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句
頁97，“其實，《遊俠傳》是司馬遷筆法中最為巧妙的作品，其意義在於承認了在那種社會制度不完善的時期，在民間所運行的某種代替政府而施行事實上社會制裁的職能……這是因為畢竟從春秋末直至漢初，是一個憑藉個人能力而自由競爭的時代。”
右第五章《史記》一條。
頁104，“無論怎麼說《漢書》不及《史記》是沒有疑問的。”
右第六章《漢書》。
頁116，“按他本人【司馬遷】的話說，其執掌在於文史星曆，天子也是將其作為倡優蓄之。就像日本的‘話家’那種角色。”
頁126，“他【范曄】連自己的著述也有了自我評論。而且評論得相當詳細，還頗有自吹自擂的地方……雖說自古以來就有自序，而如此自負的自評實屬少見。”
右第七章史漢之後的發展一條。
頁158，“就連錢氏【大昕】這樣公平的人，也如此嫌忌歐陽氏擅自改寫史書的方法，採用《舊唐書》、《舊五代史》的史書編纂主旨，偏好照錄材料方法，因此他才做出了如此的酷評，這是很難讓人接受。”
同頁，自徐無黨開始，“出現了由史書作者或其朋友撰寫自吹自擂書評的現象。”
頁164，“由於當時《【通鑑】釋文》亡佚未出，只有《辨誤》流傳於世，所以《通鑑》注以胡三省最為權威。但是，王鳴盛見到《釋文》，分析了《釋文》與《辨誤》的關係，發現胡三省僅僅舉出《釋文》的弱點，而悄悄地將其中優秀的部分用在了自己的注中（《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舊竹君案，陳援庵肯定看過原本《釋文》、《商榷》兩書，果然《表微》還是裝糊塗。
頁177，黃暘在正統論上的觀點：“宋從北宋開始則不為正統，記宋太祖為‘汴州盜趙匡胤’……這是出於憎惡朱子學，而對宋朝天子也要給予惡評的觀點。”
同頁，敘王夫之不以正統論為意：“作為中國學者這是很罕見的通達之論，可惜在中國人中並不太通行。像正統論那樣的觀點雖說有嫌多餘，但是中國人即便今日仍然為其所束縛，這是了解中國人思想時最應當引起注意的。”
頁181，“康有為說：不應當將此書與《文獻通考》對比，司馬遷以後懂得歷史本義的人只有鄭樵了。”
頁191，《四庫提要》認為，“做解題必須要看原書，而鄭樵是鄉下的窮人，無法見到所有的朝廷秘書，而且又是那種很氣盛的人，以至主張不做解題才是目錄的本意。”
頁197，“清朝一代的考據學源起朱子，乾隆以後則出自王應麟……由於他不直接論事而給出判斷，所以讀他的書時會感到費解，但清朝人正是從這種曖昧的方法中產生了精密的學問。”
右第九章宋代八條。
頁219，“他【楊慎】之所以反對朱子，似乎多少也有些地域性關係。他是蜀人，而蜀是蘇東坡的故鄉，由於朱子不喜歡蘇東坡，所以他在各方面自然地就反對朱子，而這又進而影響到他對宋代學者文人產生了反感。”
右第十章明代一條。
頁242，敘王夫之《宋論》，王以為“古來中國統一時受夷狄侵略，分裂時不受夷狄侵略……這又不僅限於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也持同樣的見解。”舊竹君案，區區也持同樣見解。
頁247，論徐乾學兄弟與亭林：“顧炎武很討嫌乾學靠做學者領袖以博虛名，他還將這種擔心寫了下來。顧炎武大體上是個獨身者，雖然按照中國的習慣有時有妾，但是沒有孩子，因此其晚年時徐氏兄弟曾希望由他們贍養，但顧炎武不但不聽，還盡量不與其接近，最終客死旅途之中。”
頁260，“此人【黃宗羲】站在相信西方曆算的立場，認為以往中國的曆算學是很無聊的。”
頁263，“無論如何，此人【王鳴盛】名譽心很強，著述也是為著流傳於世的目的而盡快寫作。治經史之學也是雖然有誇耀博覽的一方面，但大體是採取了某種程序。治漢學也是，尊重家法，按照合於家法的路數去做學問。”
頁265，“由於趙翼並非王鳴盛那種激動治學的人，所以儘管其學力不及王鳴盛，但畢竟其筆觸機敏，讀起來耐人尋味。而且在其通論中蘊含一種創新的見識，這一點上不妨說是他超出王鳴盛的長處。”
頁266，論錢大昕：“他的研究中沒有牽強的內容。”
頁269，“兩人【戴震、錢大昕】學風的不同，很可能是因為戴震是鄉下出身的學者，錢大昕是出身於江蘇那種文化發展地區的學者。”
頁272，論洪亮吉：“他是個天才文人，寫書本也是粗而快，所以在考證上並非十分綿密……但楊守敬卻批評洪亮吉地理學甚至連模仿顧祖禹都沒做到。”
頁275，“楊守敬在《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的改版序文中說：日本人一面剽竊其疆域沿革圖而作中國的歷史地圖，一面又非難他的地圖粗略，真是豈有此理！他的沿革圖是在不斷改訂、進步的，而日本的圖卻沒有進步。”
