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向、垄断与当代文明的危机
但凡以文明的视角言说历史，大都寄寓着思想者对现实的关切。汤因比作《历史研究》，爬梳史料截止1972年，直指当代文明的表征；斯宾格勒更是通过文化有机体的概念，以古典文化的没落比附西方的没落。
伊尼斯也属此列。较前两者不同，伊氏更多着眼传播之于文明兴衰的意义。在浩繁的帝国构成与政治建制中，媒介自身的偏向建构了一部事关知识垄断的形成与消解的历史。“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 这种现实关怀给《帝国与传播》艰深的文本增添了一条索骥的途径。
凯瑞引介伊尼斯早期对皮货贸易的研究，认为“传播也可以被视为帝国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原材料。” 借此，伊尼斯打破了经济学与传播学固有的研究壁垒，将其融会成历史分析的模式。他为传播学研究引入了“技术所固有的空间与时间的偏向”、“技术可能产生的知识垄断与技术对知识垄断的维护”等术语，试图在方法论意义上向读者提供帮助。一如麦克卢汉所言：“伊尼斯并不是要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要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 简言之，伊尼斯并不提供过多的论断，而是在历史环境中检验技术如何塑造文化，媒介偏向如何影响政治建制，一旦掌握了方法，“读者就可以着手去观察和估计古今各种媒介的作用和反作用。”
国人多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并举为“媒介决定论”的表率，此种提法尚需修正。通览《帝国与传播》与《传播的偏向》两书，媒介偏向的影响更多体现为“促进”、“推动”复杂的历史进程，而非“决定”。传播偏向与帝国演进之间并没有呈现出宏观的，类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对应关系。更多时候，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 。传播与帝国两者之间并没有哪一方先在的预设，要讨论谁决定了谁无疑会陷入鸡与蛋的难题。在此意义上，“媒介决定论”的提法似乎并不妥贴，关注媒介如何影响文明的发硎及演进方是妙谛所在。
《帝国与传播》选取的宏大分析模式与细密的史料钩沉无疑给读者设置了巨大的阅读障碍，基于此，对上文提及的现实关怀、方法论意义及常见误解稍加洞烛，或者更利于进入传播与文明的堂奥。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洞见。
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对文明的评价，需要同时参考发生影响的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过度利用同一种偏向的媒介势必会导致帝国的失衡。“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一种传播媒介）的偏向，从而达到平衡。” 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在巴比伦人产生对石头的依赖之后得以抵消，于是巴比伦第二王朝（海国王朝）维持了相当长期的稳定；古希腊盛行的口头传统限制了文字媒介产生的偏向，引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官僚机构仰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而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两相抵消，自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拜占庭维系了1000余年的政治稳定。
既然稳定的统治需克服媒介的偏向，避免时间与空间的失衡，厘清传播偏向如何具体地影响文明兴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伊尼斯看来，知识垄断的建立与消解是媒介偏向最直观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帝国与传播》通篇著述，即是一部知识垄断建立与消解相互交替的历史。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因此经历着蜕变。 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简化，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的特权遭到削减。同时，楔形文字接触到莎草纸与软笔之后，灵活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小型城市及国家的行政管理获得了巨大便利。泥版与石头的不同应用催生了简化的新文字，进而摧毁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为帝国的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倚重石头的集权君主与运用泥版的宗教组织贯穿了两河文明大部分的历史，而在宗教组织对复杂文字的垄断打破之后，依靠新兴军事技术的王国用武力颠覆了固有的文明。
希腊文明的口头传统有效遏制了僧侣对教育的垄断。相对简单的字母表也使高度专门化的书吏制度难以形成。“军事贵族阶级限制了僧侣阶级的影响，诗人控制了公共舆论。” 这种口头传统依赖于诗歌（当然也包括古希腊盛行的戏剧），而诗歌这种口耳相传的媒介“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对时间的依赖。”这也预示了“口头传统和宗教的宗旨几乎相同” ，由此即可解释希腊文化中为何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教及其知识垄断。
