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于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中

想来，迟子建构思新作《白雪乌鸦》时，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应该会在她的脑中“掠影”。毕竟，同为描写鼠疫的题材，且加缪之作早已在经典的序列，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不觉中将之并置一处比较的。不过迟子建有这份自信写出独属于自己的伤怀之美，其温婉冲和的风格在灾难题材的《白雪乌鸦》中透出一种于静谧底色衬托下的精神尊严来，与加缪《鼠疫》的那种庄严残酷且冷凌凌的格调有着作家不同美学观念的差异。

《白雪乌鸦》以1910年冬至1911年哈尔滨爆发鼠疫的历史作背景，讲述鼠疫流行时发生在哈尔滨平民百姓中间的种种故事。小说中的人物极多，有名有姓的几达上百位，多为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迟子建显然立意要绘出一幅底层人物的群像图，将之置于一种非常态的环境中，看“他们怎样承受灾难，承受人世的无常”。这片土地，对于迟子建来说，“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就永远都不会枯竭”，而于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作家的悲悯之情不可遏抑地喷薄，其笔触探入辛酸与苦难之间，满含温情与对人性尊严的注目。

面对灾难，我们很难不生出天地以万物为刍狗的念头，抗争是自然要做的，但怨恨绝望的情绪或许也会从人性的罅隙中透出。而迟子建却持有温厚与凝重的态度，其笔下的人物隐忍于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中。《白雪乌鸦》中的车夫王春申，家人在鼠疫中一个接一个死去，最后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灾难之后，他来到钟表店，“看见了四壁上悬挂着的形形色色的钟表，那里面的时间，没一个是现在时间。王春申的眼睛湿了，因为他从这些坏掉的时间中，看见了谢尼科娃青春的脸。”迟子建的“挽歌”很少有喜与悲的大起大落，她的人物说是坚韧也好，隐忍也好，却不可与麻木不仁等同。迟子建瞩目于一种低眉的静默，其中包含理性的节制，不使情绪倾泻而出不留半点余地，即使是苦难，温婉的情感亦不必丧失，因为人世终有光明的一面，“那种温情的东西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探出头来”。

如此的创作理念，并未使迟子建回避灾难的残酷与生民的苦楚，死亡是不可改变的，作家自然也要直面视之。如鼠疫的凶猛及死人无数，医官伍连德殚精竭虑地迎击鼠疫，以及为消除病菌不得不焚尸等情景，触目惊心，足见生命的脆弱。这脆弱不仅体现于生命的易逝，且包涵有人性的灰暗度、个体的孤独无助及对未知的恐惧。然而，生命的脆弱亦使人们有了比平时更强的凝聚力，守望相助，反击造化无常酿就的苦难。不过，这种反击在迟子建笔下是坚韧和隐忍的，总有一种温润之色覆在其上，哀而不伤，不取宣泄之途，因为“在温暖里包含了一种尖锐和哀愁”。

显然，迟子建于《白雪乌鸦》中不仅注目于底层人物，且对那座底层人物聚居的城倾注了沉郁的情感，“傅家甸人爱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地方。哪怕这里春季时，街巷因泥泞而常使马车陷落，哪怕夏季时卫生不良的小市场苍蝇横飞，哪怕秋季的狂风卷起的沙尘迷了人的眼睛……”于是，这部作品的主角便不仅仅是鼠疫中的人们了，还有承载了世世代代生存的这片土地、这座城，尽管有着漫天的飞尘、不起眼的外观，却是生活于此的人们不自觉中的精神原乡。各种灾难，战乱、水灾甚至鼠疫，在这座城轮番上演，摧毁了生命，蹂躏着土地，但岁月流去，什么灾难都会不复存在，只有这座城屹立于此，以及城里生生不息的人们。如福克纳对待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迟子建于自己的故土亦是满含深情，精神的尊严感不仅给予苦难中的人群，亦涵盖了承受无数辛劳的城。

而我们于作品中对其精神尊严感是透过无数的细节认知的，如密密匝匝的针织品，纹饰复杂却不失整体感。迟子建也说过，她自己始终关注日常性的东西，并通过这种日常性让人们体会到其背后的大背景。《白雪乌鸦》摒弃了宏大叙事，迟子建亦不将人物作为自己的牵线木偶，而是使各色人等在前台自如地活动，鲜活的生活气息中却上演了历史上这凝重悲伤的一幕，温情的底色下灾难不期而至，其衬托对比尤令观者惊心。其细密的生活流朴实日常，一组场景、人物叠加另一组场景、人物，“非英雄”式的生活状态绵延无绝，我们或许会短暂地迷失此中，但很快会发觉，这“琐碎”并非无意义，时代的痕迹与历史的另一种面目即蕴涵其间了。

迟子建在《白雪乌鸦》中既探幽索微于历史，也于人性的空间中扎实前行，透出一种如今难以寻觅的古典情味。这种情味不排除人性的焦虑与复杂，其主要源于对历史与人性取一种暖性的叙述。既不回避苦难与疼痛，亦不愿做赤裸无遮的展示，迟子建是以温情与伤怀之美包容之，并无张扬之态，其低眉的静默自有一种力量，因为骨子里的真纯与勃勃生气赋予了笔下的一切以生命，悄无声息而别具一格。她在扎实细密地叙事，而从这叙事中却透出一种抒情的韵致，这抒情并无浮泛之态，唯见沉郁，因为作者内心的悲伤与思索探究。有论者说《白雪乌鸦》有着“非常不同的经验，其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力量”，即在于迟子建对人性尊严的书写，以及“幸而不幸，悲而不悲”的静默美学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