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之超越，中之内在
牟先生在比较中西哲学时，主要地是在拿儒家与耶教（即基督教）作对比。首先，便说道西方之重知解而中国之重实践。中国的哲人不多着意于理智的思辨，更无对观念或概念下定义的兴趣。实践的方式初期主要是在政治上表现善的理想，例如尧、舜、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与哲两个概念是相通的。“哲”字之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圣”了。因此此二者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其过程则为政治的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身出发，关联着人、事和天三方面。所以政治的成功，取决于主体对外界此三者的合理与调和，而若及此，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做起，即使要先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而后才可“利用”与“厚生”。从德性实践的态度出发，是以自己的生命本身为对象，绝不是如希腊哲人之以自己生命以外的自然为对象，因此能对生命完全正视。儒家的正视生命，全在道德的实践，即孔子“一辈子都在践仁”，丝毫不同于西方的英雄主义，只在生命强度的表现而全无道德之意味。
其二，便道西方宗教源于恐怖意识而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如耶教视人皆有原罪，在上帝跟前卑不足道以致视天灾为上帝对人间可怖的惩罚。而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致产生道德意识。此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患得患失之庸俗。其所忧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而此忧患致于极，便是悲天悯人。儒家由悲悯之情而言积极且入世的参赞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万物育”。
再者，是说这两种意识各自的引发与归趋。恐怖意识是宗教中典型的皈依意识，皈依即是消解主体，是对自己的存在作彻底的否定，然后把自我否定后的滋味依存托付于一个在信仰中的超越存在——上帝那里。此即是由恐怖而生的虚无深渊，超拔为皈依。在耶教，深渊是原罪，超拔是救赎，之后便进天堂而靠近上帝。则天堂便是罪恶意识之最终归宿。而忧患意识绝不是生于人生之苦罪，它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其初步表现便是“临事而惧”的负责认真态度，而后到戒慎恐惧之“敬”，以致“敬德”。另一方面，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等“天”之观念，其虽类似西方之上帝，但天的降命却是依人的道德而定。此与西方大迥。天命、天道通过“敬”而步步下贯，注到人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因此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却是自我肯定。天愈下贯，自身愈得肯定，进而有了“明德”。可见忧患之归宿便是以人显天，天人合一。
由上，便续之于西方与中国之天人关系之大迥。天之下降为人之本体，则人“真实的主体性”立即形成，是形而上的、体现价值的、真实无妄的主体。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都由此而出。而宗教则无真实主体之可言。西方人性论的主流中，人性直接地是人之自然，没有从超越的上天降下而成的人之主体，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是那样遥远。耶教之伊甸园神话表明，人本有神性，本有神性以为真实的主体，但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便转而注意原罪了，神性则永远属于上帝，人陷落下来而为无本。此人需救赎才可重新提起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神性合一。所以西方只讲神差遣耶稣来救赎，却并不同中国之“天命之谓性”而正视人自身的觉悟。
而关于天道之意义，牟先生说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唯天之道，于穆不已”一方面说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之意；一方面天道贯注于人，又有内在意义。西方人性论中所谓人性是自然之意，且恒有超自然与之相对。超自然有超越以为，属于神性而不属自然世界。西哲通过“实体”观念来了解“人格神”，中国则通过“作用”来了解天道。儒家取“创生不已之真几”将天之“人格神”转为“创造性的本身”。而“创造性的本身”在西方只有宗教上的神或上帝才是，而儒家的这一转化，使天下贯为性，打通了天人之隔阂，才有了“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观念，而这一趋向决定了中国思想的重点不落在天道本身，而在天人之相贯通。
于此，牟先生又说要了解“天命之谓性”，必先了解孔子之“仁”。在说“仁”中，牟先生讲到中西之人生最高理想价值之不同。在西方，耶教不教人成就一个基督，而是教人成就一个基督徒。耶稣教人跟祂走以获得真正的生命，然而跟祂走的最高限度只是一个忠实的跟从者，到底不能成为基督，因为基督根本不是人，而是神或神而人，人可希望做他的随从，却永不可“希神”的。而儒家圣人教人“希圣”，而圣人也是人，因此希圣贤确是可以的。