罗马帝国的行政权力扩大与莎草纸的通行有极大关联，由于幅员广阔，倚重空间的媒介对于治理帝国裨益显见。同时，教会阶层制度的形成也有赖于羊皮纸。羊皮纸抄本适合翻检方便的大部头书记，自然成为宗教与法律经典的书写材料。由于图书馆制度的建立，抄本的盛行获得了制度与版本的双重保证。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会手中，对教义的垄断通过修道制度进一步扩大。垄断进一步引发了教会权力的膨胀：卜尼法斯八世《唯至圣诏书》记：“世间一切生灵，若欲获救，必然臣服罗马教皇，诚乃万万之须也。”至于教会垄断衍生出赎罪券敛财，则属权力变异的后话了。
“一个大一统国家总会有一套用于思想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在大一统国家的行政管理中似乎通常会使用多种正式语言，享受法定首要地位的语言可能并不是实际中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这种范例最常见于少数民族征服多数民族之后建立的大一统国家，但在前文列举的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文明中同样不乏例证。
由于强大的权力基础，无论是集权君主或是教会阶层，都利用媒介的偏向建立知识垄断。同时，技术变革催生的新媒介逐步与主导媒介竞争，抵消其偏向，最终决定着帝国的走向。
截至羊皮纸的盛行，可以说，国家的知识阶层与社会阶层处于基本吻合的状态，权力塑造的垄断使得知识紧紧握在王族与教会之手，以便施加对社会底层的压力。
直到与羊皮纸竞争的纸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连带着印刷业前进的轮轴，对西方社会固有的知识垄断无异一声惊雷，影响波及今日。
由于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进展，普通人接触《圣经》的机会大大增多，修道院通过解经垄断知识的意图被迫搁浅。而在抄书匠行会的辖制范围之外（例如德国），机器印刷《圣经》也破除了大部头书籍价格高昂的难题，使抄书匠行会的垄断渐次瓦解。“印刷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大教堂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是政治分裂最令人瞩目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 印刷媒介的非集中化的媒介偏向利用并加大了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最终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
乍看之下，纸与印刷术的传播瓦解了旧有的知识垄断，知识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正是这场技术革命塑造了新的知识垄断。机械化与商业主义作为新垄断最显著的表征，逐日侵蚀着文明的进程。
“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被变成艺术。” “新闻纸产量的剧增，使报纸篇幅增加……以配图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小报，利用各种低级的耸人听闻手段。” 大量的广告、煽情新闻以及虚假信息的流布，终于在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战斗”中达到顶峰。
新文明更在意空间上的影响，对时间的承续缺乏关注。《摩登时代》中演绎的标准化、无个性的生活即景每天都在上演。 “口语和手稿的传统开始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媒介所取代。” 世界在聒噪的大众媒介中成为“一天的世界”（对时间的压缩也是进一步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现代文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
正是因此，伊尼斯始终推崇希腊文明中的口头传统，并将之作为医治当代文明的良方。“口头讨论固有的特点是亲自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 无论是苏格拉底喻为助产术的对话（辩论），抑或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对白，游吟诗人的史诗传统，甚至“收入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伯里克利的悼词”，都体现着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由于从埃及得到的莎草纸数量有限，石头本身具有局限性，加之缺少统一的文字，希腊文明的口语传统得到保护。围绕着单一的口头传统，知识垄断无法建立。希腊文明中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也通过改革得到了解决。“梭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空间和几何有关的问题，克莱赛尼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贸易、时间和算术有关的问题。” 伊尼斯的本意断然不是要求当代文明重回希腊情境，而是寻求一种当代文明的希腊情结，即对口头传统和时间问题的关注。只有注重口头传统，关注时间承续，冰冷、机械化的工业社会才可能遏制对空间的过度重视。凯瑞将伊尼斯对古希腊的推崇视作对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 ，可谓洞烛幽微。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传播观画上了富于现实关怀的注脚。