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己成为陌生人
这本书很容易引起了我的注意。富有诗意的名字，让我起初以为是一本类似于《阿凡达》故事的人类学读本，多少带些后殖民批评也未可知。很快，我的猜测就被推翻了。还好，真正的书更有趣，更贴近于人之本质。这本以（即使是“火星上的”）“人类学家”为名的书，腰封上的荐书人都是各界大牛，却独缺来自人类学的视角。作为即将焦头烂额地投入毕业论文的人类学学生，我但愿能转个角度来看这本关于疾病的书。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一句自我解嘲的戏言，出自谭普·格兰丁(Temple Grandin)，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女性。还是婴儿时，她就显得不同寻常——“6个月的时候，在母亲的怀里她就已经很健硕了，10个月的时候‘像一只受困的动物’那样撕咬她的母亲”(P.24)。3岁时，她被神经专科医生诊断为自闭症。她成为一枚怪异的硬币，一面“颓废而暴力”，另一面则是“一个平静有序的世界”(P.25)。
“正常人”们尽可以选择公允和正义的态度，不以为谭普有什么特殊，甚或真诚地为她可以成功融入社会而祷告。也许，她的自闭还可以成为一个议题——这究竟是文化造就的“地方性知识”，还是先天的生理缺陷使然。无论如何，从作者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记录来看，这种几近与生俱来的疾病实实在在地给谭普带来了无数困扰。她与旁人领悟世界的方式交集有限，不适感好似被迫插班改学文科的理科生。她既不能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旷世悲情，也无法理解藏在大自然中的“壮丽”究竟是什么。所以，她希望用经验材料补充自己与其他人的隔阂，用理智来探索和学习“人类”的情感。另一方面，她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异乎常人的交流，其事例萨克斯多有提及。这是另一枚硬币，“对于动物的情感和信息会有即刻的直觉反应，而对于人类传达的信号和规则、人类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她却很难理解”。(P.38)如同全文乃至全书的题眼，她说道，“跟人类呆在一起感觉不同，在那里研究人类就是试图去理解本土人的生活，而跟动物在一起则不是这种感觉”。(P.38)“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这种特别的体验，在造化弄人的残酷之外，又意外的多了几分迷人之处。
一如姬十三先生在中文版序中提到的，谭普的经历与伤感的动画片《玛丽与马克思》(Mary and Max)颇为相似。她的疾病类似马克思，而她的选择又有玛丽的影子——投身科学。自闭症和动物学两方面的研究，使她拥有了凡常意义上的生命价值。更加重要的是，在自闭症研究中，她借助科学知识维护了自我认知的自觉，保留了她诸如“自闭症是使我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P.60)的信心。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自己的陌生化过程。最终，自己成为陌生人，而谭普在不经意间成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这样，目前还算“正常人”的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认为谭普是个幸运的人了。有趣的是，她的同名传记片在今年年初新鲜出炉。这部电视电影恰好可以跟国产的《海洋天堂》做个比较，观察一下淮南淮北大众文化对自闭症的认知。
萨克斯的书里一共收集了七个典型案例，其中的主人公或身陷困境，或突获异禀。从传统意义的医学角度看，尽管颇为离奇，但选择性失忆、丧失对色彩的认知等案例完全可以归根于器官的损伤或变异。在萨克斯列举的案例中，他与患者的接触与交流扩展了医学的可能性。与谭普的交流中，他思忖“如果她把自己看做一个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那么她也会把我视为一个研究她的症状的人类学家”。(P.61)他的实践置疾病于社会互动，对方不是有待治疗的病人，而是生活在世界中的画家、医生、摇滚爱好者，其整体视野与医学人类学或公共卫生研究的理念不谋而合。
无独有偶，科班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道德的重量》一书中，同样举出七个案例，以讨论道德如何超越地方共同体的伦理学问题。像萨克斯一样，他也是大多数案例的参与者，并感觉到“自己已经超出了一个道德经验见证者和记录者的局限”。(P.200)不只是谭普彳亍在认识自身的旅途当中，一向凛然的研究者，萨克斯和凯博文们已经做出了“你永远不会独行”的保证。1974年，登山时的意外事故使萨克斯身负重伤，一时间丧失了习以为常的身体机能，左腿失去知觉，好似不复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医生变成了病人，像谭普一样，他的身体变成了陌生的“他者”，这段经历另有《单腿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一书详述。
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费彻尔(Michael Fischer)回顾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变革的互动和学科自身的表述危机，最终把“变熟为生”的文化批评视做一条恰当的出路。谭普、萨克斯以及凯博文的经历与应对都具有这种 “化熟为生”的特质，反映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从原始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这种嬗变并不均质和线性，还要费心应对各种尖锐的批评。如今，人类学从殖民者的“乏走狗”变成了一门具有包容性的学科，与天下大势有关，与不停歇的自我省思也不无关系。
据说“马老师”当初颇为欣赏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全因那是“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1]。其情其景，算得时代的写照——人类学应该从“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2]转向了。从早先的“国民性”等等宏大命题，到（无论异文化还是本文化的）社区研究，在不完全遵循时间线的情况下，人类学的面貌几经变幻，“他者”的幽灵始终萦绕其中。个人生活史及医师手记式的案例记录，着眼点已经从往日的国族、社区逐渐集中到鲜活的个体身上，仿佛人类学之源头活水。
