条件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保罗必须被专门肯定为奠基者的地方,在于对这种只通过终结交流的特殊主义并对确定区别一(One)与“为所有(for all)”的真理之主体才存在的事件的忠诚。因此,和有效地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爱)不一样,保罗式的断裂并没有把自己建立在某种普世之物的生产的基础之上。它承载的东西,在神秘主义语境中无法和解地还原为一种单个的点,单个的陈述(基督复活)的东西,相反维持了普遍意义上的普世性之法则。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被称作一次理论的断裂,为什么它(应当)作此理解:在这里,“理论”并不与“实践”,而是与真实对立。保罗是一个奠基者——就其为最早的普世理论家而言。
因而,第二个困难,也就在于保罗可以被认同为一名哲学家。我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为哲学所专有的东西,并不是对普世真理的生产,而是相反,通过锻造和重新表达真理(Truth)的范畴,来对普世真理的综合性的接受进行组织。奥古斯特•孔德把哲学家定义为“专于普遍性”的人。保罗难道不是专于所有普世主义的普遍范畴的人么?
我们会对这种通过声称正因为保罗把他的思想专注于一个特殊的事件,而不是某组概念的普遍性,他才不是一名哲学家的反对意见加以悬置。这个特殊的事件属于阻止保罗成为一名艺术家,或一名科学家,或一名国家的革命者,同时也禁止一切通往哲学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要么使自己从属于概念的基础或自我构设的基础(auto-foundation),要么把自己放到真实的真理程序的条件之下——的道路的寓言次序(the order of a fable)。对保罗来说,真理事件拒绝哲学的真理(Truth),尽管对于我们来说,这一事件的虚构维度,拒绝了它对真实事件的要求。
相应地,我们必须说:保罗是一名普世性的反哲学的理论家。为反哲学家所创造的事件(或纯粹的行动)是虚构的,这并不成其为问题。在帕斯卡尔(和保罗一样),或尼采那里(尼采的“大政治”并没有把世界的历史折成两半;而是尼采[本人],使世界的历史一分为二),差不多也如此。
天才的反哲学家,保罗警告哲学家,普世的条件不可能是概念的,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命定的终点上。
就起源而言,事件,作为多于一切特殊性的恩惠,必须是人们为摆脱差异的出发点,这是必然的。
就终点而言,它既不可能是断定性的(predicative,谓语性的,谓项的)也不可能是审判性的(judicial,司法的)。不存在某一真理程序的结果在它面前可以得到评判的那种权威。真理永远与批评有关。它只为自身所支持并与一种新的主体类型相关,这种主体既不是超验的也不是实体性的,它完全被界定为问题中的真理的激进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像保罗以一种范例性的方式证明的那样,作为绝对的(无关的)主体产物的普世主义要区分言与行,思想与权力。思想只有通过对所有的他者演说自身才能成为普世的,而通过这种演说,它又把自身实现(效果化)为权力。但在所有人,包括坚定的激进分子,根据普世者都得到清算的时候,随之而来的,那发生的(事件)即同一者(the Same)对他者(the Other)的包含。保罗细节性地展示了一种在他异性(犹太人,希腊人,女人,男人,奴隶,自由人,等等)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基础上行进的普世主义思想,是怎样生产出一种相同性(Sameness)和平等的(不再有犹太人或希腊人[的区分],等等)。平等和在思想中对差异的摆脱的生产,是普世的物质标志。
