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生了什么》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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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革命与国家起源:以苏美尔为例】
工匠及其他非农业职业的出现意味着土地产出了超过农民消费所需的剩余产品。而负责剩余产品分配的是祭司集团。鉴于宗教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祭司以神的代理人的名义集中社会剩余产品并进行分配。但随着时间推移,神社的地产与建设基金方便了祭司集团的个人打算。
由于庞大工程的巨额成本对低下的生产力形成了压力,祭司集团发明了文字以进行经济核算,以便保证协作与记录的延续性。
这一时期的社会积累、分配职能由宗教机构承担,负责土地的合理开发、灌溉系统的维修、社会储备手段的建设(粮仓)等等。神社占有的农田由集体劳作,而个人从私田里营生。神社作为集体经济的代表,拥有着生产工具与种畜,还供养着各种职业的工匠。
祭司集团往往由一些家族世袭。分工超出了家庭内部拓展至社会,以祭司家族供养为经济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工匠,因处于被支配地位而地位下降。
进口贸易在冲积平原地区居民的生活中成为必须,装饰品、生活资料、贵重品及矿石有赖于外界流入。地理阻隔与异族关卡林立使得跨区运费昂贵。在交通道附近生活的游牧民族从事着危险与回报并存的贸易运输。商业贸易促进了人类经验的汇集。维持商业基本条件,必将增加城市人口的异质性。
祭司集团对公有财产的私有意识逐渐增强,直接明抢或从法律上强夺。
“新经济方式下生产的剩余产品,实际上集中在相当小的阶层手中。这种集中,对于把绝对小的个别贡献积累起来使其足以促进文明社会发展的巨大工程而言,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它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而且加剧新经济生产方式的矛盾,因为它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对乡村多余人口的吸纳。”由于新工业品仅有的买方是人数极少的祭司集团及其附庸,社会为工匠提供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故这一行业无法吸纳大量劳力。乡村产生的多余人口只能通过开垦新地或抢占邻近城市良田来营生。这种互相占地使得城市间战火频繁。为保证已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不至于解体,国家这种社会设施便应运而生。它最初可以是以个人身份来体现的,只要稳定地承担起将阶级矛盾缓和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的职能即可。这种调和的威信建立在军事领导权或神职上,而且一开始还必须隐晦地借助神的名号。
这一时期社会积累机构(神社)与国家还保持着一定独立性,虽然这不妨碍统治者借宗教名义将大量社会剩余产品——通过占地或鲸吞战利品——划归名下。同时,统治者也通过祭献的方式将社会剩余产品向神社转移。这种相对独立性还体现在统治者无论如何更迭,实际负责神社事务的祭司集团一直稳如泰山。这说明,国家一开始仅仅是纯粹的暴力机关,掌控社会积累职能还是后来的事情。
城市统治者们以神之名进行着兼并战争,于是地域国家就产生了,有了“国王”。
祭司集团面对着长久的建筑工程建设与巨额财富的收支管辖,这就要求产生一种交流工具,它必须符合公认标准以便于记录对所有人都有意义、能够保存以便管理的延续性。文字由此发明出来。而作为核算结果的具体表现,数字的发明与文字的产生一样重要。书写和计算体系一旦确立,祭司就必须学会阅读、写作以及推动符号使用惯例标准化,这就使学校作为神社的附属机构出现了。至于那些最关键最原始的标准,则被学校抄录,汇编成了正规的词典。
