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界的相遇
某个清晨，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群昆虫似的外星人。他们来历不明，无法沟通，而且充满敌意，有着奇怪的外表和强大的攻击性武器，短短两周之内就将人类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整个社会和政治制度都迅速走向崩溃，幸存者沦为奴隶。正在濒临绝境之际，这些外星人却纷纷倒地而亡——原来他们是在火星的无菌环境中进化出来的，完全缺乏对细菌的免疫能力，对他们而言，地球上的细菌便是最强大的生物武器。
这个故事情节出自H.G.威尔斯1898年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虽然这个著名桥段被设置在未来，不过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其结果是倒过来的：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一小群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当地土著无法抵御西班牙人所携带的病菌，死亡率惊人，而幸存者则屈服于入侵者的霸权之下。
尽管现在公认病菌是当时新旧两个世界相遇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却仍未严肃地看待这个观点。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率先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那一时期的世界史，进而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大结果之一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病菌、植物品种都交流互换，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这一视角与传统史学观念大异其趣，他当然不免也受到先知常有的被人误解和冷遇。此书辗转延宕了几年后，到1972年才终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受到如潮的批评，另有些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
确实，说病菌改变了世界历史，乍一看更像是通俗文学中的浪漫想法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观点还在含蓄地贬低了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而传统史学却正是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史。但《哥伦布大交换》写得流畅易懂，并不代表它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兴起后，白人后裔之所以能成功地殖民美洲，而在非洲和热带亚洲却几乎完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适应美洲的环境，相反，热带疾病却使非洲大陆成为“白人的坟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寿命常常不到一年，他们被白人视为“差劲的”奴隶，而非洲黑人却具备抵抗这些疾病的强健体格和种植、采矿的知识，因而适应在新大陆从事强迫劳动，这反倒成了黑人悲惨命运的祸根——数百万黑人被贩运为奴送往美洲。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的大交流，使得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两个美洲和两个非洲——美洲和非洲的食物和文化，都相互输入对岸。
新旧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妨看作是两个巨大而相对封闭系统的交汇——就像一条运河凿通两个湖泊之后，必然使生活在其中的不同鱼群相互游动。开放和交换可以带来积极的后果，但如果两者差别悬殊，那么大交换首先带来的或许是灭顶之灾。正如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原本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生活得很好，因为缺乏天敌，它甚至没有进化出飞翔的能力；但在欧洲人发现该岛后，在200年之内，这种鸟就在不断捕杀下完全灭绝。而复活节岛在病菌打击下的悲惨命运，更是一个典型缩影。
说到底，人和任何生物一样，许多能力都是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一旦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可能迅速崩溃——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了呼吸氧气，到一个没有氧气的外星空间，几秒钟内就会丧命。本书中所提出的病菌传播和免疫能力进化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和隐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两个巨大而陌生的系统相遇时的危机、调适再到平衡的过程。
被欧洲白人携带到美洲的病菌，其最突出的、也是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它和白人宿主已经完全相互适应，也不会伤害宿主，但对缺乏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它却是致命的。这就像现在人们已渐渐熟悉的生物入侵：小龙虾、一枝黄、美洲白蛾在原产地都很普通，但它们被引进到中国后，却在一个缺乏天敌的环境下到处繁殖蔓延，破坏生态平衡；而中国人喜欢吃的大闸蟹，随着船只“偷渡”到英国后，也称霸河道，变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痛难题。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看来可怕的病菌或入侵生物，它在原产地都必定有克制它的天敌。在原产地，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而到了一个没有这一机制的新环境中，即便一种看来温和无害的生物都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给当地带来毁灭性影响——想想看，当年连兔子都能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
地理大发现时代新旧大陆的相遇，肯定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个巨系统之间的交汇，而其中最积极的后果之一就是玉米、南瓜、西红柿、马铃薯、蕃薯、花生等美洲粮食作物输入旧世界。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也养活了更多人，因为马铃薯的单位亩产通常超过任何其他作物，其结果使它成为了穷人的保命食物。从爱尔兰、东欧、俄国，直到中国，这些美洲食物都使人口增长有了基础性保障。何炳棣曾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从明末清初起，福建、广东、汉江流域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山区都被开垦出来（因为蕃薯和玉米不挑剔田地），为人口大增奠定了基础——当然，它也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即当地水土流失的加剧。在南部非洲，木薯和玉米革命性地改变了食物生产形势，立刻引起人口增加，并进而在许多地方导致国家级政治制度的兴起，因为那里的人们第一次有了足够多剩余食物来供养统治阶级。
