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法西斯——记莱妮·里芬斯塔尔（by松卿竹友）
书写任何一种纪录片史，只要是力求完整的，那就无法落掉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名字，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人物：在里芬斯塔尔之前，政治纪录片仅仅是泛泛组合起来的新闻简报；在里芬斯塔尔之后，它成了艺术！这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但这恐怕是里芬斯塔尔本人所不愿意接受的。在墓志铭上，这个美丽的德国女人或许只愿意写明自己是一个舞者、电影明星、摄影师、作家，可惜这却办不到。因为世界永远无法忘记她为纳粹德国拍摄的那两部电影，《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
艺术之星
1902年8月22日，莱妮·里芬斯塔尔降生于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阿尔弗雷德·里芬斯塔尔经营着一家生产暖气和通风设备的工厂，母亲贝尔塔是工程师之女。还在怀着孩子的时候，贝尔塔夫人就悄悄向上帝祈祷：“请赐我一个美丽的女儿，并保佑她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母亲如愿了。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莱妮继承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的特点，对生活充满求知欲与激情。她喜欢读书，看戏，写作，还酷爱运动，如游泳、滑雪、骑马等。在中学里，莱妮学得最好的课程是数学、绘画和体育，但历史和音乐比较差。
16岁那年，从中学毕业的莱妮迷上了跳舞，她不顾父亲反对，努力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并崭露头角。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在前往捷克布拉格的巡回演出中，莱妮膝盖严重受伤，从此不得不逐渐远离舞蹈事业。不久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电影《命运之山》，被深深吸引，于是大胆地向范克毛遂自荐，转而迈入了电影界。1926年，范克为莱妮量身打作的电影《圣山》大获成功，在这部范克“高山电影”风格的代表作中，莱妮不仅是女主演，还在影片拍摄后期因范克回制作公司述职而担当了临时导演一职。这对一个初涉电影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莱妮凭借她的坚毅和艺术天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临危受命的工作。而这次机缘凑巧，亦大大地激发了莱妮对于电影的深层热情。她不再满足于单纯作一个演员，而是要像范克那样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从1930年到1932年，莱妮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构思、编剧、筹资、创组，直至拍摄和制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蓝光》。1932年3月24日，《蓝光》在柏林乌发电影院上映，广博好评。几个月后，《蓝光》获得了首届威尼斯电影节银奖。昔日的“舞台美女”莱妮·里芬斯塔尔，成为了“著名电影人”莱妮·里芬斯塔尔。
在《蓝光》中，莱妮讲述了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富有个性的山区姑娘容塔，因为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向往完美，遭到了世俗者的迫害，最终自我毁灭。今天来看，《蓝光》几乎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个人命运的预言。而在当时，这部电影确实也改变了她的命运。
意志的胜利
就在里芬斯塔尔全身心投入她已经深深热爱的电影事业时，整个德国社会正处于不平静之中。这是一场剧变的前夕，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在德意志的大街小巷被热情传颂着。就连自称并不关心政治的里芬斯塔尔也不由受到了某种感染，于是在1932年初的一天，她专门去听了这个人在柏林体育场的公开演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里芬斯塔尔这样描述当时在现场的感受：“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到震动。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尽管他在演讲中我有很多方面听不懂，但我还是被他的演讲吸引住了，他的话犹如猛烈的连珠炮火劈头盖脑地落到了听众的头上，在场的人完全被这个人迷住了。”“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也是里芬斯塔尔第一次见到希特勒。