建筑与商业活动共同推动了度量衡的统一。复杂的经济现象促使数学与几何学摆脱经验材料的束缚(抽象)独立地发展。天文学对预测农时的帮助,启发了人们发明占星术预测未知事件。
作为城市革命标准化的巅峰,区域货币一体化把商品经济注入了古代经济生活。在实物占有之外,财富的衡量方式新增了换取实物的实力,即货币储量。谷物和牲畜被当做资本来获取利息。商人阶层作为一个新阶层出现,加速了部落结构的瓦解。
【古典经济的内在矛盾:以罗马为例】
官员在共和国前期是中立的,因为共和国的繁荣稳定有赖于从自耕农那里获得税收并不被高利贷者等截留。但随时间推移,后者在决定议员去留方面较前者有更大分量(通过民主制度)。同流合污的结果使地方贫困化并减少了税收。在共和国末期,议员和显赫家族的奴隶主通过高利贷、勒索、战争掠夺和操纵金融积累了大量财富。“债务和征兵使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他们的小块土地被又奴隶劳动的资本家农场取代。”“城市劳工阶级同样一贫如洗,并且在于奴隶的竞争中地位下降,这些奴隶是由每一次帝国扩张战争而投入市场的。”被对抗性因素撕扯中的共和国城市呼唤强人的介入,两位凯撒在众星捧月中起而扯去了共和国最后一块民主遮羞布。作为回报,“他们赋予帝国以合理有效和公正的行政管理。”
促使帝国早期财富增长的因素有:①消耗性内战的暂停与治安的暂稳,中止了对生产以及贸易的干扰。②文明(边疆、技术)的扩展。③通过战争掠夺转移到帝国核心区域(权贵手里)的财富。
剩余价值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使中、上层阶级和军队的购买力虚增一截,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奢侈品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不用说帝国支出随着野心水涨船高。但财富总有耗尽的一天。此时为维持可耻的消费水平和庞大的帝国开支,不得不加紧勒索劳动阶级和城市工商业主。尽管如此,购买力仍是不可避免地萎缩了,原先膨胀的手工业也要抛出大量破产工匠。奴隶制使这一规律有变本加厉的恶果。构成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购买力一直没有提高,生产工具也大多没改进。但奴隶劳力的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工匠阶层的报酬。贫困对商品需求有着极大抑制,没有任何努力来改变这一分配状况。
罗马在拓展帝国版图同时汇集了各地经验并在更大范围内运用。技术的传播增加了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但在一派繁荣之外罗马再没有革命性的发明。因此当历史沿袭的经验在帝国境内穷尽了发挥的潜能,良好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便大为削弱。文化传统和法令对手工业的敌视阻碍了资本对工业的投资。从流通领域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一旦壮大便转身拥抱土地和农场。手工业仍由自由工匠来承担,尽管他们不是破产就是处于破产边缘。
即便有了辐射帝国全境的罗马大道,运费也仅仅在输送奢侈品时无足轻重。因此古代工业品出口的常见发展趋势是工匠自身的迁徙而非产品的出口。继续演变的结果就是工匠定居某地为当地市场服务。“结果是省内商业的收缩,特别是廉价的消费品。每一个省份倾向于变为一个经济单位,就其所拥有的资源满足本地所需。”
因交通不便或治安混乱导致的地方工业自给自足作用在了农业上。依靠城市提供工业品的奴隶农场,开始被有家庭作坊式工业的庄园取代。地主在地产上保有小型工场,由佃农或奴隶进行生产,满足了他们的生活品和工具的需要。工场主、商人、店主没能逃过商业衰退的厄运,人口下降,只有新兴地主阶级展望未来。
