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中国思考的尝试
国际关系学中国思考的尝试
——评《果壳里的帝国》
任孟山/文
国际关系学的理念取向与路径选择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地道的舶来社会学科，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偏差较大。自1970年代末以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新启动，其发展经历了开放与引进、吸收与试图创新两大阶段。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有中国学者鼓与呼，着手寻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性”，尝试在美国学派、英国学派之外构建“中国学派”。从作者的雄心来看，《果壳里的帝国》一书，虽然讨论的“是国际政治，但旨在中国的远景改革，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的政治文明进程”，从中国出发的思维意识浓重。不过，在我看来，该书更企望超越现有理论范式，并提供应对现实的战略战术，构建一种适用于四海皆准的宏理论。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两种基本的价值理念，两者虽然有相互借鉴，却从来也不缺少相互批评。为了汲取两种理念的所有优点和长处，蜚声世界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小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与罗伯特•基欧汉，都曾做过调和工作。但是，《果壳里的帝国》仍然把他们都归为自由主义谱系，宣称自己阐述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新理论：现实的自由主义”，并解释到“本书不应当被看作对政治现实主义提出的挑战，更不应当被视为对自由主义的背叛”，《果壳里的帝国》是想为自由主义插上两只翅膀：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仅仅以自由主义作为挥舞的旗帜，不仅不能救国，甚至不能保全自己。毕竟，自由主义再美好，如果“治病救人”，就不能成为空中楼阁，它必须要栽植在现实的中国国情之上才能生根发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虽然历经数百年，时有大褒时有大贬终呈衰减之势，但它仍然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过去式”。民族主义的威力依然在国际政治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在国内，它的双刃作用再大也没妨碍它一次次高昂着头。
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有两种路径依赖，一种是结构主义方法，或曰系统主义方法，大名鼎鼎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兹•沃尔兹极为推崇，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铺陈三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其优越之处。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更是以此方法推导出“大国政治悲剧”，断言“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还原主义方法，或曰行为主义方法，着眼点是行为体，E•H•卡尔、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先人霍布斯，都是从单个的行为体出发进行逻辑扩展。对此，《果壳里的帝国》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两种路径的结合，即蕴含结构方法的还原主义。理由是沃尔兹的系统方法相比，该书使用的是“原子还原主义”的还原方法，“一直还原到人权”；另一方面，该书提出的四种战争状态中有些高于国家层次，因此使用的方法中包括系统方法。
试图超越的理论突破与逻辑缺憾
就《果壳里的帝国》对自己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界定而言，显然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理论，而任何一个出色的理论（包括理论流派）都有一个富有穿透力和涵盖力的核心概念，《果壳里的帝国》选择的是“界定为人权的权力”作为其核心概念。这样的界定，就笔者接触到的经典理论中还没有谁系统地提出过，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创新，并具有相当的前瞻。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人权”，它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谁的标准？正如作者所说“人权高于霸权原则的含义是，发生人权灾难的当事国在人权问题得以解决后，要求领导国际干预的霸权国势力撤离本国，符合正义原则”。这句话里有个疑点，即“人权问题得以解决”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谁的标准来衡量的？发达国家人权状况优于发展中国家是个事实，但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认同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谁能保证“领导国际干预”的霸权国纯粹是为了解决人权问题，而不包含除此之外的政治、经济或者战略目的？毕竟，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只是沿着一条路走，在国家叙事仍是主体的时代尤其不会只是沿着“人权”的路走。因此，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果壳里的帝国》所花篇幅太少，也回避了核心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界定为人权的权力”只是对现实主义核心概念“权力”的另一种解读，即以此区别于“界定为军事的权力”、“界定为经济的权力”、“界定为文化的权力”等等，就是说，最终的中心依然是“权力”，而不是“人权”。如此，试图超越，必须另加完善。否则，会埋没了作者自己所称的该书三大理论贡献之一，即“发现了人权高于霸权的原则”。