柏林体育场演讲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芬斯塔尔仍然抑制不住对希特勒的强烈好奇。一向敢想敢为的她给纳粹党元首写了一封求见信，出乎意料，信很快就有了回音，希特勒接见了里芬斯塔尔，此时她才知道，这个大人物早已是她的影迷，尤其欣赏《蓝光》，“一位年轻女性不顾电影业的反对声和意愿，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实在是不同寻常。”而在近距离观察了希特勒之后，里芬斯塔尔的印象是“没有任何架子，完全像一个普通人，很谦虚的人”。自此以后，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同希特勒、以及戈培尔等纳粹党高层的交往，直到他们上台执政。
1933年，希特勒不顾戈培尔等人的反对，委托里芬斯塔尔为纽伦堡党代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信仰的胜利》。这也是希特勒一生无数出乎寻常的决定中的一个。虽然里芬斯塔尔对此并不十分情愿，戈培尔又在拍摄过程中处处作梗，这部一个多小时的新闻片还是因为出色的编辑和配乐而取得不错的效果。希特勒很是满意。到了1934年，他再次“委托”里芬斯塔尔前往纽伦堡拍摄纳粹党代会。这一回，她拥有了希特勒“御赐”的“尚方宝剑”：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和特权。
里芬斯塔尔组建起了一支多达170人的摄制队伍，光摄影师就有18位，每位摄影师还专门配备一个助手。著名摄影师泽普·阿盖尔及瓦尔特·弗伦茨都在其中。在纽伦堡的拍摄期间，里芬斯塔尔天才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感觉得以淋漓展现。也是在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确实具有拍摄新闻纪录片的天赋”。这在空间的运用上尤为明显，为了使影片“富有动感”，里芬斯塔尔大量使用滑动轨道，动态掌握拍摄效果。比如录制希特勒在广场给“希特勒青年团”作报告的场景时，她便在演讲台四周设置环形滑轨，使摄影师们能够围绕希特勒自如地调焦和选取角度，镜头中的人物形象顿时生动起来。到了大检阅的场面，里芬斯塔尔专门在40米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升降电梯。帮助摄影师取到了完美的“鸟瞰”镜头。细心的观众在片中还可以发现这个别出心裁的装置。另外，如何突出希特勒的地位，是里芬斯塔尔在片中始终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她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黄金分割”构图，巧妙地夸大了希特勒在画面中占据的位置，使周围的群众都自然成为“陪衬”。希特勒的影像，由此具有了一种神圣化的气质。作为女性导演，里芬斯塔尔也没有因为“宏大叙事”而丢弃自身的性别特点，例如在表现纳粹青年们“朝气蓬勃”的文体生活、民众与“元首”的互动，特别是女人们的崇拜之情这些方面，镜头都透露出一种男导演所很难实现的细腻感，为整片的凝重气氛增加了不少调剂，并让场景变得可信。希特勒自己在解释为何选中里芬斯塔尔来负责这项工作时说：“我不希望党代会纪录片索然无味，或者成为新闻简报，我想要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从这一点说，里芬斯塔尔完全没有辜负“元首”的期望。
摄制组到结束时总共拍摄了13万米长的胶片，里芬斯塔尔用了几个月时间，亲手从其中编辑出了3000米。为此她平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由于认为拍摄出来的效果不好，里芬斯塔尔去掉了大多数国防军训练的镜头。这还导致希特勒第一次对电影创作进行了干预，但他却没有成功。对于里芬斯塔尔而言，如果说还有什么能高于“元首”的，那就只有自己的电影艺术了。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里芬斯塔尔偏于绝对的美学思想，她不能容忍任何“不美”在她的电影中存在。在这个标准下，里芬斯塔尔还删掉了“妇女代表大会”的画面，因为她嫌那些纳粹女党徒没几个长得好看。
1935年初，影片制作完成，制片人斯文·诺丹为其定名《意志的胜利》。3月28日，《意志的胜利》在乌发电影院举行了首映礼，纳粹党上层人物几乎全部出席。反响是惊人的，直至影片结束后十几分钟里，掌声没有停止过。希特勒特意走到里芬斯塔尔面前，向她献上一束丁香。而这时的里芬斯塔尔，差不多快累得昏厥过去了。