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两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帝国与传播》钩沉史料所表达的主题大抵如此。如何通过传播媒介的偏向审视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识垄断的流毒，才是伊尼斯试图归结的要旨。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伊尼斯错过了热衷财富、权力、生产力的网络时代。在这个时代，对话、伦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抗现代技术的力量更见稀薄，新技术造就的知识垄断始终强烈。自我至上成为新兴的宗教准则，国家之间对空间的争夺也意犹未尽。电子媒介的空间偏向正被日益扩大，商业主义和知识工业成为垄断的新标签。
在当代文明的危机中，时间被破坏了，通向传统的权力丧失了。所幸我们还有伊尼斯这样的学人，言犹在耳，心存惴惴。
伊尼斯也属此列。较前两者不同，伊氏更多着眼传播之于文明兴衰的意义。在浩繁的帝国构成与政治建制中，媒介自身的偏向建构了一部事关知识垄断的形成与消解的历史。“考虑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 这种现实关怀给《帝国与传播》艰深的文本增添了一条索骥的途径。
凯瑞引介伊尼斯早期对皮货贸易的研究，认为“传播也可以被视为帝国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原材料。” 借此，伊尼斯打破了经济学与传播学固有的研究壁垒，将其融会成历史分析的模式。他为传播学研究引入了“技术所固有的空间与时间的偏向”、“技术可能产生的知识垄断与技术对知识垄断的维护”等术语，试图在方法论意义上向读者提供帮助。一如麦克卢汉所言：“伊尼斯并不是要推出一个视角或观点，而是要推出一种复杂机制的诊断分析。……他提供了用原因预测结果的一个新的感知体系，这几乎是一种魔术的方式。” 简言之，伊尼斯并不提供过多的论断，而是在历史环境中检验技术如何塑造文化，媒介偏向如何影响政治建制，一旦掌握了方法，“读者就可以着手去观察和估计古今各种媒介的作用和反作用。”
国人多将伊尼斯与麦克卢汉并举为“媒介决定论”的表率，此种提法尚需修正。通览《帝国与传播》与《传播的偏向》两书，媒介偏向的影响更多体现为“促进”、“推动”复杂的历史进程，而非“决定”。传播偏向与帝国演进之间并没有呈现出宏观的，类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对应关系。更多时候，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 。传播与帝国两者之间并没有哪一方先在的预设，要讨论谁决定了谁无疑会陷入鸡与蛋的难题。在此意义上，“媒介决定论”的提法似乎并不妥贴，关注媒介如何影响文明的发硎及演进方是妙谛所在。
《帝国与传播》选取的宏大分析模式与细密的史料钩沉无疑给读者设置了巨大的阅读障碍，基于此，对上文提及的现实关怀、方法论意义及常见误解稍加洞烛，或者更利于进入传播与文明的堂奥。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洞见。
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对文明的评价，需要同时参考发生影响的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过度利用同一种偏向的媒介势必会导致帝国的失衡。“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一种传播媒介）的偏向，从而达到平衡。” 苏美尔文明对黏土的依赖在巴比伦人产生对石头的依赖之后得以抵消，于是巴比伦第二王朝（海国王朝）维持了相当长期的稳定；古希腊盛行的口头传统限制了文字媒介产生的偏向，引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官僚机构仰赖莎草纸卷和字母表，而教会却依赖羊皮纸抄本，两相抵消，自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之后，拜占庭维系了1000余年的政治稳定。
既然稳定的统治需克服媒介的偏向，避免时间与空间的失衡，厘清传播偏向如何具体地影响文明兴衰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伊尼斯看来，知识垄断的建立与消解是媒介偏向最直观的结果。甚至可以说，《帝国与传播》通篇著述，即是一部知识垄断建立与消解相互交替的历史。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因此经历着蜕变。 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简化，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的特权遭到削减。同时，楔形文字接触到莎草纸与软笔之后，灵活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小型城市及国家的行政管理获得了巨大便利。泥版与石头的不同应用催生了简化的新文字，进而摧毁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为帝国的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倚重石头的集权君主与运用泥版的宗教组织贯穿了两河文明大部分的历史，而在宗教组织对复杂文字的垄断打破之后，依靠新兴军事技术的王国用武力颠覆了固有的文明。
希腊文明的口头传统有效遏制了僧侣对教育的垄断。相对简单的字母表也使高度专门化的书吏制度难以形成。“军事贵族阶级限制了僧侣阶级的影响，诗人控制了公共舆论。” 这种口头传统依赖于诗歌（当然也包括古希腊盛行的戏剧），而诗歌这种口耳相传的媒介“隐含着一个预设的前提，就是对时间的依赖。”这也预示了“口头传统和宗教的宗旨几乎相同” ，由此即可解释希腊文化中为何没有形成强大的宗教及其知识垄断。