(保罗的普世主义)与被设想为同一者之生产的普世主义相反,最近有人提出,后一种普世主义在死亡集中营中能够找到其类似物,如果不是在那里达到顶点的话,在死亡集中营中,每个人,都被还原为死亡边缘上的躯体,与其他的一切人绝对地平等。出于两大原因,这种“论点”是具有欺骗性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在阅读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或萨拉莫夫(Shalamov)的时候,我们看到,与上述观点相反,死亡集中营在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过度的差异,它把现实最细小的片段,也变成一种生与死之间的绝对的差异,而这种对每时每刻的无休止的差异化本身就是一种折磨。其次,与保罗更为直接相关的事,思想作为权力(让我们再次提醒自己,[在保罗那里这种权力]就是爱)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于作为真理之激进分子的人——与其他人一样——在普世的基础上使自己同一化。同一者的生产本身就内在于同一者的法律。但纳粹对灭绝的屠宰场的生产,服从于相反的原则:为犹太人尸体的大规模生产所专有的意义,在于消除作为绝对差异的优等民族的存在。对他者的“如己”(像爱你自己一样爱别人)的演说正是纳粹意欲废除的那种东西。日耳曼雅利安人的“如己”恰恰是那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规划的东西,是一个封闭的尸体,持续地趋向通过大屠杀,来验证自身的封闭——既在自身内,也在自身外部。
保罗的准则,亦即在普世中普世化主体的认同/同一性的分解,把同一者变成了那必须被实现的东西,即便它在必要的时候也包括了对我们自身他异性的他异化。
对于主体来说,这种主体化的逻辑在一种世俗委任/提名,对一切把谓项(predicates,属性)和等级价值分配给特定的子集的冷漠中达到了顶点。希望超过了这些委任/提名。给腓立比人的书信(2.9)提到了作为“超越于一切名字之上的名字(和合本作:超乎万名的名)”的基督。一个真理的主体要求的,永远是这样的名字,而不是那些为特定的语言和被封印的实体所专有的封闭的名字。所有真理的名字都“超越于一切名字之上”。它们任由自身被感染和宣称,就像数学的象征主义做的那样,在一切语言中,根据一切习俗,并通过所有差异的横越来任由自身被感染和宣称。
一切作为真理之出发点的名字都是来自于巴别塔之前的名字。但它必要在塔中循环流动。
保罗,我们坚持,他并不是一个辩证主义者。普世不是对特殊性的否定。它是有规则的,跨越与永久存在的特殊性相关的距离的前进。一切特殊性都是一种(构造)一致,是一种一致主义(conformism,遵从行为)。问题在于维持一种与总是与我们一致的东西相关的不一致。思想臣服于一致性的痛苦经验,而只有普世,通过一种不中断的劳动,一种创造性的横越(traversal),才能解除思想的痛苦(把思想释放出来)。正如保罗壮丽地表述的那样,“不要与当下的世纪一致,而要通过更新你们思想来作出改变(这里用的是nous,而不是pneuma,因此最好不要把它翻译成“精神[spirit]”)的更新”(Rom.12.2,和合本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远与逃离这个世纪相反,人们必须与当下的世纪共同生活,但同时也不能任由自己为世纪所塑造,与之一致。在其信仰的命令下必须改变的是主体,而不是世纪。而这种改变,这种“更新”的关键,在于思想。
保罗对我们说:对于一种不愿保持一致(nonconfermist,非一致主义)的思想来说,在世纪中思考总是可能的。这就是主体之所是。维持普世之物的是他,而不是一致。
只有在内在(层面上)是例外的东西才是普世的。
但如果一切都仰赖于事件的话,我们是否必须等待?当然不。许多事件,甚至最遥远的事件,都要求我们对他们忠诚。思想并不等待,它也未曾接近它保留的权力,除非对屈服于一致的深层欲望的人来说——那,是死亡之路。
此外,等待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事件的本质并无任何先行的标志,它会用它的恩惠来捕捉没有意识(对此毫无意识)的我们,而与我们的警觉无关。
在查拉图斯特拉与火犬的对话中,尼采说真正的事件将在鸽子的脚底下抵达,它们将在最沉默的时刻使我们惊奇。在这点上,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上那样,他本应当承认他对他大加轻鄙的同一个保罗的欠负。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中(5.2)如是说:“主的日子将如夜间的盗贼般到来(和合本作:[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http://www.douban.com/note/864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