从电影的意义上而言，《意志的胜利》是无可挑剔的。里芬斯塔尔在自然与刻意之间寻求到了完美的平衡，前所未有地赋予纪录片一种连故事片也无法企及的“意识力”。纳粹主义思想在片中物化成了具体的、活泼的、盛大的和庄严的图像，希特勒则被创造成了“救世主”。而这一切都不是生硬的说教，乃是通过艺术之美来征服银幕前的观众。就连向来对里芬斯塔尔心怀芥蒂的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影片将意识形态的宣传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那个时期，枯燥的纳粹电影在影院里经常遭受观众大喝倒彩的命运，《意志的胜利》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仍然对“一战”战败怀有耻辱心理的德国民众仿佛在片中看到了“希望”。该片先后荣获德国国家电影奖和威尼斯展览会电影金奖。墨索里尼在观看了《意志的胜利》后还曾想邀请里芬斯塔尔也为他拍摄一部政治纪录片。特别地，在当时与德国关系对立的法国举办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意志的胜利》也获得了金奖。法国总理达拉第亲自为里芬斯塔尔颁奖。也许浪漫的法国人只是将《意志的胜利》看作一部优秀的电影，但是在更多人眼里，因为这部影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彻底地与纳粹主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欧洲的许多媒体从此开始以“第三帝国的电影天使”称呼她了。
这多少令里芬斯塔尔有些烦恼，不过对于电影成功的自豪之情还是压倒了一切。她自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名字就叫“党代会电影公司”。
奥林匹亚
《意志的胜利》之后，饱受其苦的里芬斯塔尔曾发誓绝不再拍摄政治纪录片。她仅仅为了对删掉国防军镜头做出补偿，专门为他们拍摄了一部20分钟的短片《自由之日》。但此时她拍摄纪录片的才能已是盛名在外。1935年，国际奥委会专程找来，诚邀她为一年后的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是个史无前例的要求，里芬斯塔尔征询了很多行内人士的意见，大家众口一辞，认为不可能完成，劝她拒绝。这本也是里芬斯塔尔最初的意愿，但众人如此反应，倒惹起了她专好迎接挑战的个性。不久，她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
虽然奥运会纪录片是奥委会给里芬斯塔尔的委托，又是一部“体育纪录片”。但在当时的“第三帝国”，一切都是政治。戈培尔召见了里芬斯塔尔，破天荒地表示要为影片提供支持，因为在他看来，这正是宣传纳粹德国的好机会。他还要求里芬斯塔尔在对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要宣称是他委托她摄制这部电影的。1935年12月，里芬斯塔尔为拍摄奥运会纪录片专门成立了“奥林匹亚电影公司”。1936年8月1日，柏林奥运会开幕。
仅从规模上而言，奥运会已可相当于好几个纽伦堡党代会之和：全部比赛就有130多场，再加上圣火采集、火炬接力、开幕式和闭幕式、奥运村的生活等重要活动，在30年代面对这样庞大的拍摄对象，摄制难度可想而知。这一回，里芬斯塔尔可称是调动起了她的全部“纪录片天赋”。不少“纽伦堡经验”得到了继承，如拍摄赛跑和投掷项目时就使用了同步滑轨，这甚至成为开创的模式，为后人所仿。挖掘拍摄坑是里芬斯塔尔的又一个创新，这被应用到了跳高和跳远等项目，摄像师在坑中向上仰拍运动员的动作。不少评论者都认为这是里芬斯塔尔在利用技巧“美化”运动员，但她事后自述这个设计的初衷只是为了使拍摄不影响到运动员的比赛。为了取到主体育场的全景，里芬斯塔尔还把摄像机绑到气球上放飞，使其在空中拍摄。气球的降落无法控制，她就在柏林全市悬赏回收气球，结果一个不少。
拍摄体育比赛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赛事的瞬息万变，结果不可预知，要想准确捕捉焦点，需要摄制人员敏锐和及时的运动能力。简单说，就是在体育场里不停地跑来跑去，并且控制好摄像机。幸亏里芬斯塔尔做事缜密，在奥运会开始前几个月里就对摄像人员进行了特训，到了正式比赛时，这支队伍面对各种情况应付自如。与柏林奥运会的“亲密接触”也使里芬斯塔尔自然地成为了这届盛会不少历史的见证者。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因独得4枚金牌而成为本届奥运会的传奇，后来传出了希特勒出于种族歧视而拒绝同欧文斯握手的说法。但里芬斯塔尔在她的回忆录里透露，实际情况是赛事第一天希特勒“违规”接见当日的金牌选手，而被奥委会取消了他同运动员握手这一仪式。
8月16日，奥运会闭幕。里芬斯塔尔的拍摄随之结束，她打破了自己在纽伦堡的“纪录”，这回的胶片长达40万米。还在构思阶段时，里芬斯塔尔就已经想好，整部影片要4个小时长，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下她需要至少一年的编辑时间。
戈培尔故态复萌，在制作后期又开始对里芬斯塔尔进行刁难。这时她与希特勒的“友谊”再次帮了大忙。“元首”下令，让里芬斯塔尔直接接受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领导，从而绕开了戈培尔和宣传部。历经将近两年的时间，奥运会纪录片终于制作完成，定名为《奥林匹亚》，影片分为上下两集：《人民的节日》和《美的节日》。里芬斯塔尔长期合作的音乐家赫伯特·温特为影片作曲。1938年，在里芬斯塔尔的请求下，希特勒同意了将他的生日即4月20日作为《奥林匹亚》的首映日。影片取得了和《意志的胜利》一样的成功，或者说更大的成功，荣获德国电影奖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从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归来后，还给里芬斯塔尔带回了斯大林的亲笔信，苏维埃领袖在信中表达了对《奥林匹亚》的赞赏。