《果壳里的帝国》理论贡献之二（作者所言），是“提出了第四种战争状态假设”，即“其他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作者称之为“洛克II型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反霸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人权不平等，即霸权国的公民是“一等公民”，其他国家的公民是“二等公民或三等公民”，两者在政治与经济上享有的权益不平等。作者将人权作为“国际政治的货币”，用“人权汇率”表示国际人权比较中各国人权之间的不等价或不平等关系。并断言，“在霸权体系里地位越低的国家，其人权汇率越低”。“洛克II型战争状态”是一种从洛克对国内政治“个人反对绝对权力”战争状态的延伸。正如洛克所言“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在这里，作者的逻辑是所有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力是完全一样的。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解释的创新，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此外，该书还解释了其新式模型“霸权——人权体系的梯田模型”，列出了包括“顶级霸权国”、“次级霸权国”、“第三级大国”和“其他中小国家”四个层级的“霸权——体系图”，非常别出心裁。但是，“其他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原因决不仅是“人权汇率”不等所引发，更是其他国家与霸权国家国家利益不一致、政治权力不平等所导致。
同时，如果只有人权一个变量，怎么解释人权汇率高的“顶级霸权国”为什么会允许一些人权汇率低的“其他中小国家”与它合谋，从而共同反对“次级霸权国”或者“第三级大国”，而不是以“人权高于霸权”的原则反对人权汇率最低的“其他中小国家”？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顶级霸权国”每年炮制的“全球人权报告”，它不是把人权作为惟一标准，还包括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何况，在没有“全球政府”的国际社会下，没有一个绝对权威能够说服所有国家遵守一个人权评判标准。所以，就现实及对未来力所能及的推演而言，达到“人权”平均一致，应该是个乌托邦。从这个角度讲，《果壳里的帝国》虽然使用了“权力”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字眼，虽然声称要为自由主义“插上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翅膀”，却依然是自由主义色彩浓厚，将理想的东西掺进现实。
作者认为自己还有一个理论贡献，即“论证了国家权力平均化趋势”。这个逻辑结果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假设基础上，即首先认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都追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并以霸权作为终极目标”这样一个假设为真，在国家主权相对化的现实中，就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第一是将会有一个或多个霸权国产生，第二是将推动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并导致霸权的终结和洲际国家时代的来临。《果壳里的帝国》从正面选取的推导例证是中俄可能的与美竞争和欧盟现实的与美竞争，特别是欧盟的发展与扩大，给了作者无比的乐观倾向，书中断言“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的美国战略家几乎都能从欧洲统一的步伐里听到美国世界霸权的丧钟”。从反面选取的例证则是美国本身，对于美国的相对衰落，书的开始和结束都有论述，并认为1970年代美元贬值、1990年代冷战结束和“9.11”世贸大楼倒塌是美国“走下坡路的三个台阶”。
当然，其“国家权力平均化趋势”的理论逻辑遵循的是贯串全书的“人权平等”的大逻辑，在这里指的是全球人权平等，正如作者所说“国家权力平等化，也就是国际人权汇率均等化”。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其理论逻辑线索是否完整，只看其现实例证，欧盟这样洲际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够在亚非拉等处复制是值得怀疑的。虽然现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双重浪潮，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增长的乐观，但是现在看来，欧盟还只是一个参照，不一定能够拷贝。比如，亚洲的现实状况迫使一些悲观倾向不能不有所增长，因为中日关系困境至今没有良策能解。欧盟成立并发展的理论资源和制度实践都只能是一种借鉴。虽然《果壳里的帝国》担心“在美国霸主退休之后，前来接班的还会是欧洲，亚洲尚未真正崛起却要再一次衰落”，但有一个事实应该明确：大部分亚洲国家与欧盟的组成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种历史性位差，西方社会正在解构的东西，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现在步入了21世纪，亚洲一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却是西方社会17—19世纪的时代课题，比如一些西方大国已经进入后现代民族国家，而亚洲个别大国的民族国家叙事尚未真正完成。