两个世界的相遇，也许由悲剧开始，但最终还是能以喜剧告终。当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达成，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更多元的环境。只要肌体健康，病菌和入侵的外来生物终将在一个新环境下走向稳定状态，去除危害，更多的毕竟是开放交流带来的益处。——其实国家间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开放，它对外界涌入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也是缺乏免疫能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生态学隐喻。确实如他所言，“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一个最强健的系统就是能够作出积极反馈和调整、从而不断达到新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
这个故事情节出自H.G.威尔斯1898年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虽然这个著名桥段被设置在未来，不过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其结果是倒过来的：五百年前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一小群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当地土著无法抵御西班牙人所携带的病菌，死亡率惊人，而幸存者则屈服于入侵者的霸权之下。
尽管现在公认病菌是当时新旧两个世界相遇时一个无法忽视的决定性因素，但在四十多年前，学术界却仍未严肃地看待这个观点。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率先从这一角度来解释那一时期的世界史，进而指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重大结果之一是：旧大陆和新大陆的病菌、植物品种都交流互换，极大地影响了此后的世界历史。这一视角与传统史学观念大异其趣，他当然不免也受到先知常有的被人误解和冷遇。此书辗转延宕了几年后，到1972年才终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受到如潮的批评，另有些甚至不屑一顾懒得评论——但事实证明，这是一本堪称经典的著作。
确实，说病菌改变了世界历史，乍一看更像是通俗文学中的浪漫想法而非严肃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观点还在含蓄地贬低了人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而传统史学却正是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史。但《哥伦布大交换》写得流畅易懂，并不代表它的观点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谁也无法否认（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证实）的一个事实是：西方兴起后，白人后裔之所以能成功地殖民美洲，而在非洲和热带亚洲却几乎完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能适应美洲的环境，相反，热带疾病却使非洲大陆成为“白人的坟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种植园和矿山劳动寿命常常不到一年，他们被白人视为“差劲的”奴隶，而非洲黑人却具备抵抗这些疾病的强健体格和种植、采矿的知识，因而适应在新大陆从事强迫劳动，这反倒成了黑人悲惨命运的祸根——数百万黑人被贩运为奴送往美洲。用本书中的话说，当时的大交流，使得大西洋两岸出现了两个美洲和两个非洲——美洲和非洲的食物和文化，都相互输入对岸。
新旧两个世界的相遇，不妨看作是两个巨大而相对封闭系统的交汇——就像一条运河凿通两个湖泊之后，必然使生活在其中的不同鱼群相互游动。开放和交换可以带来积极的后果，但如果两者差别悬殊，那么大交换首先带来的或许是灭顶之灾。正如毛里求斯岛上的渡渡鸟，原本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生活得很好，因为缺乏天敌，它甚至没有进化出飞翔的能力；但在欧洲人发现该岛后，在200年之内，这种鸟就在不断捕杀下完全灭绝。而复活节岛在病菌打击下的悲惨命运，更是一个典型缩影。
说到底，人和任何生物一样，许多能力都是适应特定环境的产物，一旦遇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可能迅速崩溃——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习惯了呼吸氧气，到一个没有氧气的外星空间，几秒钟内就会丧命。本书中所提出的病菌传播和免疫能力进化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缩影和隐喻，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充满了这种两个巨大而陌生的系统相遇时的危机、调适再到平衡的过程。
被欧洲白人携带到美洲的病菌，其最突出的、也是决定性的一个特点是：它和白人宿主已经完全相互适应，也不会伤害宿主，但对缺乏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它却是致命的。这就像现在人们已渐渐熟悉的生物入侵：小龙虾、一枝黄、美洲白蛾在原产地都很普通，但它们被引进到中国后，却在一个缺乏天敌的环境下到处繁殖蔓延，破坏生态平衡；而中国人喜欢吃的大闸蟹，随着船只“偷渡”到英国后，也称霸河道，变成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头痛难题。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看来可怕的病菌或入侵生物，它在原产地都必定有克制它的天敌。在原产地，各种生物之间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而到了一个没有这一机制的新环境中，即便一种看来温和无害的生物都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给当地带来毁灭性影响——想想看，当年连兔子都能在澳大利亚泛滥成灾。
地理大发现时代新旧大陆的相遇，肯定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个巨系统之间的交汇，而其中最积极的后果之一就是玉米、南瓜、西红柿、马铃薯、蕃薯、花生等美洲粮食作物输入旧世界。它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的餐桌，也养活了更多人，因为马铃薯的单位亩产通常超过任何其他作物，其结果使它成为了穷人的保命食物。从爱尔兰、东欧、俄国，直到中国，这些美洲食物都使人口增长有了基础性保障。何炳棣曾雄辩地证明，正是由于美洲粮食作物的传入，从明末清初起，福建、广东、汉江流域等原本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山区都被开垦出来（因为蕃薯和玉米不挑剔田地），为人口大增奠定了基础——当然，它也带来一个消极后果，即当地水土流失的加剧。在南部非洲，木薯和玉米革命性地改变了食物生产形势，立刻引起人口增加，并进而在许多地方导致国家级政治制度的兴起，因为那里的人们第一次有了足够多剩余食物来供养统治阶级。
两个世界的相遇，也许由悲剧开始，但最终还是能以喜剧告终。当一个新的动态平衡达成，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更多元的环境。只要肌体健康，病菌和入侵的外来生物终将在一个新环境下走向稳定状态，去除危害，更多的毕竟是开放交流带来的益处。——其实国家间政治又何尝不是如此：当一个封闭的国家走向开放，它对外界涌入的许多新事物、新观念也是缺乏免疫能力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说“打开窗户，让户外的空气进来，但是，很多的细菌也会进来的”，这就是一个明显的生态学隐喻。确实如他所言，“这没有什么可怕”，因为一个最强健的系统就是能够作出积极反馈和调整、从而不断达到新的动态平衡的开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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