頁270，論全祖望未受委託而作碑傳：“但是從中國文化來講，這說明如此借他人之事寫自己的文章的方式，已發展至視其為一種娛樂的地步。”
頁290，論《水經註》戴趙案：“而其起因中趙一清書出版者也有失策的地方，即因為趙一清書出版是在戴震書之後，所以又吸取了先出版的戴震書中的優點，這就給予段玉裁那種戴震派人物以口實。”
頁304，論崔述不為經學“其原因之一，大概因為此人身為鄉下知事，而見不到很多書籍所致吧。”
頁321，“魏源與龔自珍雖有著親密的交往，但他的文章卻沒有龔自珍那種天才的文氣，而多是那種過於激烈的土包子文章……”
頁322，“與魏源文章中那種鄉下的邋遢相反，周濟的文章有著都市人士的洗練。”
頁324，“文廷式生前就說過沈曾植是當時中國史學的第一人。沈曾植因為是個非常懶惰的人所以沒有著述。”舊竹君案我也是個非常懶惰的人。
頁327，“作為中國學問來說進來的史學是最差的……錢大昕以來，中國史向東方史發展的基礎研究，尚未出現有能將其繼承並予以擴大發展的學者。”舊竹君案，陳援庵情何以堪啊。
頁329，“最近，那種僅僅依據以往材料的研究已經變得落後於時代了，而且以西方材料做研究的人又未見出現，目前是史學最衰微的時期。而在沈曾植、柯劭忞沒世之後，能夠繼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看來已經殆盡。”
頁341，“收集古書進行校勘的人，有的在自己一代中破產，有的至子女一代破產……這些藏書家中最晦氣的是張金吾……實在可以說是校勘學的犧牲者。”
頁349，“希望了解清朝掌故的話，可以讀上述之《曉亭雜錄》、《養吉齋叢錄》、《國朝宮史》和這本《石渠餘紀》，還應該參考《郎潛紀聞》。”
右第十二章清代十九條。
頁358，“對於我先著手做的某些研究，後來王國維也進行了研究，而且某些部分在今日還成了王國維的創說。”
頁389，“中國是革命的國家……”
右附錄兩條。
又及，湖南原文稱太平軍為長髮賊，譯者似有說明並將之改為太平軍。讀完後翻檢全書沒看到這條譯註，或是加在文中的說明，如有找出這條說明，則萬分感激。舊竹君案，湖南本身沒有書法而譯者強附會之，可說正符合湖南論《通鑑紀事本末》時引章學誠說“化臭腐為神奇”之例了（頁169）。
再又及，譯後記思路好奇怪。
右第五章《史記》一條。
頁104，“無論怎麼說《漢書》不及《史記》是沒有疑問的。”
右第六章《漢書》。
頁116，“按他本人【司馬遷】的話說，其執掌在於文史星曆，天子也是將其作為倡優蓄之。就像日本的‘話家’那種角色。”
頁126，“他【范曄】連自己的著述也有了自我評論。而且評論得相當詳細，還頗有自吹自擂的地方……雖說自古以來就有自序，而如此自負的自評實屬少見。”
右第七章史漢之後的發展一條。
頁158，“就連錢氏【大昕】這樣公平的人，也如此嫌忌歐陽氏擅自改寫史書的方法，採用《舊唐書》、《舊五代史》的史書編纂主旨，偏好照錄材料方法，因此他才做出了如此的酷評，這是很難讓人接受。”
同頁，自徐無黨開始，“出現了由史書作者或其朋友撰寫自吹自擂書評的現象。”
頁164，“由於當時《【通鑑】釋文》亡佚未出，只有《辨誤》流傳於世，所以《通鑑》注以胡三省最為權威。但是，王鳴盛見到《釋文》，分析了《釋文》與《辨誤》的關係，發現胡三省僅僅舉出《釋文》的弱點，而悄悄地將其中優秀的部分用在了自己的注中（《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舊竹君案，陳援庵肯定看過原本《釋文》、《商榷》兩書，果然《表微》還是裝糊塗。
頁177，黃暘在正統論上的觀點：“宋從北宋開始則不為正統，記宋太祖為‘汴州盜趙匡胤’……這是出於憎惡朱子學，而對宋朝天子也要給予惡評的觀點。”
同頁，敘王夫之不以正統論為意：“作為中國學者這是很罕見的通達之論，可惜在中國人中並不太通行。像正統論那樣的觀點雖說有嫌多餘，但是中國人即便今日仍然為其所束縛，這是了解中國人思想時最應當引起注意的。”
頁181，“康有為說：不應當將此書與《文獻通考》對比，司馬遷以後懂得歷史本義的人只有鄭樵了。”
頁191，《四庫提要》認為，“做解題必須要看原書，而鄭樵是鄉下的窮人，無法見到所有的朝廷秘書，而且又是那種很氣盛的人，以至主張不做解題才是目錄的本意。”
頁197，“清朝一代的考據學源起朱子，乾隆以後則出自王應麟……由於他不直接論事而給出判斷，所以讀他的書時會感到費解，但清朝人正是從這種曖昧的方法中產生了精密的學問。”