里芬斯塔尔携《奥林匹亚》巡演欧洲，所到之处，赞美声不绝于耳。11月，她出访美国，会见了沃尔特·迪斯尼和汽车大王福特，然而由于“反纳粹同盟”的抵制，里芬斯塔尔在美利坚感受到的更多是尴尬。像《奥林匹亚》在好莱坞的试映，也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地下方式。有不少电影人甘冒舆论指责的危险，在灯光熄灭后偷偷溜进来观看。《洛杉矶时报》写下这样的影评：“这部电影在摄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电影的新纪元，和有关流言相反的是它根本没有任何宣传内容，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作用远远胜过其宣传的内容。”尽管如此，里芬斯塔尔在美国还是没有找到《奥林匹亚》的放映商。这恰恰是她的电影日后际遇的缩影：人们无法抵挡影片的魅力，却也不忘记保持距离。
《奥林匹亚》在宏观上展现了奥运会承自古代传统的仪式感，在微观上则把握住了运动员的人体与精神结合之美，若是单纯地讲，这只是一部体育纪录片杰作。但时代背景使其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因素。最受争议的就是开头那古典主义式的序幕，那也是里芬斯塔尔策划影片时的最初灵感：“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废墟慢慢地从成团的云霭中隐现出来，然后一路途经希腊神庙和许多立体雕像，如阿喀琉斯、阿芙罗狄德、阿波罗和帕里斯，然后画面上出现了掷铁饼者的塑像，我梦想他如何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接着所有塑像都在神庙中翩翩起舞，火炬点燃了圣火，从古希腊传达到大都市柏林，这是一座从古代到现代的桥梁。”纳粹将这个序幕与“优等种族”理论联系起来，不过在里芬斯塔尔看来，那只是一组梦幻般的镜头而已，是她所期望的“美”。
争议余生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里芬斯塔尔处于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无条件信任之中。她固执地认为德国进攻波兰一定有“正当的理由”，并且主动组织了一个摄影小组，前往波兰前线拍摄战争纪录片，以示报国之意。然而，战场上残酷的现实令她受到了极大冲击，热情消退了。因为要阻止一群德国士兵枪杀波兰平民，她差点儿被他们打死。在波兰待了没几天，里芬斯塔尔便返回了德国。从此开始刻意回避与纳粹的联系。整个“二战”期间，她罕见地没有参与任何宣传片的拍摄，只是创作了一部故事片《低地》。这部影片在战后也成了她的“罪状”之一，因为有人指控她从集中营里调来一些吉卜赛人作为群众演员。里芬斯塔尔对此矢口否认，最后的诉讼也不了了之。
“二战”结束，里芬斯塔尔被定性为“纳粹同情者”，遭受了几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她发现自己已被联邦德国电影界抛弃，作品被禁映，工作权力被剥夺，生活也变得窘困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母亲贝尔塔不得不寄居在一个朋友家的小房间里，同时打着各种各样的官司。直到5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政治气氛松动后，她的境况才有所好转，可以重新接触电影工作。1955年，由于读了海明威的小说《非洲的青山》，率性的里芬斯塔尔对非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亲身前往考察，和当地土著努巴人结下了特殊的友谊，并拍下大量照片。72岁高龄时，里芬斯塔尔又学习了潜水，还发展了深海水下摄影的爱好。她不再有电影作品问世，却出版了很多有关非洲和深海景物的摄影集，从此挂上了“摄影家”的头衔。
1987年，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问世，为有关自己的种种争议进行了“辩护”，她抗议世人：“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不过，她却并不讳言当年同希特勒的友情和对他的崇拜。1993年，德国导演雷·穆勒为这位纪录片大师本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
在对普通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方面，莱妮·里芬斯塔尔这位女强人并不算失败，至少是丰富的，婚姻和爱情，她都享受过。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她与希特勒之间的“故事”。莱妮在回忆录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希特勒只对她流露过一次好感，而且还是含蓄的。
2003年，在庆祝完自己101岁生日两个礼拜之后，莱妮·里芬斯塔尔在慕尼黑郊区的寓所中平静地去世。
