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市场与城市

商业发展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不容置疑，古罗马城市的衰落犹如前车之鉴。但是当中世纪欧洲城市没落庄园勃兴之际，东方的中国竟然出现临安这样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着实值得我们通过历史记载去还原现场。近日阅读《中国经济史考证》，为加藤繁先生的精细考据所折服，并经由他的介绍，更全面地了解到了唐宋两代市场与城市发展的具体内容。

《考证》转引《酉阳杂俎》记载（以下古书皆为转引），唐代长安设有东、西市（以下“市”皆指市场），二者皆在皇城之外的坊中。坊是四周设墙的功能区，多用于居住，并且严格地执行着日出开门日落关门的规则。这也就决定了长安城的市场在唐代几乎没有多大的扩展可能——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时间尺度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市场是不临道路的，欲买卖商品必须先进入围墙内的坊中。不仅如此，唐还规定县以下不得设“市”，可是民间的物品交换是不可能完全由县或县以上的官方市场cover的，因此各地方乃至大都市周边出现了大量草市。

到了宋代，随着政局稳定和经济恢复，交易规模与范围不断扩大，市、坊制度相继衰落。《东京梦华录》对市场的描述已经跃出了特定区域之限，店铺临街而设以成为常态，甚至政府还“赁官地创屋，与民为面市”。（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认为此面市为买卖面粉和面食之市，我认为他徒见其形而未得本质，事实上这里的“面市”应当作市场之门面解吧。）这种制度变迁表面上看是政府对市场控制力下降的表征，但实际上我想这是商业与市场的力量对传统与政府管制的一次大的胜利吧。正是以这次胜利为基础，有宋一代才会培育出如此发达的市场与城市体系，而这一切都建基于市场自发的调节——地区分工深化、城市内同业集聚、市的数量和范围的增加，事实上都没有得到政府的褒扬。

据加藤先生考证，商业机构摆脱了政府的规制后，其空间分布出现了鲜明的分散与集聚交融的特征。一方面，各行各业都散布于城市区域之中，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行业又都有较为集聚的街区，并形成鳞次栉比的“行”。

南宋的市场发展程度比北宋更上一层楼。《梦粱录》记载：“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市。湖州米市桥、黑桥，俱是米行，接客出粜。”可见一百多万人所需的大米几乎全凭市场调度，并因此在城市周边交通畅通处形成大型批发中心。经过牙人（中介商）介绍，城内米行直接到此处进货并入城销售，货款在约定之日付清。

在这里我遇到一个问题：南宋临安城内一百多万人口的职业构成是什么？整个城市有哪些主要产业？目前为止还没有读到此类记载，恳请各位看官赐教一二。

回到主题。据《梦粱录》，临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俱系城内外诸面店、分茶店、酒店及盘街卖烤肉等人，自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这个市场每天从三更到黎明开业，并且所卖对象仅仅是城内各饭馆。这也许能够说明当时的临安城内各行的分布不仅集聚而且呈现“分化的集聚”状态？也就是说行业内部根据客户群不同而集中于不同的场所。这大概只能是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时才会出现的状况。

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张，政府及其官员也坐不住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郓州……徙城之始，衢路显敞，其后守吏增市廊以收课。”看到了吧，政府帮着建立道路两旁的门面，从而直接、间接地扩充自己的财源和税源——如果能够得到利益，谁愿意阻碍经济发展呢？据记载，即使在江宁这样的县城，“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钱三、二千。”这可是近乎无本生意啊！

走笔至此，我终于能理解赵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中的结论——南宋时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其原因大概就在于上面的零碎的日常生活吧。

在宋代，市场发展和城市化、经济增长几乎可以视为同一进程的不同现象，可是为什么元明清三朝没有继承或发扬这一传统？宋代的这些表象是否为帝国经济的回光返照？抑或没有前途的恶之花？目前的城市发展进程能从中得到什么养分或者什么教训？这些都还没有确定解，继续恳求各位多多赐教。