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种子不死
近日尽管考试杂乱纷繁，读书和思考倒是深入了不少，越读书就越觉得自己的无知，然后就更想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道的事物和历史，于是前人大概就是这样掉进书海变成书虫的吧，一笑。变成书虫我也乐意，因为这样的思考像蜂蜜之于熊一样吸引着我，即便辛苦数天也仅有一点所感仍然是幸福的。
我一直爱在口头上说自己对城市问题感兴趣，可是却长久地找不到看清楚问题的入口，于是这种热爱便几乎就要和以前的每一个新爱好一样，如蜻蜓点水般转瞬即逝。可是这个暑假过后，我面前那堵遮住光明的墙壁似乎裂开了一条缝，有几丝光透过厚厚的壁垒照进了我的世界，尽管依然不能保证这些光能将黑暗全部照亮，但是至少就目前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城市是人类的工具。但时至今日，这种工具已鲜能尽其功用。城市，已失去效率：它们耗蚀我们的躯体，它们阻碍我们的精神。城市里四起的紊乱令人深感冒犯：秩序的退化既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又粉碎了我们的体面。它们已不适于这个时代，它们已不适于我们。”
这是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暂且不论他的措施能否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的描述本身就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一点上，雅各布斯与他截然不同。不论雅各布斯多么雄辩，她对城市的描述与评论依然是功利性的，目的是支撑她的其他方面的结论。事实上，城市在她那里只是文化批判的一个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她反而忽视了城市本身的工具性质。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一书中所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城市与乡村兴起的先后问题，可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她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一个严谨的定义。现在观之，雅氏赖以立论的“城市”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市场罢了。在前提错误的情形之中，雅氏的学说只能在某些方向上提供警醒，并不足以作为学术探索的起点。
芒福德的学术探索比雅各布斯要专业得多。为了探索城市的兴起过程，他研究了更多的区域和更多的历史。在踏遍欧洲之后，他写成了《城市文化》，这部书的名气似乎没有《城市发展史》那么大，但是私以为更容易读一些。芒福德在书中如此描述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城市之兴起：
“（文艺复兴之后）与中世纪局面形成对照的是，政权、人口都已经不再游离分散，不再各自为政。继续抓住老式经济体制不放仍然奉行自治市经济的，只有德意志的少数小国家。国家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其组成部分的连续丧失，比如首都城市的极大扩展，使之规模过大，与外省城市不成比例，并且是消耗了这些地方城市的利益而获得发展的。”
这对于换一个角度理解京沪穗深的超常发展是否有帮助呢？对于理解环京津贫困带的成因是否有帮助？
他还说：
“由此，自由城市的时代结束了，那些自由城市的文化分布和传播广泛，组合形式相对来说比较民主，但终究，自由城市还是向专制主义的城市体制让步了。唯有很少数中心城市的发展很异常，而让其他大多数城镇，或者接受停滞不前的命运，或者亦步亦趋，徒劳无益地效法其他城市。”
当今举国上下城市发展的同质化是否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些解释来源？当开发区成了展示政绩和升官发财的手段之后，模仿长安街的200米宽的街道出现在县城里也未必是件特别惊悚的事。
“法律、秩序、统一，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城市的特殊产品。但是，这里的法律是用来巩固少数统治阶级的身份和特权地位的；这里的秩序是一种机械性的秩序，它的基础不是血亲联系，不是邻里亲情，更不是家族宗盟目的或姻亲情感，而是臣服于君主的统属关系；至于统一，这种统一只是官僚政客的统一，是他们与他们的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的统一，是他们与他们的档案、官样文章的统一，与他们无尽无休的条规、制度和捐税的统一。维护这种生活秩序的外部手段就是其军队，而它的经济工具则是为商业资本制定的政策；它最典型的组织机构则是它的常备军队、它的交易所、它的官僚员属和它的法庭。在这一切分支组织体制之下，有一种和谐是支配了各个领域里的职能，就是他们跨过各界的界限，为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新形式——他们的巴洛克城市。”
这段话大概也是借古讽今的极好材料吧？中国的城市化如同现代化一样走上了近乎完全西化的道路，巴洛克风格的城市横行于汽车初兴时的美国，也正在横行于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这样的道路是否好，我们依然没有证据来判定，因为好和坏的问题是需要由价值观支撑的，不同人肯定有不同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在考虑用何种方法建设现代中国城市时，是否应当考量历史上的中国城市？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发展道路是否需要稍加整理与学习而非完全抛弃？
学科之间的鸿沟似乎阻止了这种期望的实现。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仿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研究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尽管对象可能都是城市。当你向一位经济学者提出城市的某种历史的思考角度时，他很可能会说：这不是我们这个学科所要研究的问题，你不需要多想。确实，如今的经济学已经充满了数字化的符号和软件的运行过程，但是这是否依然是那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学科呢？
李剑农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卷）》中引述了《东京梦华录》的一段话：
“每日如宅舍宫苑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杨、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熝、香药、果子，扑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
这些描述，是不是仿佛就发生在如今的市井里？历史是有传承的，忘记了历史，也就忘记了祖先们活过的意义。