忽略这个现时代的大背景，步子肯定是迈得快了一些。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果壳里的帝国》非常重视地缘政治，论述国际利维坦诞生的时候，除了动力研究和要素分析之外，专有一章论述地缘考察。同时，作者像米尔斯海默一样非常重视海洋的阻遏能力，正因如此，他才会假定权力极大化趋势将止步于各个大洲的海岸线，最终有了书中“洲级国家”的猜想。所谓“洲级国家”，是指“它的领土面积覆盖所在洲的主要部分，边境的主要部分是海洋而不是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比如美国。尤其是在对美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海洋力量的推崇。巨大的海洋力量使《果壳里的帝国》一书有了副题，即“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并且给了作者美好的想象：“当各州的梦想升起时，霸权就落山了。和平将像鲲鹏一样展开垂天之翼以图南……”人类“划洲而治”就能和平吗？这个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有几个“极”整个世界才会和平一样，宏论三千，最终谁都无法说服谁，原因是无论是单极世界，还是两极世界，包括多极世界，世界永世和平的猜想都有漏洞，都无法完全自圆其说。《果壳里的帝国》的“洲级国家和平论”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毕竟，每个洲都成为一个国家之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将地缘政治的解释力神话不会有真理性的结果，即使给地缘政治加上“国家权力平均化”和“国家权力极大化”的双重趋势之因素。
学者的入世关怀与出世思考
当然，无论《果壳里的帝国》“三大理论贡献”有多少缺憾，我依然感服其创新雄心和深邃洞察力，以及理论话语模式的另类优雅。长期以来，欧风美“语”的无声滋润，使得理论话语的表述曲折且艰涩。这一结果的造成，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某些学科的特殊性，因为现有理论成果基本上是西方学者所取得；二是语言翻译的转述性质不得不受制于西语表达模式，当然，不排除部分原因是译者本身学术或语言水准不达标；三是故意转弯抹角以示思考缜密且艰深，结果“以己昏昏”也没能“使人昭昭”。但是，《果壳里的帝国》作为一本理论性和思想性都比较强的书，却没有因为其学科基本上纯西方化而感染上任何不良病菌。恰恰相反，作者祛除西语化的纯中文表述方式，简约而优美的文字，读来如沐春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绝大多数西方经典我都翻阅过，而中国优秀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著作也基本上藏有且拜读过，没有一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这么优雅的姿态，也没有一本书的行文这么优雅的娓娓道来。如此看来，学术行文风格，真的不能过于八股。其实，理论的严谨不一定非要体现在行文方式上，关键是理论演进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的逻辑且经得起推敲。
一个没有学术追求的学者不会有《果壳里的帝国》这样试图超越、尝试构建宏理论的雄心，一个没有思想的学者不会有这样的入世关怀与出世思考，一个没有坚持的学者不会有长期观察、精心著述的“义工作业”。具有超强解释力的宏理论是很多有学术抱负的学者一生的追求，但是，建构理论往往如此：越是想涵盖域面宽广，其结构就可能越是叠床架屋；越是层次繁多，越可能暴露其漏洞。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理论建设困境不能抹煞任何尝试者的匠心独具，也不能成为否定理论建设果实的理由。
本文写于2006年4月
——评《果壳里的帝国》
任孟山/文
国际关系学的理念取向与路径选择
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地道的舶来社会学科，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解，中国很长时间以来只是停留在术的层面，偏差较大。自1970年代末以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重新启动，其发展经历了开放与引进、吸收与试图创新两大阶段。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有中国学者鼓与呼，着手寻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性”，尝试在美国学派、英国学派之外构建“中国学派”。从作者的雄心来看，《果壳里的帝国》一书，虽然讨论的“是国际政治，但旨在中国的远景改革，目的在于推动国内的政治文明进程”，从中国出发的思维意识浓重。不过，在我看来，该书更企望超越现有理论范式，并提供应对现实的战略战术，构建一种适用于四海皆准的宏理论。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国际关系理论两种基本的价值理念，两者虽然有相互借鉴，却从来也不缺少相互批评。为了汲取两种理念的所有优点和长处，蜚声世界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小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与罗伯特•基欧汉，都曾做过调和工作。但是，《果壳里的帝国》仍然把他们都归为自由主义谱系，宣称自己阐述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新理论：现实的自由主义”，并解释到“本书不应当被看作对政治现实主义提出的挑战，更不应当被视为对自由主义的背叛”，《果壳里的帝国》是想为自由主义插上两只翅膀：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所以如此，因为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表明，仅仅以自由主义作为挥舞的旗帜，不仅不能救国，甚至不能保全自己。毕竟，自由主义再美好，如果“治病救人”，就不能成为空中楼阁，它必须要栽植在现实的中国国情之上才能生根发芽。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虽然历经数百年，时有大褒时有大贬终呈衰减之势，但它仍然还没有成为一个“完全过去式”。民族主义的威力依然在国际政治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而在国内，它的双刃作用再大也没妨碍它一次次高昂着头。