军队维持费、官僚系统支出、公共支出、挥霍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帝国的垂死开始表现在下述事实上:①以降低铸币成色掩盖赤字。②税收日益加重,以强制任命地方官员的方式保证征税。③为保证公共服务的运转,工匠和商人协会以军纪维持专业人士供给。④人口下降造成劳力短缺,佃农被法令和武装强制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由于偏袒和腐败,大地产的地主摆脱了国家机器的压力。虽然他们可能被迫为军队从他们的佃农中提供小分队,但是他们经常能够保护这些人不受征税者和其他大群官员的勒索。因此破产的自由农和城市工人,寻求大地主的庇护。这些封建地主已经向维护与自给自足经济相称的政治独立迈进。”
工匠及其他非农业职业的出现意味着土地产出了超过农民消费所需的剩余产品。而负责剩余产品分配的是祭司集团。鉴于宗教在古代社会的重要地位,祭司以神的代理人的名义集中社会剩余产品并进行分配。但随着时间推移,神社的地产与建设基金方便了祭司集团的个人打算。
由于庞大工程的巨额成本对低下的生产力形成了压力,祭司集团发明了文字以进行经济核算,以便保证协作与记录的延续性。
这一时期的社会积累、分配职能由宗教机构承担,负责土地的合理开发、灌溉系统的维修、社会储备手段的建设(粮仓)等等。神社占有的农田由集体劳作,而个人从私田里营生。神社作为集体经济的代表,拥有着生产工具与种畜,还供养着各种职业的工匠。
祭司集团往往由一些家族世袭。分工超出了家庭内部拓展至社会,以祭司家族供养为经济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工匠,因处于被支配地位而地位下降。
进口贸易在冲积平原地区居民的生活中成为必须,装饰品、生活资料、贵重品及矿石有赖于外界流入。地理阻隔与异族关卡林立使得跨区运费昂贵。在交通道附近生活的游牧民族从事着危险与回报并存的贸易运输。商业贸易促进了人类经验的汇集。维持商业基本条件,必将增加城市人口的异质性。
祭司集团对公有财产的私有意识逐渐增强,直接明抢或从法律上强夺。
“新经济方式下生产的剩余产品,实际上集中在相当小的阶层手中。这种集中,对于把绝对小的个别贡献积累起来使其足以促进文明社会发展的巨大工程而言,无疑是必需的。但是它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级,而且加剧新经济生产方式的矛盾,因为它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对乡村多余人口的吸纳。”由于新工业品仅有的买方是人数极少的祭司集团及其附庸,社会为工匠提供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故这一行业无法吸纳大量劳力。乡村产生的多余人口只能通过开垦新地或抢占邻近城市良田来营生。这种互相占地使得城市间战火频繁。为保证已发展到现阶段的社会不至于解体,国家这种社会设施便应运而生。它最初可以是以个人身份来体现的,只要稳定地承担起将阶级矛盾缓和在现有经济制度框架下的职能即可。这种调和的威信建立在军事领导权或神职上,而且一开始还必须隐晦地借助神的名号。
这一时期社会积累机构(神社)与国家还保持着一定独立性,虽然这不妨碍统治者借宗教名义将大量社会剩余产品——通过占地或鲸吞战利品——划归名下。同时,统治者也通过祭献的方式将社会剩余产品向神社转移。这种相对独立性还体现在统治者无论如何更迭,实际负责神社事务的祭司集团一直稳如泰山。这说明,国家一开始仅仅是纯粹的暴力机关,掌控社会积累职能还是后来的事情。
城市统治者们以神之名进行着兼并战争,于是地域国家就产生了,有了“国王”。
祭司集团面对着长久的建筑工程建设与巨额财富的收支管辖,这就要求产生一种交流工具,它必须符合公认标准以便于记录对所有人都有意义、能够保存以便管理的延续性。文字由此发明出来。而作为核算结果的具体表现,数字的发明与文字的产生一样重要。书写和计算体系一旦确立,祭司就必须学会阅读、写作以及推动符号使用惯例标准化,这就使学校作为神社的附属机构出现了。至于那些最关键最原始的标准,则被学校抄录,汇编成了正规的词典。
建筑与商业活动共同推动了度量衡的统一。复杂的经济现象促使数学与几何学摆脱经验材料的束缚(抽象)独立地发展。天文学对预测农时的帮助,启发了人们发明占星术预测未知事件。
作为城市革命标准化的巅峰,区域货币一体化把商品经济注入了古代经济生活。在实物占有之外,财富的衡量方式新增了换取实物的实力,即货币储量。谷物和牲畜被当做资本来获取利息。商人阶层作为一个新阶层出现,加速了部落结构的瓦解。