在探究天人和合之过程中，西方的超越之遥契着重客体性，而儒家内在之遥契则重主体性。在“人”的立场看了，仁者的生命便是主体性，如孔子，如耶稣；天命、天道或上帝则代表客观性。如从“理”的方面看，那么诚与仁都是主体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所酝酿出的“上帝”，只是纯理性方面的“纯思”或“纯型”，似乎没有感情的贯注，因而只是无情的哲思而非能安顿人心的宗教，直至耶教产生。其将天道推远至超越，使耶教始终为重客体性的宗教。而儒家对仁、智、圣的重视，把天道拉进人心，使其思想中的天道始终不被人格神化，所以儒教始终不能成为宗教。
最后，说说中国圣贤之于西方哲人略胜一筹之处，那便是，西方哲学家之成就只在逻辑的思辨、理智的游戏上崭露头角（书中牟先生举了罗素论叔本华一例），其私生活之庸俗之“未有尝试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行”；而“典型的中国哲人，就是毕生尝试把自己的深切信念贯注入全部行为的哲人”。中国之圣贤，除了智慧之高，更有极为强烈的道德意识。放大到对比中西哲学之发展，我想借用梁漱溟先生之内外用力之说，西方是“向外用力”，以理智征服外界自然，而中国是“向内用力”，以德性思考自身。
其二，便道西方宗教源于恐怖意识而中国哲学之重道德性是根源于忧患意识。如耶教视人皆有原罪，在上帝跟前卑不足道以致视天灾为上帝对人间可怖的惩罚。而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以致产生道德意识。此忧患并非如杞人忧天之无聊，更非患得患失之庸俗。其所忧是德之未修与学之未讲。而此忧患致于极，便是悲天悯人。儒家由悲悯之情而言积极且入世的参赞天地的化育。“致中和”就是为了使“天地位”、“万物育”。
再者，是说这两种意识各自的引发与归趋。恐怖意识是宗教中典型的皈依意识，皈依即是消解主体，是对自己的存在作彻底的否定，然后把自我否定后的滋味依存托付于一个在信仰中的超越存在——上帝那里。此即是由恐怖而生的虚无深渊，超拔为皈依。在耶教，深渊是原罪，超拔是救赎，之后便进天堂而靠近上帝。则天堂便是罪恶意识之最终归宿。而忧患意识绝不是生于人生之苦罪，它引发是一个正面的道德意识，其初步表现便是“临事而惧”的负责认真态度，而后到戒慎恐惧之“敬”，以致“敬德”。另一方面，中国上古已有“天道”、“天命”等“天”之观念，其虽类似西方之上帝，但天的降命却是依人的道德而定。此与西方大迥。天命、天道通过“敬”而步步下贯，注到人身上，便作为人的主体。因此我们所做的不是自我否定，却是自我肯定。天愈下贯，自身愈得肯定，进而有了“明德”。可见忧患之归宿便是以人显天，天人合一。
由上，便续之于西方与中国之天人关系之大迥。天之下降为人之本体，则人“真实的主体性”立即形成，是形而上的、体现价值的、真实无妄的主体。孔子之仁，孟子之性善，都由此而出。而宗教则无真实主体之可言。西方人性论的主流中，人性直接地是人之自然，没有从超越的上天降下而成的人之主体，上帝与人类的距离是那样遥远。耶教之伊甸园神话表明，人本有神性，本有神性以为真实的主体，但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人便转而注意原罪了，神性则永远属于上帝，人陷落下来而为无本。此人需救赎才可重新提起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神性合一。所以西方只讲神差遣耶稣来救赎，却并不同中国之“天命之谓性”而正视人自身的觉悟。
而关于天道之意义，牟先生说宗教重超越义，而道德重内在义。“唯天之道，于穆不已”一方面说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之意；一方面天道贯注于人，又有内在意义。西方人性论中所谓人性是自然之意，且恒有超自然与之相对。超自然有超越以为，属于神性而不属自然世界。西哲通过“实体”观念来了解“人格神”，中国则通过“作用”来了解天道。儒家取“创生不已之真几”将天之“人格神”转为“创造性的本身”。而“创造性的本身”在西方只有宗教上的神或上帝才是，而儒家的这一转化，使天下贯为性，打通了天人之隔阂，才有了“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之观念，而这一趋向决定了中国思想的重点不落在天道本身，而在天人之相贯通。
于此，牟先生又说要了解“天命之谓性”，必先了解孔子之“仁”。在说“仁”中，牟先生讲到中西之人生最高理想价值之不同。在西方，耶教不教人成就一个基督，而是教人成就一个基督徒。耶稣教人跟祂走以获得真正的生命，然而跟祂走的最高限度只是一个忠实的跟从者，到底不能成为基督，因为基督根本不是人，而是神或神而人，人可希望做他的随从，却永不可“希神”的。而儒家圣人教人“希圣”，而圣人也是人，因此希圣贤确是可以的。
在探究天人和合之过程中，西方的超越之遥契着重客体性，而儒家内在之遥契则重主体性。在“人”的立场看了，仁者的生命便是主体性，如孔子，如耶稣；天命、天道或上帝则代表客观性。如从“理”的方面看，那么诚与仁都是主体性。在西方，亚里士多德所酝酿出的“上帝”，只是纯理性方面的“纯思”或“纯型”，似乎没有感情的贯注，因而只是无情的哲思而非能安顿人心的宗教，直至耶教产生。其将天道推远至超越，使耶教始终为重客体性的宗教。而儒家对仁、智、圣的重视，把天道拉进人心，使其思想中的天道始终不被人格神化，所以儒教始终不能成为宗教。
最后，说说中国圣贤之于西方哲人略胜一筹之处，那便是，西方哲学家之成就只在逻辑的思辨、理智的游戏上崭露头角（书中牟先生举了罗素论叔本华一例），其私生活之庸俗之“未有尝试把自己的信念付诸实行”；而“典型的中国哲人，就是毕生尝试把自己的深切信念贯注入全部行为的哲人”。中国之圣贤，除了智慧之高，更有极为强烈的道德意识。放大到对比中西哲学之发展，我想借用梁漱溟先生之内外用力之说，西方是“向外用力”，以理智征服外界自然，而中国是“向内用力”，以德性思考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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