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不是虚伪和欺骗

戈夫曼从戏剧学中借用了许多术语来说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活动。其中最核心的术语当然是“表演”。戈夫曼说，“个体的表达，连同他给人造成印象的能力，包括两种根本不同的符号活动：他给予（gives）的表达和他流露（gives off）的表达。前者包括各种词语符号或他们的替代物，使用这种方式公认地、仅仅用来传达附在这些符号上的人所周知的信息。后者则包括了被他人视为行为者的某种征兆的范围广泛的行动”，是通过广泛的行动流露出的隐含的意义。在戈夫曼的拟剧论中，“表演”主要是指后一类表达及其控制。因为人们的共识是，给予的表达更容易控制，从而给判断其真实性增加了难度；而流露的表达正因其看起来是自然流露的、不那么容易受操控，因此观众更倾向于相信这部分表达的真实性。
当然，所谓“给予”的表达也有可能被纳入表演控制的范围之内。因为即便是语言符号或其它带有公认信息的符号的使用上，也会流露出包括阶级、种族、情境等隐含的信息。例如有些词语是非常文邹邹的、礼仪性的表述，对这些词语的使用就是对一种非常正式的情境进行定义。还有一些词语则不同程度地带有地域特色、种族特点或阶级色彩，一般情况下对应于不同身份的使用者。表演者在使用这些语言的时候，也会有意或无意让观众对其身份或对当下的交流情境进行了相应的定义。
人们在互动中希望给对方造成某种印象的话，就要对这部分“未加控制”的流露进行控制。而对于他的观众来说，则会从这些“流露”的表达中尽量判断哪些是尚未获得表演者未控制的部分，他们更加相信这部分信息的真实性。这就是个体间面对面互动的过程，正如戈夫曼所言，是一种信息游戏。这虽然看起来像一个博弈的过程，但并不等于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是相互欺骗。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分清完全个性化自我（all-to-human selves）与社会化自我（socialized selves）之间的重要差异。“完全个性化的自我”，这个概念带有心理学、生物学上的特征，这个自我是多变的、情绪化的、冲动的。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个性化自我的这一特征决定了面对面互动中表达的不可靠性。但同时，我们又是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是社会化的人。作为一个社会角色（social role），我们又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一个文明人，他的社会化自我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其社会角色的寻求、确立、维持的过程。一个人的社会角色又可以由许多不同的分角色（part）组成，它们分别定位于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外在于个性化的自我，带有客观性。
可以说，个性化自我与社会化自我的分裂与文明化的程度直接相关。文明，从某一方面来看，就是人类为自己的懦弱躯体寻求的保护伞。文明化的程度越高，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也越强。无论社会分工也好，科层制也罢，甚至包括现代启蒙运动号称要打倒的等级制，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人类内部相互之间达成的道德上的协议，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保证相安无事、相互依赖。
那么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如何协调这两种自我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呢？用拟剧论的术语来回答，“表演”就是协调两种自我的努力。在互动的过程中，完全个性自我的那些实际的情感反应必须被掩盖，而展现出来的应该是情境所要求的适当的情感反应。这是社会化角色中的责任和利益对人的要求。因此，表演并不意味着欺骗。相反，很多情况下，精心控制的表演是为了表演者与观众的共同利益。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容易理解戈夫曼在书的“印象管理艺术”一章中描述的观众实施保护性措施的动机和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