罗马帝国的行政权力扩大与莎草纸的通行有极大关联，由于幅员广阔，倚重空间的媒介对于治理帝国裨益显见。同时，教会阶层制度的形成也有赖于羊皮纸。羊皮纸抄本适合翻检方便的大部头书记，自然成为宗教与法律经典的书写材料。由于图书馆制度的建立，抄本的盛行获得了制度与版本的双重保证。宗教改革之前，《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会手中，对教义的垄断通过修道制度进一步扩大。垄断进一步引发了教会权力的膨胀：卜尼法斯八世《唯至圣诏书》记：“世间一切生灵，若欲获救，必然臣服罗马教皇，诚乃万万之须也。”至于教会垄断衍生出赎罪券敛财，则属权力变异的后话了。
“一个大一统国家总会有一套用于思想交流的官方媒介系统……在大一统国家的行政管理中似乎通常会使用多种正式语言，享受法定首要地位的语言可能并不是实际中应用最广泛的语言。” 这种范例最常见于少数民族征服多数民族之后建立的大一统国家，但在前文列举的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文明中同样不乏例证。
由于强大的权力基础，无论是集权君主或是教会阶层，都利用媒介的偏向建立知识垄断。同时，技术变革催生的新媒介逐步与主导媒介竞争，抵消其偏向，最终决定着帝国的走向。
截至羊皮纸的盛行，可以说，国家的知识阶层与社会阶层处于基本吻合的状态，权力塑造的垄断使得知识紧紧握在王族与教会之手，以便施加对社会底层的压力。
直到与羊皮纸竞争的纸经由阿拉伯世界传入西方，连带着印刷业前进的轮轴，对西方社会固有的知识垄断无异一声惊雷，影响波及今日。
由于纸张的普及和印刷术的进展，普通人接触《圣经》的机会大大增多，修道院通过解经垄断知识的意图被迫搁浅。而在抄书匠行会的辖制范围之外（例如德国），机器印刷《圣经》也破除了大部头书籍价格高昂的难题，使抄书匠行会的垄断渐次瓦解。“印刷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欧洲大教堂不占据支配地位的地区，是政治分裂最令人瞩目的地区——意大利和德国。” 印刷媒介的非集中化的媒介偏向利用并加大了地区之间的不均衡，最终导致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
乍看之下，纸与印刷术的传播瓦解了旧有的知识垄断，知识普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正是这场技术革命塑造了新的知识垄断。机械化与商业主义作为新垄断最显著的表征，逐日侵蚀着文明的进程。
“机械化对印刷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寿命短暂的东西日益重要。为了满足更多人的需求，肤浅之物势必成为必需之物，并且被变成艺术。” “新闻纸产量的剧增，使报纸篇幅增加……以配图为主要特征的通俗小报，利用各种低级的耸人听闻手段。” 大量的广告、煽情新闻以及虚假信息的流布，终于在普利策与赫斯特的“战斗”中达到顶峰。
新文明更在意空间上的影响，对时间的承续缺乏关注。《摩登时代》中演绎的标准化、无个性的生活即景每天都在上演。 “口语和手稿的传统开始消逝，人们不再关心社区、伦理、形而上学，而且这些观念都被维持空间偏向的印刷和电子媒介所取代。” 世界在聒噪的大众媒介中成为“一天的世界”（对时间的压缩也是进一步印刷媒介的空间偏向），现代文明成为一个建立在印刷基础上的传播偏向和知识垄断的历史。
正是因此，伊尼斯始终推崇希腊文明中的口头传统，并将之作为医治当代文明的良方。“口头讨论固有的特点是亲自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 无论是苏格拉底喻为助产术的对话（辩论），抑或埃斯库罗斯的戏剧对白，游吟诗人的史诗传统，甚至“收入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伯里克利的悼词”，都体现着口头传统的重要意义。由于从埃及得到的莎草纸数量有限，石头本身具有局限性，加之缺少统一的文字，希腊文明的口语传统得到保护。围绕着单一的口头传统，知识垄断无法建立。希腊文明中时间与空间的问题也通过改革得到了解决。“梭伦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空间和几何有关的问题，克莱赛尼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与贸易、时间和算术有关的问题。” 伊尼斯的本意断然不是要求当代文明重回希腊情境，而是寻求一种当代文明的希腊情结，即对口头传统和时间问题的关注。只有注重口头传统，关注时间承续，冰冷、机械化的工业社会才可能遏制对空间的过度重视。凯瑞将伊尼斯对古希腊的推崇视作对当代社会公共领域的关注 ，可谓洞烛幽微。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传播观画上了富于现实关怀的注脚。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两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帝国与传播》钩沉史料所表达的主题大抵如此。如何通过传播媒介的偏向审视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识垄断的流毒，才是伊尼斯试图归结的要旨。
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伊尼斯错过了热衷财富、权力、生产力的网络时代。在这个时代，对话、伦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些对抗现代技术的力量更见稀薄，新技术造就的知识垄断始终强烈。自我至上成为新兴的宗教准则，国家之间对空间的争夺也意犹未尽。电子媒介的空间偏向正被日益扩大，商业主义和知识工业成为垄断的新标签。
在当代文明的危机中，时间被破坏了，通向传统的权力丧失了。所幸我们还有伊尼斯这样的学人，言犹在耳，心存惴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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