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无疑是革命性的。在技术上，她拓宽了拍摄的广度和深度，留给后来者不可逾越的影响；而在艺术理念上，她使真实场景的“被创作”实现可能，纪录片成为武器。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里芬斯塔尔与纳粹划上等号，只能说，她的惟美主义与纳粹的极权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正像卡尔·波普尔在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分析的那样，惟美论与极权主义一脉相承。民主思想是尊重自然态的存在，而极权主义则是预设一个“美”的标准，然后强迫所有人和事物都达到它，为此甚至不惜手段。里芬斯塔尔大概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在片场对哪怕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也要十全十美的执着追求，在本质上的关联，可以类比纳粹诸如“种族净化”这样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最为直率：“里芬斯塔尔宁愿选择美，哪怕这种美伤天害理。”
或许，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太复杂了，全部的过错可能仅仅在于她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是不允许犯错误的”（里芬斯塔尔语）。
艺术之星
1902年8月22日，莱妮·里芬斯塔尔降生于柏林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阿尔弗雷德·里芬斯塔尔经营着一家生产暖气和通风设备的工厂，母亲贝尔塔是工程师之女。还在怀着孩子的时候，贝尔塔夫人就悄悄向上帝祈祷：“请赐我一个美丽的女儿，并保佑她成为一个著名的演员。”母亲如愿了。童年和少女时代的莱妮继承了父亲阿尔弗雷德的特点，对生活充满求知欲与激情。她喜欢读书，看戏，写作，还酷爱运动，如游泳、滑雪、骑马等。在中学里，莱妮学得最好的课程是数学、绘画和体育，但历史和音乐比较差。
16岁那年，从中学毕业的莱妮迷上了跳舞，她不顾父亲反对，努力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并崭露头角。可惜好景不长，1924年，在前往捷克布拉格的巡回演出中，莱妮膝盖严重受伤，从此不得不逐渐远离舞蹈事业。不久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阿诺德·范克博士导演的电影《命运之山》，被深深吸引，于是大胆地向范克毛遂自荐，转而迈入了电影界。1926年，范克为莱妮量身打作的电影《圣山》大获成功，在这部范克“高山电影”风格的代表作中，莱妮不仅是女主演，还在影片拍摄后期因范克回制作公司述职而担当了临时导演一职。这对一个初涉电影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莱妮凭借她的坚毅和艺术天赋，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临危受命的工作。而这次机缘凑巧，亦大大地激发了莱妮对于电影的深层热情。她不再满足于单纯作一个演员，而是要像范克那样创作属于自己的电影。从1930年到1932年，莱妮克服了重重困难，从构思、编剧、筹资、创组，直至拍摄和制作，最终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蓝光》。1932年3月24日，《蓝光》在柏林乌发电影院上映，广博好评。几个月后，《蓝光》获得了首届威尼斯电影节银奖。昔日的“舞台美女”莱妮·里芬斯塔尔，成为了“著名电影人”莱妮·里芬斯塔尔。
在《蓝光》中，莱妮讲述了这样一个悲伤的故事：富有个性的山区姑娘容塔，因为坚持自己的特立独行和向往完美，遭到了世俗者的迫害，最终自我毁灭。今天来看，《蓝光》几乎就是莱妮·里芬斯塔尔个人命运的预言。而在当时，这部电影确实也改变了她的命运。
意志的胜利
就在里芬斯塔尔全身心投入她已经深深热爱的电影事业时，整个德国社会正处于不平静之中。这是一场剧变的前夕，一个人的名字已经在德意志的大街小巷被热情传颂着。就连自称并不关心政治的里芬斯塔尔也不由受到了某种感染，于是在1932年初的一天，她专门去听了这个人在柏林体育场的公开演讲。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里芬斯塔尔这样描述当时在现场的感受：“我似乎觉得我面前的地球表面如同半个圆球在慢慢伸展开来，它中间突然断裂开，一股巨大的水流从里面喷射出来，喷射的强度足以使水流直冲上天，并使地球受到震动。我的精神完全麻木了，尽管他在演讲中我有很多方面听不懂，但我还是被他的演讲吸引住了，他的话犹如猛烈的连珠炮火劈头盖脑地落到了听众的头上，在场的人完全被这个人迷住了。”“这个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也是里芬斯塔尔第一次见到希特勒。