【古典经济的内在矛盾:以罗马为例】
官员在共和国前期是中立的,因为共和国的繁荣稳定有赖于从自耕农那里获得税收并不被高利贷者等截留。但随时间推移,后者在决定议员去留方面较前者有更大分量(通过民主制度)。同流合污的结果使地方贫困化并减少了税收。在共和国末期,议员和显赫家族的奴隶主通过高利贷、勒索、战争掠夺和操纵金融积累了大量财富。“债务和征兵使大量农民离开了土地,他们的小块土地被又奴隶劳动的资本家农场取代。”“城市劳工阶级同样一贫如洗,并且在于奴隶的竞争中地位下降,这些奴隶是由每一次帝国扩张战争而投入市场的。”被对抗性因素撕扯中的共和国城市呼唤强人的介入,两位凯撒在众星捧月中起而扯去了共和国最后一块民主遮羞布。作为回报,“他们赋予帝国以合理有效和公正的行政管理。”
促使帝国早期财富增长的因素有:①消耗性内战的暂停与治安的暂稳,中止了对生产以及贸易的干扰。②文明(边疆、技术)的扩展。③通过战争掠夺转移到帝国核心区域(权贵手里)的财富。
剩余价值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使中、上层阶级和军队的购买力虚增一截,刺激了手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奢侈品生产)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不用说帝国支出随着野心水涨船高。但财富总有耗尽的一天。此时为维持可耻的消费水平和庞大的帝国开支,不得不加紧勒索劳动阶级和城市工商业主。尽管如此,购买力仍是不可避免地萎缩了,原先膨胀的手工业也要抛出大量破产工匠。奴隶制使这一规律有变本加厉的恶果。构成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购买力一直没有提高,生产工具也大多没改进。但奴隶劳力的竞争进一步压低了工匠阶层的报酬。贫困对商品需求有着极大抑制,没有任何努力来改变这一分配状况。
罗马在拓展帝国版图同时汇集了各地经验并在更大范围内运用。技术的传播增加了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但在一派繁荣之外罗马再没有革命性的发明。因此当历史沿袭的经验在帝国境内穷尽了发挥的潜能,良好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便大为削弱。文化传统和法令对手工业的敌视阻碍了资本对工业的投资。从流通领域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一旦壮大便转身拥抱土地和农场。手工业仍由自由工匠来承担,尽管他们不是破产就是处于破产边缘。
即便有了辐射帝国全境的罗马大道,运费也仅仅在输送奢侈品时无足轻重。因此古代工业品出口的常见发展趋势是工匠自身的迁徙而非产品的出口。继续演变的结果就是工匠定居某地为当地市场服务。“结果是省内商业的收缩,特别是廉价的消费品。每一个省份倾向于变为一个经济单位,就其所拥有的资源满足本地所需。”
因交通不便或治安混乱导致的地方工业自给自足作用在了农业上。依靠城市提供工业品的奴隶农场,开始被有家庭作坊式工业的庄园取代。地主在地产上保有小型工场,由佃农或奴隶进行生产,满足了他们的生活品和工具的需要。工场主、商人、店主没能逃过商业衰退的厄运,人口下降,只有新兴地主阶级展望未来。
军队维持费、官僚系统支出、公共支出、挥霍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帝国的垂死开始表现在下述事实上:①以降低铸币成色掩盖赤字。②税收日益加重,以强制任命地方官员的方式保证征税。③为保证公共服务的运转,工匠和商人协会以军纪维持专业人士供给。④人口下降造成劳力短缺,佃农被法令和武装强制束缚在地主的土地上。
“由于偏袒和腐败,大地产的地主摆脱了国家机器的压力。虽然他们可能被迫为军队从他们的佃农中提供小分队,但是他们经常能够保护这些人不受征税者和其他大群官员的勒索。因此破产的自由农和城市工人,寻求大地主的庇护。这些封建地主已经向维护与自给自足经济相称的政治独立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