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有两种路径依赖，一种是结构主义方法，或曰系统主义方法，大名鼎鼎的国际关系学者肯尼兹•沃尔兹极为推崇，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铺陈三章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其优越之处。芝加哥大学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更是以此方法推导出“大国政治悲剧”，断言“大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包括中美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还原主义方法，或曰行为主义方法，着眼点是行为体，E•H•卡尔、汉斯•摩根索的人性现实主义都是如此，当然也包括先人霍布斯，都是从单个的行为体出发进行逻辑扩展。对此，《果壳里的帝国》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两种路径的结合，即蕴含结构方法的还原主义。理由是沃尔兹的系统方法相比，该书使用的是“原子还原主义”的还原方法，“一直还原到人权”；另一方面，该书提出的四种战争状态中有些高于国家层次，因此使用的方法中包括系统方法。
试图超越的理论突破与逻辑缺憾
就《果壳里的帝国》对自己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界定而言，显然想做一个出类拔萃的理论，而任何一个出色的理论（包括理论流派）都有一个富有穿透力和涵盖力的核心概念，《果壳里的帝国》选择的是“界定为人权的权力”作为其核心概念。这样的界定，就笔者接触到的经典理论中还没有谁系统地提出过，应该说具有相当的创新，并具有相当的前瞻。但是，问题在于如何界定“人权”，它的标准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是谁的标准？正如作者所说“人权高于霸权原则的含义是，发生人权灾难的当事国在人权问题得以解决后，要求领导国际干预的霸权国势力撤离本国，符合正义原则”。这句话里有个疑点，即“人权问题得以解决”是以什么样的标准、谁的标准来衡量的？发达国家人权状况优于发展中国家是个事实，但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认同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谁能保证“领导国际干预”的霸权国纯粹是为了解决人权问题，而不包含除此之外的政治、经济或者战略目的？毕竟，国际关系的现实不只是沿着一条路走，在国家叙事仍是主体的时代尤其不会只是沿着“人权”的路走。因此，这个核心概念的界定，《果壳里的帝国》所花篇幅太少，也回避了核心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界定为人权的权力”只是对现实主义核心概念“权力”的另一种解读，即以此区别于“界定为军事的权力”、“界定为经济的权力”、“界定为文化的权力”等等，就是说，最终的中心依然是“权力”，而不是“人权”。如此，试图超越，必须另加完善。否则，会埋没了作者自己所称的该书三大理论贡献之一，即“发现了人权高于霸权的原则”。
《果壳里的帝国》理论贡献之二（作者所言），是“提出了第四种战争状态假设”，即“其他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作者称之为“洛克II型战争状态”。这种战争的起因是由于反霸国与霸权国之间的人权不平等，即霸权国的公民是“一等公民”，其他国家的公民是“二等公民或三等公民”，两者在政治与经济上享有的权益不平等。作者将人权作为“国际政治的货币”，用“人权汇率”表示国际人权比较中各国人权之间的不等价或不平等关系。并断言，“在霸权体系里地位越低的国家，其人权汇率越低”。“洛克II型战争状态”是一种从洛克对国内政治“个人反对绝对权力”战争状态的延伸。正如洛克所言“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在这里，作者的逻辑是所有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权力是完全一样的。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讲，这是一种解释的创新，有一定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此外，该书还解释了其新式模型“霸权——人权体系的梯田模型”，列出了包括“顶级霸权国”、“次级霸权国”、“第三级大国”和“其他中小国家”四个层级的“霸权——体系图”，非常别出心裁。但是，“其他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原因决不仅是“人权汇率”不等所引发，更是其他国家与霸权国家国家利益不一致、政治权力不平等所导致。
同时，如果只有人权一个变量，怎么解释人权汇率高的“顶级霸权国”为什么会允许一些人权汇率低的“其他中小国家”与它合谋，从而共同反对“次级霸权国”或者“第三级大国”，而不是以“人权高于霸权”的原则反对人权汇率最低的“其他中小国家”？在现实中也可以看到，美国这个“顶级霸权国”每年炮制的“全球人权报告”，它不是把人权作为惟一标准，还包括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考量。何况，在没有“全球政府”的国际社会下，没有一个绝对权威能够说服所有国家遵守一个人权评判标准。所以，就现实及对未来力所能及的推演而言，达到“人权”平均一致，应该是个乌托邦。从这个角度讲，《果壳里的帝国》虽然使用了“权力”这样非常现实主义的字眼，虽然声称要为自由主义“插上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翅膀”，却依然是自由主义色彩浓厚，将理想的东西掺进现实。