柏林体育场演讲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里芬斯塔尔仍然抑制不住对希特勒的强烈好奇。一向敢想敢为的她给纳粹党元首写了一封求见信，出乎意料，信很快就有了回音，希特勒接见了里芬斯塔尔，此时她才知道，这个大人物早已是她的影迷，尤其欣赏《蓝光》，“一位年轻女性不顾电影业的反对声和意愿，成功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实在是不同寻常。”而在近距离观察了希特勒之后，里芬斯塔尔的印象是“没有任何架子，完全像一个普通人，很谦虚的人”。自此以后，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同希特勒、以及戈培尔等纳粹党高层的交往，直到他们上台执政。
1933年，希特勒不顾戈培尔等人的反对，委托里芬斯塔尔为纽伦堡党代会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信仰的胜利》。这也是希特勒一生无数出乎寻常的决定中的一个。虽然里芬斯塔尔对此并不十分情愿，戈培尔又在拍摄过程中处处作梗，这部一个多小时的新闻片还是因为出色的编辑和配乐而取得不错的效果。希特勒很是满意。到了1934年，他再次“委托”里芬斯塔尔前往纽伦堡拍摄纳粹党代会。这一回，她拥有了希特勒“御赐”的“尚方宝剑”：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和特权。
里芬斯塔尔组建起了一支多达170人的摄制队伍，光摄影师就有18位，每位摄影师还专门配备一个助手。著名摄影师泽普·阿盖尔及瓦尔特·弗伦茨都在其中。在纽伦堡的拍摄期间，里芬斯塔尔天才的组织能力和艺术感觉得以淋漓展现。也是在这时，她才发现自己“确实具有拍摄新闻纪录片的天赋”。这在空间的运用上尤为明显，为了使影片“富有动感”，里芬斯塔尔大量使用滑动轨道，动态掌握拍摄效果。比如录制希特勒在广场给“希特勒青年团”作报告的场景时，她便在演讲台四周设置环形滑轨，使摄影师们能够围绕希特勒自如地调焦和选取角度，镜头中的人物形象顿时生动起来。到了大检阅的场面，里芬斯塔尔专门在40米高的旗杆上安装了一个升降电梯。帮助摄影师取到了完美的“鸟瞰”镜头。细心的观众在片中还可以发现这个别出心裁的装置。另外，如何突出希特勒的地位，是里芬斯塔尔在片中始终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她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黄金分割”构图，巧妙地夸大了希特勒在画面中占据的位置，使周围的群众都自然成为“陪衬”。希特勒的影像，由此具有了一种神圣化的气质。作为女性导演，里芬斯塔尔也没有因为“宏大叙事”而丢弃自身的性别特点，例如在表现纳粹青年们“朝气蓬勃”的文体生活、民众与“元首”的互动，特别是女人们的崇拜之情这些方面，镜头都透露出一种男导演所很难实现的细腻感，为整片的凝重气氛增加了不少调剂，并让场景变得可信。希特勒自己在解释为何选中里芬斯塔尔来负责这项工作时说：“我不希望党代会纪录片索然无味，或者成为新闻简报，我想要一部富有艺术性的纪录片。”从这一点说，里芬斯塔尔完全没有辜负“元首”的期望。
摄制组到结束时总共拍摄了13万米长的胶片，里芬斯塔尔用了几个月时间，亲手从其中编辑出了3000米。为此她平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由于认为拍摄出来的效果不好，里芬斯塔尔去掉了大多数国防军训练的镜头。这还导致希特勒第一次对电影创作进行了干预，但他却没有成功。对于里芬斯塔尔而言，如果说还有什么能高于“元首”的，那就只有自己的电影艺术了。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里芬斯塔尔偏于绝对的美学思想，她不能容忍任何“不美”在她的电影中存在。在这个标准下，里芬斯塔尔还删掉了“妇女代表大会”的画面，因为她嫌那些纳粹女党徒没几个长得好看。
1935年初，影片制作完成，制片人斯文·诺丹为其定名《意志的胜利》。3月28日，《意志的胜利》在乌发电影院举行了首映礼，纳粹党上层人物几乎全部出席。反响是惊人的，直至影片结束后十几分钟里，掌声没有停止过。希特勒特意走到里芬斯塔尔面前，向她献上一束丁香。而这时的里芬斯塔尔，差不多快累得昏厥过去了。
从电影的意义上而言，《意志的胜利》是无可挑剔的。里芬斯塔尔在自然与刻意之间寻求到了完美的平衡，前所未有地赋予纪录片一种连故事片也无法企及的“意识力”。纳粹主义思想在片中物化成了具体的、活泼的、盛大的和庄严的图像，希特勒则被创造成了“救世主”。而这一切都不是生硬的说教，乃是通过艺术之美来征服银幕前的观众。就连向来对里芬斯塔尔心怀芥蒂的戈培尔也不得不承认“影片将意识形态的宣传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那个时期，枯燥的纳粹电影在影院里经常遭受观众大喝倒彩的命运，《意志的胜利》却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仍然对“一战”战败怀有耻辱心理的德国民众仿佛在片中看到了“希望”。该片先后荣获德国国家电影奖和威尼斯展览会电影金奖。墨索里尼在观看了《意志的胜利》后还曾想邀请里芬斯塔尔也为他拍摄一部政治纪录片。特别地，在当时与德国关系对立的法国举办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意志的胜利》也获得了金奖。法国总理达拉第亲自为里芬斯塔尔颁奖。也许浪漫的法国人只是将《意志的胜利》看作一部优秀的电影，但是在更多人眼里，因为这部影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彻底地与纳粹主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欧洲的许多媒体从此开始以“第三帝国的电影天使”称呼她了。