右第九章宋代八條。
頁219，“他【楊慎】之所以反對朱子，似乎多少也有些地域性關係。他是蜀人，而蜀是蘇東坡的故鄉，由於朱子不喜歡蘇東坡，所以他在各方面自然地就反對朱子，而這又進而影響到他對宋代學者文人產生了反感。”
右第十章明代一條。
頁242，敘王夫之《宋論》，王以為“古來中國統一時受夷狄侵略，分裂時不受夷狄侵略……這又不僅限於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也持同樣的見解。”舊竹君案，區區也持同樣見解。
頁247，論徐乾學兄弟與亭林：“顧炎武很討嫌乾學靠做學者領袖以博虛名，他還將這種擔心寫了下來。顧炎武大體上是個獨身者，雖然按照中國的習慣有時有妾，但是沒有孩子，因此其晚年時徐氏兄弟曾希望由他們贍養，但顧炎武不但不聽，還盡量不與其接近，最終客死旅途之中。”
頁260，“此人【黃宗羲】站在相信西方曆算的立場，認為以往中國的曆算學是很無聊的。”
頁263，“無論如何，此人【王鳴盛】名譽心很強，著述也是為著流傳於世的目的而盡快寫作。治經史之學也是雖然有誇耀博覽的一方面，但大體是採取了某種程序。治漢學也是，尊重家法，按照合於家法的路數去做學問。”
頁265，“由於趙翼並非王鳴盛那種激動治學的人，所以儘管其學力不及王鳴盛，但畢竟其筆觸機敏，讀起來耐人尋味。而且在其通論中蘊含一種創新的見識，這一點上不妨說是他超出王鳴盛的長處。”
頁266，論錢大昕：“他的研究中沒有牽強的內容。”
頁269，“兩人【戴震、錢大昕】學風的不同，很可能是因為戴震是鄉下出身的學者，錢大昕是出身於江蘇那種文化發展地區的學者。”
頁272，論洪亮吉：“他是個天才文人，寫書本也是粗而快，所以在考證上並非十分綿密……但楊守敬卻批評洪亮吉地理學甚至連模仿顧祖禹都沒做到。”
頁275，“楊守敬在《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的改版序文中說：日本人一面剽竊其疆域沿革圖而作中國的歷史地圖，一面又非難他的地圖粗略，真是豈有此理！他的沿革圖是在不斷改訂、進步的，而日本的圖卻沒有進步。”
頁270，論全祖望未受委託而作碑傳：“但是從中國文化來講，這說明如此借他人之事寫自己的文章的方式，已發展至視其為一種娛樂的地步。”
頁290，論《水經註》戴趙案：“而其起因中趙一清書出版者也有失策的地方，即因為趙一清書出版是在戴震書之後，所以又吸取了先出版的戴震書中的優點，這就給予段玉裁那種戴震派人物以口實。”
頁304，論崔述不為經學“其原因之一，大概因為此人身為鄉下知事，而見不到很多書籍所致吧。”
頁321，“魏源與龔自珍雖有著親密的交往，但他的文章卻沒有龔自珍那種天才的文氣，而多是那種過於激烈的土包子文章……”
頁322，“與魏源文章中那種鄉下的邋遢相反，周濟的文章有著都市人士的洗練。”
頁324，“文廷式生前就說過沈曾植是當時中國史學的第一人。沈曾植因為是個非常懶惰的人所以沒有著述。”舊竹君案我也是個非常懶惰的人。
頁327，“作為中國學問來說進來的史學是最差的……錢大昕以來，中國史向東方史發展的基礎研究，尚未出現有能將其繼承並予以擴大發展的學者。”舊竹君案，陳援庵情何以堪啊。
頁329，“最近，那種僅僅依據以往材料的研究已經變得落後於時代了，而且以西方材料做研究的人又未見出現，目前是史學最衰微的時期。而在沈曾植、柯劭忞沒世之後，能夠繼續這方面研究的學者看來已經殆盡。”
頁341，“收集古書進行校勘的人，有的在自己一代中破產，有的至子女一代破產……這些藏書家中最晦氣的是張金吾……實在可以說是校勘學的犧牲者。”
頁349，“希望了解清朝掌故的話，可以讀上述之《曉亭雜錄》、《養吉齋叢錄》、《國朝宮史》和這本《石渠餘紀》，還應該參考《郎潛紀聞》。”
右第十二章清代十九條。
頁358，“對於我先著手做的某些研究，後來王國維也進行了研究，而且某些部分在今日還成了王國維的創說。”
頁389，“中國是革命的國家……”
右附錄兩條。
又及，湖南原文稱太平軍為長髮賊，譯者似有說明並將之改為太平軍。讀完後翻檢全書沒看到這條譯註，或是加在文中的說明，如有找出這條說明，則萬分感激。舊竹君案，湖南本身沒有書法而譯者強附會之，可說正符合湖南論《通鑑紀事本末》時引章學誠說“化臭腐為神奇”之例了（頁169）。
再又及，譯後記思路好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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