作者认为自己还有一个理论贡献，即“论证了国家权力平均化趋势”。这个逻辑结果是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假设基础上，即首先认为“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都追求自己权力的最大化，并以霸权作为终极目标”这样一个假设为真，在国家主权相对化的现实中，就可以推导出两个结论：第一是将会有一个或多个霸权国产生，第二是将推动国家权力的平均化趋势，并导致霸权的终结和洲际国家时代的来临。《果壳里的帝国》从正面选取的推导例证是中俄可能的与美竞争和欧盟现实的与美竞争，特别是欧盟的发展与扩大，给了作者无比的乐观倾向，书中断言“站在国家利益立场上的美国战略家几乎都能从欧洲统一的步伐里听到美国世界霸权的丧钟”。从反面选取的例证则是美国本身，对于美国的相对衰落，书的开始和结束都有论述，并认为1970年代美元贬值、1990年代冷战结束和“9.11”世贸大楼倒塌是美国“走下坡路的三个台阶”。
当然，其“国家权力平均化趋势”的理论逻辑遵循的是贯串全书的“人权平等”的大逻辑，在这里指的是全球人权平等，正如作者所说“国家权力平等化，也就是国际人权汇率均等化”。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论其理论逻辑线索是否完整，只看其现实例证，欧盟这样洲际国家的模式是否能够在亚非拉等处复制是值得怀疑的。虽然现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双重浪潮，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增长的乐观，但是现在看来，欧盟还只是一个参照，不一定能够拷贝。比如，亚洲的现实状况迫使一些悲观倾向不能不有所增长，因为中日关系困境至今没有良策能解。欧盟成立并发展的理论资源和制度实践都只能是一种借鉴。虽然《果壳里的帝国》担心“在美国霸主退休之后，前来接班的还会是欧洲，亚洲尚未真正崛起却要再一次衰落”，但有一个事实应该明确：大部分亚洲国家与欧盟的组成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一种历史性位差，西方社会正在解构的东西，大部分亚洲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现在步入了21世纪，亚洲一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却是西方社会17—19世纪的时代课题，比如一些西方大国已经进入后现代民族国家，而亚洲个别大国的民族国家叙事尚未真正完成。忽略这个现时代的大背景，步子肯定是迈得快了一些。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果壳里的帝国》非常重视地缘政治，论述国际利维坦诞生的时候，除了动力研究和要素分析之外，专有一章论述地缘考察。同时，作者像米尔斯海默一样非常重视海洋的阻遏能力，正因如此，他才会假定权力极大化趋势将止步于各个大洲的海岸线，最终有了书中“洲级国家”的猜想。所谓“洲级国家”，是指“它的领土面积覆盖所在洲的主要部分，边境的主要部分是海洋而不是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比如美国。尤其是在对美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海洋力量的推崇。巨大的海洋力量使《果壳里的帝国》一书有了副题，即“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并且给了作者美好的想象：“当各州的梦想升起时，霸权就落山了。和平将像鲲鹏一样展开垂天之翼以图南……”人类“划洲而治”就能和平吗？这个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中讨论有几个“极”整个世界才会和平一样，宏论三千，最终谁都无法说服谁，原因是无论是单极世界，还是两极世界，包括多极世界，世界永世和平的猜想都有漏洞，都无法完全自圆其说。《果壳里的帝国》的“洲级国家和平论”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毕竟，每个洲都成为一个国家之后并不一定能够保证和平，将地缘政治的解释力神话不会有真理性的结果，即使给地缘政治加上“国家权力平均化”和“国家权力极大化”的双重趋势之因素。
学者的入世关怀与出世思考
当然，无论《果壳里的帝国》“三大理论贡献”有多少缺憾，我依然感服其创新雄心和深邃洞察力，以及理论话语模式的另类优雅。长期以来，欧风美“语”的无声滋润，使得理论话语的表述曲折且艰涩。这一结果的造成，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某些学科的特殊性，因为现有理论成果基本上是西方学者所取得；二是语言翻译的转述性质不得不受制于西语表达模式，当然，不排除部分原因是译者本身学术或语言水准不达标；三是故意转弯抹角以示思考缜密且艰深，结果“以己昏昏”也没能“使人昭昭”。但是，《果壳里的帝国》作为一本理论性和思想性都比较强的书，却没有因为其学科基本上纯西方化而感染上任何不良病菌。恰恰相反，作者祛除西语化的纯中文表述方式，简约而优美的文字，读来如沐春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的绝大多数西方经典我都翻阅过，而中国优秀的国际关系学者的著作也基本上藏有且拜读过，没有一本书的作者曾经有这么优雅的姿态，也没有一本书的行文这么优雅的娓娓道来。如此看来，学术行文风格，真的不能过于八股。其实，理论的严谨不一定非要体现在行文方式上，关键是理论演进的每一步都需要严格的逻辑且经得起推敲。
一个没有学术追求的学者不会有《果壳里的帝国》这样试图超越、尝试构建宏理论的雄心，一个没有思想的学者不会有这样的入世关怀与出世思考，一个没有坚持的学者不会有长期观察、精心著述的“义工作业”。具有超强解释力的宏理论是很多有学术抱负的学者一生的追求，但是，建构理论往往如此：越是想涵盖域面宽广，其结构就可能越是叠床架屋；越是层次繁多，越可能暴露其漏洞。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理论建设困境不能抹煞任何尝试者的匠心独具，也不能成为否定理论建设果实的理由。
本文写于2006年4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