这多少令里芬斯塔尔有些烦恼，不过对于电影成功的自豪之情还是压倒了一切。她自办过一家电影公司，名字就叫“党代会电影公司”。
奥林匹亚
《意志的胜利》之后，饱受其苦的里芬斯塔尔曾发誓绝不再拍摄政治纪录片。她仅仅为了对删掉国防军镜头做出补偿，专门为他们拍摄了一部20分钟的短片《自由之日》。但此时她拍摄纪录片的才能已是盛名在外。1935年，国际奥委会专程找来，诚邀她为一年后的柏林奥运会拍摄纪录片。这是个史无前例的要求，里芬斯塔尔征询了很多行内人士的意见，大家众口一辞，认为不可能完成，劝她拒绝。这本也是里芬斯塔尔最初的意愿，但众人如此反应，倒惹起了她专好迎接挑战的个性。不久，她接受了国际奥委会的邀请。
虽然奥运会纪录片是奥委会给里芬斯塔尔的委托，又是一部“体育纪录片”。但在当时的“第三帝国”，一切都是政治。戈培尔召见了里芬斯塔尔，破天荒地表示要为影片提供支持，因为在他看来，这正是宣传纳粹德国的好机会。他还要求里芬斯塔尔在对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要宣称是他委托她摄制这部电影的。1935年12月，里芬斯塔尔为拍摄奥运会纪录片专门成立了“奥林匹亚电影公司”。1936年8月1日，柏林奥运会开幕。
仅从规模上而言，奥运会已可相当于好几个纽伦堡党代会之和：全部比赛就有130多场，再加上圣火采集、火炬接力、开幕式和闭幕式、奥运村的生活等重要活动，在30年代面对这样庞大的拍摄对象，摄制难度可想而知。这一回，里芬斯塔尔可称是调动起了她的全部“纪录片天赋”。不少“纽伦堡经验”得到了继承，如拍摄赛跑和投掷项目时就使用了同步滑轨，这甚至成为开创的模式，为后人所仿。挖掘拍摄坑是里芬斯塔尔的又一个创新，这被应用到了跳高和跳远等项目，摄像师在坑中向上仰拍运动员的动作。不少评论者都认为这是里芬斯塔尔在利用技巧“美化”运动员，但她事后自述这个设计的初衷只是为了使拍摄不影响到运动员的比赛。为了取到主体育场的全景，里芬斯塔尔还把摄像机绑到气球上放飞，使其在空中拍摄。气球的降落无法控制，她就在柏林全市悬赏回收气球，结果一个不少。
拍摄体育比赛最大的难点就在于赛事的瞬息万变，结果不可预知，要想准确捕捉焦点，需要摄制人员敏锐和及时的运动能力。简单说，就是在体育场里不停地跑来跑去，并且控制好摄像机。幸亏里芬斯塔尔做事缜密，在奥运会开始前几个月里就对摄像人员进行了特训，到了正式比赛时，这支队伍面对各种情况应付自如。与柏林奥运会的“亲密接触”也使里芬斯塔尔自然地成为了这届盛会不少历史的见证者。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因独得4枚金牌而成为本届奥运会的传奇，后来传出了希特勒出于种族歧视而拒绝同欧文斯握手的说法。但里芬斯塔尔在她的回忆录里透露，实际情况是赛事第一天希特勒“违规”接见当日的金牌选手，而被奥委会取消了他同运动员握手这一仪式。
8月16日，奥运会闭幕。里芬斯塔尔的拍摄随之结束，她打破了自己在纽伦堡的“纪录”，这回的胶片长达40万米。还在构思阶段时，里芬斯塔尔就已经想好，整部影片要4个小时长，分为上下两个部分。这下她需要至少一年的编辑时间。
戈培尔故态复萌，在制作后期又开始对里芬斯塔尔进行刁难。这时她与希特勒的“友谊”再次帮了大忙。“元首”下令，让里芬斯塔尔直接接受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的领导，从而绕开了戈培尔和宣传部。历经将近两年的时间，奥运会纪录片终于制作完成，定名为《奥林匹亚》，影片分为上下两集：《人民的节日》和《美的节日》。里芬斯塔尔长期合作的音乐家赫伯特·温特为影片作曲。1938年，在里芬斯塔尔的请求下，希特勒同意了将他的生日即4月20日作为《奥林匹亚》的首映日。影片取得了和《意志的胜利》一样的成功，或者说更大的成功，荣获德国电影奖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在从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归来后，还给里芬斯塔尔带回了斯大林的亲笔信，苏维埃领袖在信中表达了对《奥林匹亚》的赞赏。
里芬斯塔尔携《奥林匹亚》巡演欧洲，所到之处，赞美声不绝于耳。11月，她出访美国，会见了沃尔特·迪斯尼和汽车大王福特，然而由于“反纳粹同盟”的抵制，里芬斯塔尔在美利坚感受到的更多是尴尬。像《奥林匹亚》在好莱坞的试映，也只能选择小范围的地下方式。有不少电影人甘冒舆论指责的危险，在灯光熄灭后偷偷溜进来观看。《洛杉矶时报》写下这样的影评：“这部电影在摄影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开创了电影的新纪元，和有关流言相反的是它根本没有任何宣传内容，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它的作用远远胜过其宣传的内容。”尽管如此，里芬斯塔尔在美国还是没有找到《奥林匹亚》的放映商。这恰恰是她的电影日后际遇的缩影：人们无法抵挡影片的魅力，却也不忘记保持距离。