正是这些阅读，让我明白城市研究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群公式的堆砌，也不在乎所谓的“政策建议”，本质上来说它就是生活，从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中抽象，再放回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检验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着眼的基点，是城市是否真的能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在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的当下，思考这个问题还不算晚，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上，“若精神觊觎真理，则将自毁；而一旦与尘世结合，则将丰沃。” 换句话说，如果种子不死，那它必将开出花朵。
我一直爱在口头上说自己对城市问题感兴趣，可是却长久地找不到看清楚问题的入口，于是这种热爱便几乎就要和以前的每一个新爱好一样，如蜻蜓点水般转瞬即逝。可是这个暑假过后，我面前那堵遮住光明的墙壁似乎裂开了一条缝，有几丝光透过厚厚的壁垒照进了我的世界，尽管依然不能保证这些光能将黑暗全部照亮，但是至少就目前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
“城市是人类的工具。但时至今日，这种工具已鲜能尽其功用。城市，已失去效率：它们耗蚀我们的躯体，它们阻碍我们的精神。城市里四起的紊乱令人深感冒犯：秩序的退化既伤害了我们的自尊，又粉碎了我们的体面。它们已不适于这个时代，它们已不适于我们。”
这是柯布西耶在《明日之城市》的序言里的一段话。暂且不论他的措施能否解决问题，这个问题的描述本身就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这一点上，雅各布斯与他截然不同。不论雅各布斯多么雄辩，她对城市的描述与评论依然是功利性的，目的是支撑她的其他方面的结论。事实上，城市在她那里只是文化批判的一个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她反而忽视了城市本身的工具性质。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一书中所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是城市与乡村兴起的先后问题，可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她并没有对城市进行一个严谨的定义。现在观之，雅氏赖以立论的“城市”就其本质而言只是市场罢了。在前提错误的情形之中，雅氏的学说只能在某些方向上提供警醒，并不足以作为学术探索的起点。
芒福德的学术探索比雅各布斯要专业得多。为了探索城市的兴起过程，他研究了更多的区域和更多的历史。在踏遍欧洲之后，他写成了《城市文化》，这部书的名气似乎没有《城市发展史》那么大，但是私以为更容易读一些。芒福德在书中如此描述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城市之兴起：
“（文艺复兴之后）与中世纪局面形成对照的是，政权、人口都已经不再游离分散，不再各自为政。继续抓住老式经济体制不放仍然奉行自治市经济的，只有德意志的少数小国家。国家的发展付出的代价是其组成部分的连续丧失，比如首都城市的极大扩展，使之规模过大，与外省城市不成比例，并且是消耗了这些地方城市的利益而获得发展的。”
这对于换一个角度理解京沪穗深的超常发展是否有帮助呢？对于理解环京津贫困带的成因是否有帮助？
他还说：
“由此，自由城市的时代结束了，那些自由城市的文化分布和传播广泛，组合形式相对来说比较民主，但终究，自由城市还是向专制主义的城市体制让步了。唯有很少数中心城市的发展很异常，而让其他大多数城镇，或者接受停滞不前的命运，或者亦步亦趋，徒劳无益地效法其他城市。”
当今举国上下城市发展的同质化是否能够从这里找到一些解释来源？当开发区成了展示政绩和升官发财的手段之后，模仿长安街的200米宽的街道出现在县城里也未必是件特别惊悚的事。
“法律、秩序、统一，这些都是巴洛克首都城市的特殊产品。但是，这里的法律是用来巩固少数统治阶级的身份和特权地位的；这里的秩序是一种机械性的秩序，它的基础不是血亲联系，不是邻里亲情，更不是家族宗盟目的或姻亲情感，而是臣服于君主的统属关系；至于统一，这种统一只是官僚政客的统一，是他们与他们的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的统一，是他们与他们的档案、官样文章的统一，与他们无尽无休的条规、制度和捐税的统一。维护这种生活秩序的外部手段就是其军队，而它的经济工具则是为商业资本制定的政策；它最典型的组织机构则是它的常备军队、它的交易所、它的官僚员属和它的法庭。在这一切分支组织体制之下，有一种和谐是支配了各个领域里的职能，就是他们跨过各界的界限，为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新形式——他们的巴洛克城市。”
这段话大概也是借古讽今的极好材料吧？中国的城市化如同现代化一样走上了近乎完全西化的道路，巴洛克风格的城市横行于汽车初兴时的美国，也正在横行于改革三十年后的中国。这样的道路是否好，我们依然没有证据来判定，因为好和坏的问题是需要由价值观支撑的，不同人肯定有不同答案；但是我们可以质疑：在考虑用何种方法建设现代中国城市时，是否应当考量历史上的中国城市？中国传统的城市建设思想和发展道路是否需要稍加整理与学习而非完全抛弃？
学科之间的鸿沟似乎阻止了这种期望的实现。历史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仿佛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研究着完全不同的问题，尽管对象可能都是城市。当你向一位经济学者提出城市的某种历史的思考角度时，他很可能会说：这不是我们这个学科所要研究的问题，你不需要多想。确实，如今的经济学已经充满了数字化的符号和软件的运行过程，但是这是否依然是那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学科呢？
李剑农先生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卷）》中引述了《东京梦华录》的一段话：
“每日如宅舍宫苑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杨、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熝、香药、果子，扑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亦有扑上件物事者，谓之勘宅。”
这些描述，是不是仿佛就发生在如今的市井里？历史是有传承的，忘记了历史，也就忘记了祖先们活过的意义。
正是这些阅读，让我明白城市研究的真正含义。它不是一群公式的堆砌，也不在乎所谓的“政策建议”，本质上来说它就是生活，从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中抽象，再放回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检验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着眼的基点，是城市是否真的能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在中国城市化不断加速的当下，思考这个问题还不算晚，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事实上，“若精神觊觎真理，则将自毁；而一旦与尘世结合，则将丰沃。” 换句话说，如果种子不死，那它必将开出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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