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版编后附记
自1937年《朝话》首次问世以来,据现有可查得的资料,这应该是第十版了。这表明此书确有可取之处,因而为一些读者所喜爱。首次出版距今已七十三年,七十多年来社会巨变,人们的思想面貌的变化也是“今非昔比”,而且似较以往更为混乱与浮躁。在这种情况下,一本七十多年前以注重讲求身心修养为主的书,至今仍为人们所爱读,应该说是件值得欣慰的事。因为这说明人们不仅关心物质生活的改善,而且还关心自身的身心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
这本书的产生,自然应首推“朝话”的讲述者;可如果没有唐现之先生和黄省敏先生这两位有心人,大概也就没有这本书了。这一点,“增订版叙言”里曾提及,可惜太简略。
唐现之先生,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心村人,生于1897年。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受业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深受其影响,崇信陶先生教育思想。早年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因而结识了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后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尽力于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育人人才。在办学中,贯彻“教学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等陶先生的教育主张。唐先生认为“教育最怕是机械化、形式化,被动而不能主动,因袭而不能创造”,因而提倡“办学自由”,“不能单凭政府法令章则办教育”。先生在广西工作数十年,办的多是“晓庄师范”式的学校,如桂林师专等,因而往往为当权者所不容。
解放后,先生被任为广西司法厅厅长,而不用其所长,未使他为教育事业再做贡献,很是可惜。1957年“反右”中“获罪”,就更无可说了。
1975年5月,这位教育家未及见到“十年浩劫”的终结,就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应补述唐先生与先父梁漱溟的交谊如下。
1934年至1936年间,先生曾应邀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邹平县),任研究部导师、训练部主人,并兼管院刊《乡村建设》,从而与先父成为同事与朋友。《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一书就是在此期间由先生主持编辑成书的,较先生倡议下编成的《朝话》还早一两年。1976年先父重读唐先生为《文录》所写“编者赘言”后,曾写有这样一些话:“现之此文称我‘认真做人’,确是一语道着。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最好不过了。”末后又说,对他的缺点或短处,“文内于此未及指出,却不少溢美之词,是其缺失。然而观其叙述之委曲详尽,又曷胜知己之感耶!”
至于黄省敏先生,据我所知:他是苏北某县红花埠人,乡建院训练部学生,以品学兼优,结业后留院工作。抗战之初,在鲁南参加敌后游击队,约在1939年6月,非死于敌人枪口之下,而是被诬为托匪遭杀害。《增订版叙言》中这一记述,与他的同学与战友孟宪蕴自台湾的来信(1994年)所述可相互印证。
这是值得纪念的两位有心人,是他们使先父于朝会与学子们的一些讲话,借《朝话》的一版再版,得以流传而不被湮没。
梁培宽记
2010年7月20日
时年八十有五
这本书的产生,自然应首推“朝话”的讲述者;可如果没有唐现之先生和黄省敏先生这两位有心人,大概也就没有这本书了。这一点,“增订版叙言”里曾提及,可惜太简略。
唐现之先生,广西灌阳县文市镇田心村人,生于1897年。1919年入南京高等师范,受业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深受其影响,崇信陶先生教育思想。早年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因而结识了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后均加入中国共产党)。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尽力于师范教育,培养合格的育人人才。在办学中,贯彻“教学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育必须为社会服务等陶先生的教育主张。唐先生认为“教育最怕是机械化、形式化,被动而不能主动,因袭而不能创造”,因而提倡“办学自由”,“不能单凭政府法令章则办教育”。先生在广西工作数十年,办的多是“晓庄师范”式的学校,如桂林师专等,因而往往为当权者所不容。
解放后,先生被任为广西司法厅厅长,而不用其所长,未使他为教育事业再做贡献,很是可惜。1957年“反右”中“获罪”,就更无可说了。
1975年5月,这位教育家未及见到“十年浩劫”的终结,就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
应补述唐先生与先父梁漱溟的交谊如下。
1934年至1936年间,先生曾应邀往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邹平县),任研究部导师、训练部主人,并兼管院刊《乡村建设》,从而与先父成为同事与朋友。《梁漱溟先生教育文录》一书就是在此期间由先生主持编辑成书的,较先生倡议下编成的《朝话》还早一两年。1976年先父重读唐先生为《文录》所写“编者赘言”后,曾写有这样一些话:“现之此文称我‘认真做人’,确是一语道着。世人以学者看待我,非我所愿接受。如其看我是自有其思想的人,而且是一生总本着自己的思想识见而积极行动的人,那便最好不过了。”末后又说,对他的缺点或短处,“文内于此未及指出,却不少溢美之词,是其缺失。然而观其叙述之委曲详尽,又曷胜知己之感耶!”
至于黄省敏先生,据我所知:他是苏北某县红花埠人,乡建院训练部学生,以品学兼优,结业后留院工作。抗战之初,在鲁南参加敌后游击队,约在1939年6月,非死于敌人枪口之下,而是被诬为托匪遭杀害。《增订版叙言》中这一记述,与他的同学与战友孟宪蕴自台湾的来信(1994年)所述可相互印证。
这是值得纪念的两位有心人,是他们使先父于朝会与学子们的一些讲话,借《朝话》的一版再版,得以流传而不被湮没。
梁培宽记
2010年7月20日
时年八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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