《奥林匹亚》在宏观上展现了奥运会承自古代传统的仪式感，在微观上则把握住了运动员的人体与精神结合之美，若是单纯地讲，这只是一部体育纪录片杰作。但时代背景使其无可避免地沾染上政治因素。最受争议的就是开头那古典主义式的序幕，那也是里芬斯塔尔策划影片时的最初灵感：“古老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的废墟慢慢地从成团的云霭中隐现出来，然后一路途经希腊神庙和许多立体雕像，如阿喀琉斯、阿芙罗狄德、阿波罗和帕里斯，然后画面上出现了掷铁饼者的塑像，我梦想他如何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接着所有塑像都在神庙中翩翩起舞，火炬点燃了圣火，从古希腊传达到大都市柏林，这是一座从古代到现代的桥梁。”纳粹将这个序幕与“优等种族”理论联系起来，不过在里芬斯塔尔看来，那只是一组梦幻般的镜头而已，是她所期望的“美”。
争议余生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拉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里芬斯塔尔处于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无条件信任之中。她固执地认为德国进攻波兰一定有“正当的理由”，并且主动组织了一个摄影小组，前往波兰前线拍摄战争纪录片，以示报国之意。然而，战场上残酷的现实令她受到了极大冲击，热情消退了。因为要阻止一群德国士兵枪杀波兰平民，她差点儿被他们打死。在波兰待了没几天，里芬斯塔尔便返回了德国。从此开始刻意回避与纳粹的联系。整个“二战”期间，她罕见地没有参与任何宣传片的拍摄，只是创作了一部故事片《低地》。这部影片在战后也成了她的“罪状”之一，因为有人指控她从集中营里调来一些吉卜赛人作为群众演员。里芬斯塔尔对此矢口否认，最后的诉讼也不了了之。
“二战”结束，里芬斯塔尔被定性为“纳粹同情者”，遭受了几年牢狱之灾。出狱后她发现自己已被联邦德国电影界抛弃，作品被禁映，工作权力被剥夺，生活也变得窘困起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和母亲贝尔塔不得不寄居在一个朋友家的小房间里，同时打着各种各样的官司。直到50年代初期，联邦德国政治气氛松动后，她的境况才有所好转，可以重新接触电影工作。1955年，由于读了海明威的小说《非洲的青山》，率性的里芬斯塔尔对非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亲身前往考察，和当地土著努巴人结下了特殊的友谊，并拍下大量照片。72岁高龄时，里芬斯塔尔又学习了潜水，还发展了深海水下摄影的爱好。她不再有电影作品问世，却出版了很多有关非洲和深海景物的摄影集，从此挂上了“摄影家”的头衔。
1987年，莱妮·里芬斯塔尔的回忆录问世，为有关自己的种种争议进行了“辩护”，她抗议世人：“不要因为我为希特勒工作了7个月而否定我的一生！”不过，她却并不讳言当年同希特勒的友情和对他的崇拜。1993年，德国导演雷·穆勒为这位纪录片大师本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莱妮·里芬斯塔尔：壮观而可怕的一生》。
在对普通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感方面，莱妮·里芬斯塔尔这位女强人并不算失败，至少是丰富的，婚姻和爱情，她都享受过。当然，人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她与希特勒之间的“故事”。莱妮在回忆录里回答了这个问题：希特勒只对她流露过一次好感，而且还是含蓄的。
2003年，在庆祝完自己101岁生日两个礼拜之后，莱妮·里芬斯塔尔在慕尼黑郊区的寓所中平静地去世。
莱妮·里芬斯塔尔的电影无疑是革命性的。在技术上，她拓宽了拍摄的广度和深度，留给后来者不可逾越的影响；而在艺术理念上，她使真实场景的“被创作”实现可能，纪录片成为武器。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里芬斯塔尔与纳粹划上等号，只能说，她的惟美主义与纳粹的极权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契合。正像卡尔·波普尔在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所分析的那样，惟美论与极权主义一脉相承。民主思想是尊重自然态的存在，而极权主义则是预设一个“美”的标准，然后强迫所有人和事物都达到它，为此甚至不惜手段。里芬斯塔尔大概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在片场对哪怕一个不起眼的镜头也要十全十美的执着追求，在本质上的关联，可以类比纳粹诸如“种族净化”这样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苏珊·桑塔格的批判最为直率：“里芬斯塔尔宁愿选择美，哪怕这种美伤天害理。”
或许，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太复杂了，全部的过错可能仅仅在于她是一个女人，因为女人“是不允许犯错误的”（里芬斯塔尔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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