[1]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12页。
[2]马林诺夫斯基，《序》，载《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13页。
“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是一句自我解嘲的戏言，出自谭普·格兰丁(Temple Grandin)，一位患有自闭症的女性。还是婴儿时，她就显得不同寻常——“6个月的时候，在母亲的怀里她就已经很健硕了，10个月的时候‘像一只受困的动物’那样撕咬她的母亲”(P.24)。3岁时，她被神经专科医生诊断为自闭症。她成为一枚怪异的硬币，一面“颓废而暴力”，另一面则是“一个平静有序的世界”(P.25)。
“正常人”们尽可以选择公允和正义的态度，不以为谭普有什么特殊，甚或真诚地为她可以成功融入社会而祷告。也许，她的自闭还可以成为一个议题——这究竟是文化造就的“地方性知识”，还是先天的生理缺陷使然。无论如何，从作者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的记录来看，这种几近与生俱来的疾病实实在在地给谭普带来了无数困扰。她与旁人领悟世界的方式交集有限，不适感好似被迫插班改学文科的理科生。她既不能分享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旷世悲情，也无法理解藏在大自然中的“壮丽”究竟是什么。所以，她希望用经验材料补充自己与其他人的隔阂，用理智来探索和学习“人类”的情感。另一方面，她与动物之间存在着异乎常人的交流，其事例萨克斯多有提及。这是另一枚硬币，“对于动物的情感和信息会有即刻的直觉反应，而对于人类传达的信号和规则、人类的行为、处事的方式，她却很难理解”。(P.38)如同全文乃至全书的题眼，她说道，“跟人类呆在一起感觉不同，在那里研究人类就是试图去理解本土人的生活，而跟动物在一起则不是这种感觉”。(P.38)“火星上的人类学家”，这种特别的体验，在造化弄人的残酷之外，又意外的多了几分迷人之处。
一如姬十三先生在中文版序中提到的，谭普的经历与伤感的动画片《玛丽与马克思》(Mary and Max)颇为相似。她的疾病类似马克思，而她的选择又有玛丽的影子——投身科学。自闭症和动物学两方面的研究，使她拥有了凡常意义上的生命价值。更加重要的是，在自闭症研究中，她借助科学知识维护了自我认知的自觉，保留了她诸如“自闭症是使我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P.60)的信心。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自己的陌生化过程。最终，自己成为陌生人，而谭普在不经意间成为一个优秀的“业余人类学家”。这样，目前还算“正常人”的我，终于可以问心无愧地认为谭普是个幸运的人了。有趣的是，她的同名传记片在今年年初新鲜出炉。这部电视电影恰好可以跟国产的《海洋天堂》做个比较，观察一下淮南淮北大众文化对自闭症的认知。
萨克斯的书里一共收集了七个典型案例，其中的主人公或身陷困境，或突获异禀。从传统意义的医学角度看，尽管颇为离奇，但选择性失忆、丧失对色彩的认知等案例完全可以归根于器官的损伤或变异。在萨克斯列举的案例中，他与患者的接触与交流扩展了医学的可能性。与谭普的交流中，他思忖“如果她把自己看做一个火星上的人类学家，那么她也会把我视为一个研究她的症状的人类学家”。(P.61)他的实践置疾病于社会互动，对方不是有待治疗的病人，而是生活在世界中的画家、医生、摇滚爱好者，其整体视野与医学人类学或公共卫生研究的理念不谋而合。
无独有偶，科班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道德的重量》一书中，同样举出七个案例，以讨论道德如何超越地方共同体的伦理学问题。像萨克斯一样，他也是大多数案例的参与者，并感觉到“自己已经超出了一个道德经验见证者和记录者的局限”。(P.200)不只是谭普彳亍在认识自身的旅途当中，一向凛然的研究者，萨克斯和凯博文们已经做出了“你永远不会独行”的保证。1974年，登山时的意外事故使萨克斯身负重伤，一时间丧失了习以为常的身体机能，左腿失去知觉，好似不复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医生变成了病人，像谭普一样，他的身体变成了陌生的“他者”，这段经历另有《单腿站立》(A Leg To Stand On)一书详述。
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马尔库斯(George Marcus)和费彻尔(Michael Fischer)回顾了人类学与社会文化变革的互动和学科自身的表述危机，最终把“变熟为生”的文化批评视做一条恰当的出路。谭普、萨克斯以及凯博文的经历与应对都具有这种 “化熟为生”的特质，反映了人类学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经历从原始到现代、从“野蛮”到文明的嬗变，这种嬗变并不均质和线性，还要费心应对各种尖锐的批评。如今，人类学从殖民者的“乏走狗”变成了一门具有包容性的学科，与天下大势有关，与不停歇的自我省思也不无关系。
据说“马老师”当初颇为欣赏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全因那是“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1]。其情其景，算得时代的写照——人类学应该从“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2]转向了。从早先的“国民性”等等宏大命题，到（无论异文化还是本文化的）社区研究，在不完全遵循时间线的情况下，人类学的面貌几经变幻，“他者”的幽灵始终萦绕其中。个人生活史及医师手记式的案例记录，着眼点已经从往日的国族、社区逐渐集中到鲜活的个体身上，仿佛人类学之源头活水。
[1]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载《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312页。
[2]马林诺夫斯基，《序》，载《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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